訴“從實求知”治學赤子心

                                                                                                      ——何明教授訪談錄

采訪人：周子雯、周奕萱、楊穎、鄭宇虹

地點：雲南省昆明市何明老師辦公室

何明，雲南大學民族學一級學科負責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本次訪談的主題是何明教授在雲南大學的求學經曆與科研感悟，何明教授主要為我們介紹了民族研究的心得，并在雲大百年校慶來臨之際為中文系的同學們送上寄語。

采訪者：老師，我們了解到您畢業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雲南大學中文系，您可以向我們分享一下您求學經曆的事情嗎？

何明：好，我是恢複高考的第二屆、第一年，也就是1978年，考入雲大中文系的。恢複高考後，77級是78年的3月入學，78級是9月入學，可以說我們恢複高考以後進入雲大校園的第一批的學生。當然當時學校學生沒有現在那麼多，全校是千把學生的這麼樣的一個校園。當然我們當時的學習情況和你們現在很不一樣，這些人都經曆了辍學、渴望進入大學學習的一個漫長的過程。

因為66年停止高考，停止招生，那麼再到77年開始恢複高考，整整的11年的時間裡面，畢業的中學生都渴望能夠進大學學習。

對于我來講，我自己75年高中畢業，就下鄉當知青，在知青點裡面非常渴望學習，渴望能夠成為一個作家，看很多小說，看很多這個散文，把當時能夠找到的，允許看的、不允許看的，被列為封資修的，資産階級的也都找來看啊，甚至包括手抄本，什麼《少女的心》，當時的手抄本也都找來看，自己也使勁寫，希望能夠從事創作，能夠更渴望能夠進入大學去學習。

那麼當時高考和現在高考不一樣了，我們現在高考（錄取率）已經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我們那個時候的高考大概差不多百分之五上下。我們高考完了以後，初選出來的學生的都是最後錄的都是1/5，初選把大量的淘汰了，淘汰了以後，大概是5個裡面有1個能夠上大學，所以當時真正的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大家都把能夠進到大學學習的人看作是一個真正的幸運兒，于是大家都非常珍惜學習的機會。同時，同學之間的年齡差距是很大的，有66年高中畢業的，你想高中畢業到七七、七八年是多少歲了？也有七八年高中畢業的，當時的學制比較短，有小學5年、初中2年、高中2年的9年制的，所以有的同學是16歲，大的同學能夠到33、34歲，我們有同學是已經成了家，有了孩子。我記得我們同學裡面就有她的丈夫讀研究生，她讀大學，她的孩子上小學，小學一年級，大學一年級，研究生一年級，所以那個時候的年齡差距是非常大。那麼社會閱曆差距也很大，有在企業、在工廠、在各種單位工作了很長時間，有的已經成了單位領導，作為中文系的學生，還有的當時已經成為雲南省比較有名的作家了。像我是年齡偏小的同學之一，所以就看着我們同班同學，那些老大哥老大姐都是可以叫叔叔阿姨了。

那時候他們談起他們經曆的事情和我們經曆的事情完全不一樣，而整個盡管都是高考進入大學，其實大家的基礎差距也很大，他們在文革之前完成的小學初中高中的教育，都受了比較好的訓練，基礎都非常紮實。像我是65年上小學，75年高中畢業，整個學習階段全部在文革中度過，基本上沒有學多少東西。我們上學的時候，一個學期學軍，一個學期學農，一個學期學工，還有一個學期在學校裡面學寫大字報，基本上是沒有接受過什麼樣的好的訓練，也就是靠高考準備惡補一點，然後原來有喜歡閱讀這樣的一個基礎，才能夠考上大學。

