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總得有點脾氣

                                                              ——郭建斌教授訪談錄 

采訪人：高绮悅、陳佳琪、李順、何佳華

時間：2021年5月9日

地點：雲南大學文淵樓

郭建斌，教授、博士生導師，1988年進入雲南大學中文系新聞學專業學習，本科畢業留校，現在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任教。

 

采訪者：郭老師您好，今天很榮幸就中文系系史沿革的主題與您展開交流，能跟我們談談您就讀期間有哪些值得一談的趣事或求學經曆嗎？

郭建斌：我是1988年進校的，在這所學校已經呆了30多年。以前上課的時候我也會經常對學生說，我們上大學的時代跟現在确實是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表現在很多方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1980年代，在經過“文革”之後，迎來了改革開放，又經過1980年代前後将近10年的思想上的洗禮，整個中國的社會風氣和思想比較活躍。所以剛進大學的時候，我非常喜歡當時大學的氛圍。當然，也可能是因為剛剛脫離高中比較機械的學習生活，到了一種相對寬松、自由的環境裡，但我認為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1980年代整個中國思想界的活躍。這種活躍其實是體現在很多方面的，一方面比如說課堂上老師所講的内容非常豐富，尺度也比現在大。除了課堂之外，當時校園的講座也非常熱鬧。我記得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在經濟學院就是現在民社學院的那棟樓的一樓，李銀河來做講座，我們聽說了之後很感興趣，早早地去占座，但在距離講座開始還有差不多還有一個小時的時候，教室門口以及窗戶外面已經全是人，根本就沒法進去。我們當時都是爬在窗台上，透過窗戶，雖然看不到人，但聽得到聲音。具體聽了一些什麼，自己也記不得了，隻是覺得那種氛圍很享受。還有包括當時中文系銀杏文學社主辦的于堅的講座，他是知名校友，銀杏文學社的創始人，他回來講座的具體地點應該是在現在北學樓的階梯教室裡面，也是爆滿。所以當時覺得這個大學真的非常享受，課外的這種學術講座都是以前在中學的時候從來沒聽過的，這又是一個方面。再一個方面是資訊十分豐富。這個可能跟我自己的專業有關系，因為當時新聞專業和漢語言文學專業都屬于中文系。我們是學新聞的，會更多地關注媒體。那個時候的媒體跟現在的不可比，現在是新媒體時代，那個時候其實還是一種傳統媒體時代。在傳統媒體時代可能最為重要的是報紙和雜志，我們本科一年級到三年級都是住東二院，上課都要穿過圓西路。在圓西街起碼有七八個或者八九個報刊亭出售各種報紙或期刊，我們也會比較關注這方面的内容，因為畢竟是學新聞的。我覺得那個時候期刊的活躍度至少是最近幾十年所沒有的。刊物上有各種各樣的思想觀點。如果用新聞的專門的術語來說，就是深度報道比較多；如果用中文的術語來說，有些接近于報告文學或者紀實文學。這類内容是介于新聞和文學之間的一種雜交品種，是我們獲得外界信息或者感受社會思想活躍的重要渠道。那個時候電視也有了，但是因為條件有限，當時好像東二院的學生宿舍樓的一層樓有一個學生活動室有電視機，一些重要的新聞偶爾也會去看，但是那個不是主要的渠道，更主要還是報刊。

我剛才所說的三個方面，老師課堂的活躍，以及學術講座的多元，還有報刊的發達，讓我感受到上大學真是一種思想上的享受。我畢業之後就留校了，一直沒有離開這所學校。當然我也有比較，不是說那個時候一定好，但是每個人可能都會有這樣的一種情結，對自己的青春會有比較強感情色彩，所以我越來越感覺現在大學的氛圍跟我上本科的時候的氛圍有太大的差别。當然，學校對學生的管理方式等等上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我覺得這個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整體社會風氣的變化。所以我比較懷念我的大學時代。