那麼進來以後，的确這個同學之間的年齡差距、知識結構的差距、社會閱曆的差距，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在這樣的一個氛圍裡面，大家的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都非常珍惜學習的機會，都在拼命地讀書，把一切能用的時間全部都用到學習上來。當時中文系78級的教師是在會澤院的一樓，114，我們住的宿舍是在東方紅，我每天早上6:30起床，在校園裡面跑一圈，大概20分鐘；然後洗洗漱漱就背着書包，提着水壺，不像現在到處可以接水，把開水打好了，然後打了早點，背了就離開，或者去教室或者去圖書館。然後晚上會澤院是長明燈，因為樓上當時是學校行政辦公室，當時學校機關很小，會澤院二樓，學校所有的機關，除了财務處之外，全部在這上面，燈就是長明的燈就不關了。其他地方在晚上十點多就關燈了，比如說這文淵樓這一塊當時有一個是四合院，到十點鐘要關燈，所以同學們就早早地去會澤院占座位。我基本上晚上12點以後才會離開離開教室，因為對我來講，我一直認為我的基礎很差，因為在整個文革中完成了小學、初中、高中基礎教育，就要自己加倍地努力來把自己很薄弱的一個基礎把它補起來。所以當時大家也非常用功。

那麼同時剛才說到這個學校大家閱曆不一，都差别很大，那麼那些比較年長的那些同學，有一定社會閱曆的同學，他們很有思想也很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當時傷痕文學盛行，那麼他們就在比如鐘樓下面的草地裡面，大家就坐在那讨論，産生了激烈的争論。那個時候涉及到中國解放思想，也遇到了這麼一個階段，這個思想是非常活躍的，而且那個時候有很多同學很有才藝了，有我們當時在大禮堂中文系他們演話劇，全校都來看我們班同學會做演員演話劇，還記得他們四聲部無伴奏合唱。還有他們又有和曆史系其他同學組成這個樂隊，在校園裡面的生活，應該說非常豐富，這學校也變成了大家展示才華的一個重要的場合。像中文系的同學，我們李勃當時寫了一篇小說《阿慧》，在國内還産生了比較大的一些反響。另外我們一個同學叫陳景，他攝影，當時不像現在手機就照相了，那真是要用照相機，而且要用膠卷，一般的同學是不敢玩這個東西的，他攝影非常漂亮，在學校裡面做影展，這些的影響都非常大，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實我們那些生活基本上是在這樣的，在對知識的渴求(中度過)，真正的是如饑似渴。那種學習狀态在我們當老師之後是越來越遠了，不知道你們的情況怎麼樣？好。這就是我對這個階段的4年大學生活的基本的回憶。

關于當時的一些老師同學，當然對這些老師印象很深的，當時老師都一個方面是很盡職，也有很多老師非常優秀，像當時我們系主任是張文勳老師，那張文勳老師是一個非常儒雅的學者，對于像中國古代文論、像《文心雕龍》是非常的熟悉，同學們都是非常的尊重。在那時候還有一位吳進仁先生，那是劉文典先生的助教，做古代文獻、音韻學，也給我們講古代漢語，講唐詩研究，音韻學，像吳進仁先生的功底是非常深厚，他給我們上課時候說上大學中文系4年，起碼要背1萬首詩，當時我們全暈了。吳先生上課要講起詩詞來，激動得，你就感覺到他是進入那種詩的意境裡面，是一首接一首，就這麼在吟誦詩。我們有時候說，吳老師再給我們唱一首不，他說，不叫唱，這叫吟誦。你看到他剛才滿臉通紅激動得，似乎渾身都在顫抖，陶醉在這種詩的意境裡面。有時候我們到吃完晚飯，會沿着翠湖散步，遇到吳先生，你叫他說吳先生，他半天反應不過來，因為他一邊走還一邊在吟誦的，這個可以說是滿腹經綸，這對中國古代典籍真的是做到爛熟于心。

還有當時在學校裡邊成為很多同學的偶像的趙仲牧老師，他是從遼甯大學引進調到雲南大學的。趙老師的哲學的素養，他的這種分析的能力和廣博的知識，可以說在中文系、在雲大都掀起了一股旋風，那麼用現在話說就是赢得了很多的粉絲，是很多同學下了課都會圍着趙老師問這問那，然後有的同學還會和趙老師去他的家裡面和他去讨教。所以在趙老師來了以後，他給我們講西方美學史，當時同學們上課聚精會神，完全都是圍着趙老師的講課的思維在轉。當然後來雲大中文系獲得文藝學碩士學位授權，我是第一屆學生，也是趙老師獨立招的第一批，當時趙老師招了兩個學生，招了我和李旭。趙老師對我的影響就很大了，因為當時他的思維和一般的這種演繹的思維是不一樣的，他是走一種分析的思維，他更尊重經驗事實，你不要從大概念給我去引導，誰說怎麼說，怎麼是這麼一個結果，它是一種反思性的思維，要去反思，要從經驗事實，你這個結論、你這個判斷、你這個觀點，能不能被經驗事實所印證，而且老師對學術是非常嚴謹。他有很多領域裡面都有很精深的研究，但是輕易不寫文章，都是我們一直在說老師你可以寫篇文章，他說還沒思考成熟，還不能寫。那麼趙老師他的這麼嚴謹的分析，從思維方式上來講，就是這種分析的思維，而不是演繹的思維,從經驗事實出發這種思維對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不僅是我的學術研究，對我的工作、對處理事情的也都影響很大。

後來你們也會說我中文出身，卻沒有長期從事或者專門從事文學研究，也沒有從事語言研究，走的路是現在怎麼說比較野了。一個是受趙老師影響比較大，因為趙老師他的這個知識面很寬，他盡管在中文系，但是他對美學研究，不僅僅是文藝美學的意義上的研究，還有是哲學意義上的美學研究，對中西哲學史，特别是對經驗哲學，對現代哲學，包括分析哲學、現象學，他都有非常精深的研究。就也激發了我對文化研究的關注，那也就是我跟趙老師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就開始關注文化研究。

我的碩士論文，實際上盡管要做一個文藝學的題目，但是是用文化研究的視角來研究的，就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美學思維方式的影響，就是中國美學為什麼是這樣的一種方式，和西方不一樣，比如你們讀了《毛詩序》，讀了《文心雕龍》，讀了《滄浪詩話》，你讀了這些，肯定和西方的這些美學不一樣，是吧？和《柏拉圖對話錄》、黑格爾的《美學》、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等等這些是不一樣的。這個差别在什麼地方，我認為他的思維方式不一樣，對美的一些思考，感受、思考、分析的思維方式不一樣。而這個思維方式為什麼不一樣，背後是一個文化的對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的影響。

那麼所以當時我的碩士論文就是按這個角度去研究的，這個角度也受到張文勳老師的影響。因為張文勳老師當時去和一個出版社談好了，要出一套中國古典美學的一套書，他就組織一幫青年學者，包括像這些碩士生參與寫作。我寫的一個題目，也是我自己出的題目，獲得張老師的同意認可的——《詩性邏輯與詩化美學》，詩就是詩歌的詩，認為中國古代是一個詩性的邏輯，詩性的邏輯産生了最後的一個詩化的美學，副标題就是中國古典美學的思維結構，當時為了寫這本書，因為當時正好文化熱，有很多讨論中西文化比較這樣的書。那麼再進一步延伸，就延伸涉及到文化研究，就是曼徹斯特學派、法蘭克福學派文化研究。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文化人類學，就讀了從泰勒、弗雷澤到列維·斯特勞斯，這些人類學的著作，也讀了一些符号學的一些著作。那麼由此對于文化研究，對于文化的内學就有一定的基礎。

當然後來之所以走上這個路，也是機緣。因為大學畢業沒有留在中文系任教，研究生畢業仍然沒有留在中文系任教。當然沒有進入中文系的系統，那後來找工作，那就在不同的崗位上工作，那就結合自己的工作，就做了這個城市研究，做了地方史研究，後來因為又讀了經濟史的專門史的博士；進入雲大以後，又參與了雲大的民族學學科建設，參與組織了跨世紀雲南少數民族調查，以及第二期的少數民族存在調查基地的建設，一直到後面，到民族研究院做院長，後改為西邊中心（西南邊疆民族研究中心），做西邊中心的主任。

過程和這樣的工作相關，但是這個過程裡面可以說中文系的訓練對我幫助應該還是非常大的。因為我後來一個感受，特别現在感受比較深的就是，第一個，中文系語言文學的訓練，它事實上是一個人文素養的訓練。因為人是一種語言的存在，任何的學術他都以語言為工具，特别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它是以自然語言作為基本的工具的，中文系對語言文學的訓練，讓你能夠更準确、更深入、更形象地表達你對人的生活、對社會的理解，對社會的研究，對社會的思考。所以中文語言文學這樣的訓練，可以說首先我覺得它是一個人文素養的一個訓練，對任何學科、做任何——特别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從研究層面來講，它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不僅僅是一個表述寫作的工具，它還促使你進行一個思考。

所以在國外的文化人類學家——華人裡面，有一大批都是中文系出身的，甚至可以說大陸出去的，在國際上有影響的人類學家中文本科出身的，占了起碼有2/3了。最有名的幾位像牛津大學的教授項飙，上個星期五我們在開會讨論的做移民網絡會議的時候，對談的項飙老師，北大中文系畢業的。北大中文系就出了至少是三個很有名的，項飙；然後還有閻雲翔，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教授閻雲翔；還有張文勳老師的二女兒張鹂，那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教授；還有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人類學教授周永明老師，他本科是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那麼為什麼中文系很多走向了做人類學這一塊，因為人是文化研究，他要直接面對人的生活，一定程度上講和中文系異曲同工。中文系寫小說、寫散文，寫小說，你是虛構性寫作，你可以虛構人物、虛構情節；人類學的民族志，它是非虛構寫作，它的寫作它不能編故事，不能編人物，但是他仍然是在寫生活，怎麼把生活呈現出來，能夠更生動的、更深入的能夠呈現出來，讓讀者能夠理解他所研究的、他所呈現的這樣一種文化。所以這個中文系和人類學民族學似乎有一個内在的一種關聯。

當然我做這個研究時有相當一階段，我還是力圖把在中文系學的這些文學理論，跟趙老師的美學，和人類學結合起來。我做藝術人類學研究，從有一段大概是05、06、07（年），當時我的藝術人類學在國内影響已經是比較大了，包括我的帶着博士生，一批人都做這方面的研究，當時産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就是做了一個學科的交叉，把美學和人類學結合起來。我們以往的美學，往往是從概念到概念，那麼藝術人類學是去研究生活中的藝術。各個民族他的歌舞，旅遊的一個展演，一直包括翠湖邊上的廣場舞，我們有碩士生都做論文的，就是選題寫廣場舞，寫哪個存在的一個旅遊村的旅遊展演，把兩個學科交叉起來，用人類學的一些方法去解釋藝術、解釋審美，這個方面可以說還是反哺了中文系。

因為中文系獲得的第一個二級學科碩士點是文藝學，中文系去把我拉回去做一個方向帶頭人。申報文學的碩士點獲得成功，後來又申請中國語言文學的博士點，我也是團隊成員，也算是對中文系有個反哺。中文系培養的學生對中文系也做了一點貢獻吧。這樣的一個過程，可以說都和咱們中文系是有非常密切的關系的。

當然我後面做研究還更多的是作為民族學的一個學科建設，以及雲南大學民族學的一個基本定位，我們基本定位就是以中國西南和東南亞作為我們重點研究區域。那麼我們組織中國西南的研究，中國現在西南邊疆的研究，以及東南亞的研究。這樣的可以說我從1999年參加雲南大學的民族學的學科建設，到07年我來主持雲大的民族學科建設，到2000年到的一流學科建設，那麼這個組織過程算是告一段落。在這個階段裡面，雲大的民族學在全國一直排在前面，一直排在前兩位。第一輪學科評估我們是排第二，第二輪學科評估我們是排第一的，第三輪學科評估我們排第二，第四輪我們是A+。

能夠做出這些事情來，肯定是學校的支持，這個民族學的老師其實包括相當一部分我們中文系的老師也都參與了民族學科建設，比如說像段炳昌老師、董秀團老師、黃澤老師，更早期的像張文勳老師、李子賢老師，他都做民族文學研究、民族文化研究，也都對着學科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民族學的發展，又對中文系起到了一個帶動作用，因為民族學下面的5個二級學科裡邊的有一個學科叫中國少數民族藝術，在我們中文系沒有拿到自己專業的博士點之前，那麼民族學博士點——因為我是申報人、答辯人——民族學一級學科博士點拿得到了以後，我們就把二級學科的中國少數民族藝術放在中文系招生和培養。那麼對于我們培養的很多學生，就是在中文系完成的中國少數民族藝術的人才培養，很多也已經變成了咱們中文系的重要的骨幹教師，比如說像董秀團，也是我們中文系現在的比較優秀的教授了；還有其他很多老師，在學校、在全國各個機構裡面，也是我們中國少數民族培養的學生。包括本人，一開始也是在中文系的下面設的中國少數民族藝術點帶學生，現在學生有在其他高校工作的，有很大一批當了教授，當了博導，那也都是和培養相關，也是和民族學與我們文學藝術交叉産生的一個結果。

也就是說，我沒有在中文系工作，我的編制不在中文系，但是我們做的事情也是和中文系息息相關。民族學的發展也支持了我們中文系的發展，那麼中文系做了很多工作，也支持了民族學的學科建設，應該說是一個良性的互動的這樣的一個關系。

我說兩次破格教授，一次98年破格副教授，99年破格教授。這個原因是我在98年7月之前，我不在雲南大學，在機關裡面工作，就沒有評職稱，但是因為對學術一直很熱愛，在工作之餘做了一些研究。當時應該說其實來雲大之前，研究生畢業到我來雲大之前的8年時間，實際上是我學術的豐産期。那個時候發了很多文章，寫了好幾本書，其中有一本《中國竹文化研究》，沒有想到當時30多歲寫的一本書，到去年還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的外移項目的資助。這個要翻譯成英文、法文，要到國外去推廣的，都在那個時候完成的。

好了，到了雲南大學要評職稱，當時就報了一個正高，結果到時候是聽說被打回來了，說從來沒有說沒有職稱的要來一步到頂。因為我按照這個條件，60萬字能夠評正高，那我100多萬字評正高是可以的，我就報正高。結果人事廳說不行，是沒有職稱一次到頂上，哪有這麼個玩法，最多你從副高開始。那麼第一年破格的副高；好了到第二年，正好有兩本書在出版社耽誤了，那就拖到第二年出了兩本書，然後有幾篇文章發出來，又夠了條件了，然後就去報，報了以後第二年又破格了正研究員，評職稱的過程也就結束了。

實際上後來的到雲南大學工作了以後，相當一部分精力是用在了行政事務上。管理上在做《思想戰線》，除了做《思想戰線》主編，做過社科處長，做了雲大附中校長，後來又到民族研究院做院長，做西邊中心主任，博物館館長。這之外還有學校學科建設，大量的行政事務是牽涉很多的精力，但即使如此，因為在大學當老師，肯定要做學術，學術也還是自己的内心的一個追求，所以一直在努力地來做這方面的一些研究，也努力地想讓自己的研究能夠和國際學術接軌。所以也參加了很多的國際學術會議，也組織了很多的國際學術會議，盡管我英文不好，是土鼈嘛，但是我也竭力地在國際會議上用全英文開國際會議，我們不用翻譯。我說我這麼大年紀了，我還用使勁地要用英文去發言，去組織會議，我說你們的年輕人那更應該是好好學英文，讀英文、寫英文，我們也還組織了幾個國際性的學術論壇。我們組織了東亞人類學論壇，和日本、韓國、越南合作東亞人類學論壇。是我們發起的，在我們這兒，在韓國、在日本都開了會，我們還發起了一個東亞山嶽文化論壇，因為我們雲南山多，我們是山地，我們就讨論山地的文化它的一個可能性。

那麼因為在中國要成立一個組織很難，要創辦一個刊物很難，最後我就建議韓國成立了一個東亞山嶽研究會，還創辦了一個英文刊物，東亞山嶽文化研究。當然參加國際會議呢，就是國際交往比較多了。我們和國際上的很多著名高校都有合作，像哈佛燕京，雲南大學不是哈佛燕京的聯盟校，但是因為我們的研究受到了哈佛燕京的關注，所以他們單獨就把我們列為他們的項目的承辦單位。所以除了我曾參加他們的會議之外，我們的博士生、我們現在教師還可以得到他們的資助，在哈佛做訪問。當然我自己也有這樣的訪問的經曆，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做過高訪，後來又去比利時魯汶大學也做過高訪。

那麼這樣的高訪對我來講，出去做的事兒，還有一個是掃描書、掃描資料，因為這些外文書，一個是我們很多英文書都很難見到；第二個買也很貴，那就掃描。剛開始是複印，後來是掃描，因為比如像哈佛大學，威斯康辛的麥迪遜，圖書館都非常的好。特别是哈佛的，當時我出版的5本書，06年的5本書，他們居然4本全部都有。有一天去圖書館查，我等着他們管理員給我去找這個書，我就順手去輸進去我的名字，一輸進去以後，我的書人家全買了，我說那書是非常的全。

當然掃描一部分，然後再就是去買打折書和去撿書。那些教授們，像哈佛大學人類學系那些教授們，他們的有些書他們不要了，或者是過期的刊物什麼的，他們會就扔在辦公室門口，上面寫個條，“If you need it, you can pick it.”看見條兒那就趕緊撿吧。再就是打折的，像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它的圖書館就賣像《音樂人類學》《文化人類學》那些過刊，他們就一美元一本，所以那些年我去哈佛的時候，海運運了幾箱回來，然後拷了移動硬盤帶回來。這個好像是中國學者出去，相當一部分都幹這個活。這個是占有文獻、資料，特别是了解國際學術界的走向，肯定是做學術研究必須的。

第二個的事兒，後面做院長、主任，建立了一個和國外學者、和國外的機構的聯系合作，去洽談我們這個未來的合作，關于人才培養、合作培養。像我們和魯汶大學的人才培養，就是可以合作培養博士，或者做兩個論文，拿兩個博士學位；或者做一個論文，那麼是在兩邊答辯，兩邊合作培養。那麼一直到去年，我們申請到國家留學基金委的高層次創新再培養項目，那就是和我訪問過的學校建立的基礎，然後就獲得了這樣的項目。

作為教學，我的一個教學總目的——不管是從本科上課，還是碩士、博士，包括博士後他們的研究，像剛才來的博士後談他的研究的時候——我一個就是要以學生的興趣為中心的基礎。要上課，你講課的時候，你不能光憑你想怎麼講就怎麼講，不能光你自己講的開心，更主要的是學生他想不想聽、他能不能夠聽得進去，這個是所以當老師講課一個最基本的東西。我們有的老師是隻管自己講得開心，這個講完了以後學生一頭霧水，不知道他講的啥。這樣的教學就不是教學了，你這是作詩是吧？你是自己自我表現，你不是教學。

這個是我的一個重要的理念。甚至我在做校長的時候，我說老師們你們不要一天給學生講課，你們課加多了反複的、單調的機械訓練，把學生的學習興趣都練沒了、都磨沒了。我說是，老師們都很負責、很認真，要希望學生能學好。但是你天天吃海鮮，過量地吃海鮮，我說你吃三天恐怕你要吐了，吐了以後他就不願意吃了，他也消化不了了，那你這些都浪費了，所以我就以興趣作為最培養人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他想學、他愛學，你們要培養他的興趣，他想學、他愛學了，他才能學得好。

那麼到博士生碩士生也是一樣的，盡管我的科研任務很重，我的項目很多，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教育部重大項目很多，任務也很重，但是我從來不強求我的學生做，你來參加我項目，你要按我項目的要求，你幫我完成哪一塊。其實還是要談你自己想做什麼，你的原來的基礎是什麼，你可能做的東西是什麼，如果你這些都找不到，你覺得我的項目這點你還感興趣，那可以進來。如果你覺得你不願意進來，我從來不勉強，我覺得這個是作為老師的一個教書育人(的要求)，學生不是你的工具，學生他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你是在培養人。

這個是作為我的教學的一些最基本的理念，也是一個基本的這個底線。哪怕學生畢業出去了，這個時候學生隻要有需要，說老師我這個論文能不能幫我看一下，幫我改一下。我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我的申請書能不能幫我看一下，那當老師責無旁貸。盡管現在他已經畢業了，他已經成教授了，但是他覺得需要老師幫助的(我都會去幫)。所以不論任何時候，當老師的，你都有這樣的一個責任。我覺得是我做教師的一個基本的原則。

采訪者：老師，我們有看到像您近幾年的這些科研課題，這些研究都跟邊疆一些民族或者周邊國家有關系，您剛才也提到了一些，那麼可以分享一下您這方面的心得嗎？

何明：之所以走上這個，一個是機緣了，來雲南大學以後，那麼領導讓你安排去做這樣的學科建設的組織工作，這個是一個機緣。那麼自己在這方面也有一定的基礎，當然就是剛才說了，中文系的時候就已經培養了對文化研究、對文化人類學的關注。

到民族研究院做院長了以後，到做西邊中心的主任，因為我們中心的名字叫做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那麼因為這是教育部的百所重點研究基地之一，雲南就這麼一個重點基地，我是這個中心的主任可能要完成教育部要中心去完成的任務，那麼同時我還得要規劃雲南大學民族學怎麼走，怎麼定位，雲南大學民族學做什麼。那麼我們要從地緣優勢，要從我們的國内學界、國際學界關注的問題，這些前沿問題（着手）。西南研究是雲大民族學的一個傳統的優勢，我們從30年代末，吳文藻、費孝通先生他們就組織了魁閣時代，就對西南做了很多的調查研究，包括費孝通的《雲南三村》，許烺光的《祖蔭下》，田汝康的《芒市邊民的擺》等等。西南這一塊是我們的傳統，那麼我們肯定要定位于西南。

第二邊疆研究，在我們雲南大學，有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創辦者吳文藻先生，在30年代就寫過邊政學，就提出了邊疆研究的問題，而且建構了一個邊疆研究的框架。那麼包括剛才提到的田汝康先生，他做的《芒市邊民的擺》，也是研究的是邊疆的事兒。那麼這兩個是雲南大學的傳統，雲南大學的地緣上的優勢。東南亞研究也有地緣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從學科來講，民族學、人類學在歐洲起源的時候，它是研究海外的。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是說民俗學是研究國内的，民族學、人類學是研究海外的。傳到中國以後，大家知道在20世紀初期的時候，中國面臨着内憂外患的時候，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去支持你。新中國建立以後，那麼我們就為了建設國家，開展了民族識别，做了少數民族的這些調查。那麼這些就把在中國的民族學變成了一個研究國内少數民族的學問，和在歐洲的民族學、人類學的路徑是完全是不一樣了。

那麼随着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和世界聯系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走出去也越來越多。那麼我們就看到有很多走出去的企業，兩眼一摸黑就走出去了，對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習俗、社會結構，小到了禁忌，什麼不能做，都一無所知。那麼這一出去就導緻了很多的投資的失敗，也産生了很不少的負面結果。對于國家形象也有負面的影響。那麼這個是現實，中國現在開始有條件要走出去，回到學科，他該做的一些事情，扔掉的沒做的事情要把它補回來。這個學科本身的本源問題，在這個時候國内有些學者也提出來，要做海外民族志。北大的高丙中教授，本科也是學了中文的。高丙中教授他在北大提出做海外民族志，我和高教授我們私交很好，我們也讨論說我們雲南大學做東南亞，因為我們和周邊國家毗鄰。盡管當時條件很艱難，不管是經費也好，人才的儲備也好，我們這邊很多的艱難，但是我們有我們的優勢，利用我們的一些特長。我們的老師做的很多的民族和東南亞民族是屬于跨境民族，具有同源關系，他們的語言、信仰、習俗相近，他們的曆史是在一個共同曆史下分開來的。那麼我們老師已經有了這樣的基礎，他們到國外去做跨國研究，那就是到另外一個國家去做有聯系的同一個群體的事情，但它是不同的國家的。那麼這樣逐漸地推開來，再加上我們通過和國外基本上采取一國一策，東南亞國家很多他們的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他們國家的管理模式都差别很大。就一國一策，根據各個國家的情況，也找各種各樣的機會，能把我們的老師、我們的同學能夠派出去做調查。那麼正好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國家剛開始提倡的是橋頭堡，後來習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我們的研究正好契合了國家的戰略，因為一帶一路既涉及到周邊國家，當然也涉及到我們邊疆的問題。那麼無疑這樣的定位給我們雲大的民族學，确定了一個很突出的鮮明的特色。在國内的民族學、人類學界做邊疆研究、做西南研究、做東南亞研究，雲南大學在國内是很領先的，有很高的地位的。這樣的一個明确的定位，對雲南大學民族學的發展，在國際國内學界聲譽的提升是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和影響的。

采訪者：老師您認為從事和民族文化相關的研究，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何明：當然民族文化研究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了。一個民族問題它具有敏感性，具有政治性，做民族研究肯定是要堅持一個正确的政治導向，遵守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民族政策，是第一個前提。

第二個要尊重研究對象，我們有一些學科的研究，比如說很多叫做規範研究，有些文獻拿來以後，老師們就開始想象、開始分析，這個研究當然不涉及一個對象的問題，甚至就是同一文化的東西，我們可以相通的。比如說你分析一個文學、一個作家，你分析莫言，分析張賢亮，分析誰，那麼我們是一個文化圈裡面，沒有文化的隔閡，沒有文化心理的差異，可能你這樣的一種想象、一種分析，不會因為文化的不同而謬誤太遠。

但是作為研究民族文化，因為它和你是不同的群體，有同的一面，它還有異的一面。那在這樣情況下，一個重要的就是要尊重研究對象，尊重研究對象它的文化、它的價值，還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去理解，我們叫做是個主位。我們提了一個主位，學中文系的應該知道，這是從我們的語言學裡音位的角度引申出來的一個概念，那就是你要從主位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比如說你認為這個是好的或者肯定的，可能别人認為是不好的。我們簡單的說中國人喜歡這孩子是摸頭，這孩子很可愛，摸頭；但是你很多文化裡面頭是不能摸的，比如在緬甸的孩子是不能摸的，那頭是誰都不能碰的，隻有和尚可以來摸的。

所以這個是最簡單的這樣的行為語言，反差都那麼大，對吧？我們不是開玩笑說，他們講這件事，像尼泊爾人，你和他說什麼事，他同意的時候，他老這麼搖頭，你以為是不同意的，實際上贊同你，當然我搖得還是不太準。這些都是他的文化心理，你認為是不好的，他可能會認為是好的；你認為好的，他不一定認為是好的，是吧？

所以這個我們要尊重對象，尊重研究對象是一個基本的學術的倫理。包括你寫東西，你不能說你想寫什麼寫什麼，你這樣子寫，你要聯系研究對象，你要征求他們意見，能不能寫、這樣寫行不行，要征得他的同意的。像西方有很多這樣的一些要求，包括采訪要先有一個同意采訪書，我簽了字，你們拿着這個東西，你們的采訪才能夠公布。

一開始我們也不懂這個，去國外開會，我在邊疆調查跨國婚姻，我也照了些照片，我在PPT裡面放出來。那就有人跟我說，你發出去的照片，征求了同意沒有？我說沒有。這就必須征求，必須要做的，統一的學術倫理。因為和文字打交道不一樣，我們是直接面對着生活的研究，尊重對象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前提。

而我們的研究，就是我們對文化研究，我們有很多的學者，他沒有從主位去考慮。比如有一個會議上，他們就講長街宴有什麼菜，那麼就這個菜來講，長街宴這個菜是什麼意思，講那個是魚，是年年有餘。前面聽得我覺得他做得還是很認真的，他講到這個時候，我一下子就對他這個調查就持懷疑态度了。哈尼族有這個成語嗎？哈尼族的魚是怎麼念的？所以我做為主持就問他，我說魚哈尼族怎麼說？他說我不知道，我說你不知道你怎麼說年年有餘是他這個菜的意義？

這就是做民族文化研究，你不能這個樣，你必須從主位，你不能夠想當然的，想它是什麼（就是什麼）。

包括我們做邊疆研究，我們有的學科做邊疆研究，他不從邊疆老百姓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不從那邊流過來流過去，他們想什麼他都不調查。邊疆那些各級的管理者，他們管理的是怎麼一個思路，他們都不了解，就想這邊疆應該怎麼管、應該怎麼樣，對吧？我們這樣的一個研究，所以我說還是費孝通先生的那句話，“從實求知”，要從實際的生活事實、社會事實出發，來求得知識、獲得知識，來認識社會。

采訪者：最後百年校慶在即，老師您有什麼對中文系學生的寄語嗎？

何明：中文系可以說為我一生的成長和我所走的人生的道路、學術的道路，都奠定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所以我就希望我們中文系的同學熱愛你的專業，好好學習你的專業。你的專業對你的人生，對你的未來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珍惜這樣的學習機會，也希望我們中文系能夠發展得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