采訪者：老師您剛才也談到當時新聞傳播手段不像現在這麼多元化，現在電腦和網絡的流行使得新聞也更快速地傳播，那您當時選擇學習新聞專業是為什麼？

郭建斌：其實當時沒多想，也可能是時代不同。我以前是在縣城讀中學，學習是有壓力的但是沒現在學生壓力這麼大。高考結束之後，也不太清楚到底自己想學什麼專業，并沒有非常明确的意向。我們的高考跟你們後面的都不一樣，我們當時是估分填報志願，而不是現在等成績出來才填報。一個很偶然的因素是我考完估分之後，一個當時還在雲大上學的學長回老家，去我們院子找一個他的朋友。我們所住的院子本來不大，院子裡的人都知道了我和我妹妹當年參加高考，要填報志願，就建議他幫我們參謀一下。我當時估的分數僅超過重點線一點點，也不太多。他說如果這樣就報雲南大學，雲南大學是重點大學，你這個分數已經上了重點線。如果你覺得這個分估得還比較保守，就報稍微熱門一點的專業。他說新聞在文科裡面分數是屬于中上的，還有像經濟學院那些屬于太熱門的不敢報，在文科裡面稍稍中等或者中上一點的可以去試一試。我記得當時他給我建議是報兩個，一個是報新聞，這個專業分數稍微高一點；第二個是報法學。不是說法學的分數低，而是招的人數相對多，分數線會稍微低一點。朋友這樣的一個建議，就決定了我一輩子的命運。當時報了之後，也不知道這個新聞專業到底是幹嘛的，直觀的印象是當記者，這點是知道的，但是更具體的内容則是完完全全不知道。所以關于我的專業選擇，是很偶然的決定，不是說老早就有規劃。

采訪者：老師您剛剛談到講座，我們現在也有很多講座，并且聽完講座會有二課積分的發放，您當時有類似的規定嗎？

郭建斌：完全沒有，這也是我剛才說的我讀本科的時候的大學和現在的大學最大的不同。那個時候的所有講座都是我們自願去的，沒有人要求你去。關于講座的信息，大多來自原來校本部東門外的貼海報欄，或是幾個食堂門口的海報欄，看了海報之後自己去的。現在的我們的很多講座是要求去，然後還有一些二課學分，這與我們當時是完全不一樣。我們班上有些同學不時翹課，但是遇到好的講座，他們基本上不落下。即便是那些翹課的同學，我覺得他們也蠻好，因為他們翹課并不是在睡覺，也沒有去玩，那時候可玩的地方也不少，比如圓西路，但他們基本上都在圖書館。他們主要是對有些課沒太大興趣。那個時候老師也比較寬容，不像現在上課都要求點名，并且對一個學期一門課要點多少次名都有硬性的要求。我們聽講座完全是自覺的，講座有各種各樣的主題、觀點，很多在我們聽之前聞所未聞，和我們課堂上聽到的那些東西也有較大差别。還有一些是曾經讀過他的書，比如說周國平，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在圖書館看過周國平的書，如《悲劇的誕生》，後來周國平來雲大講座，我也去聽了。雖然聽得懵懵懂懂，但若有這樣曾經讀過他的書的作者來做講座，那我毫無疑問會去聽。

那個時候完全沒有像現在這樣的約束機制，完全是一種自發的，這一點上我覺得跟整個中國的1980年代還是有某些相似之處的。我們講中國的1980年代是一個很特殊的時代，尤其對1980年代早期的那些人來說，他們是當過知青，又重新回到大學校園，所以他們非常珍惜這種學習的機會。雖然我們的經曆跟他們不一樣，但是我覺得好像有些東西還是在傳承，這種風氣還在延續。比起那些當過知青的學長，我們是幸福多了，因為我們沒有經曆過他們的一些艱難困苦；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說，他們那種認真求學的态度、活躍的思想等方面，确實也影響了我們。

采訪者：在您求學期間有沒有哪位老師讓您印象比較深刻？

郭建斌：像剛才說的，我在高考填報志願時對新聞專業到底幹什麼也不大了解，所以進來之後，總體上對新聞專業的各種課說不上非常喜歡，但是也都不排斥，我都願意去聽。新聞的課無非就是理論、曆史、業務這些，特别是新聞業務課，因為它除了上課之外還有教學實踐，那個時候的教學實踐也不像現在這樣規劃得很精準，把它作為教學學時的一個部分，或者當作課堂的一種延伸。我們那個時候就因為課時比較少，所以老師就上課講講，至于實踐都是讓學生自己去做。我記得我大學本科一年級的時候，上了新聞采訪寫作課之後，我們就自己去找報社。我記得我當時去的是《昆明日報》，啥也沒有，就是拿學生證就去了。找到辦公室給他們看學生證，跟人家說，我是雲南大學新聞專業的學生，想來你們這兒實習。就這樣報社也接納了，并且指定了記者作為我的老師。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最開始是在《昆明日報》，一段時間之後，因為帶我的老師太忙，經常出差，但是當時我們有課，他出差我又沒法跟他一塊兒去，覺得不大方便，我就又換了另外一個報社。當然那個時候整個雲南就雲南大學有新聞專業，其他學校都沒有，這個圈子比較小，你一說大家都知道。雖然當時他們不認識我，但他們知道雲大有新聞專業，他們也知道雲大新聞專業的老師，所以我覺得事情都比較簡單好辦。像這樣的一些業務課，其實都是自己主動去尋求實踐的機會。低年級的時候，當時好多課是公共課，雖然是分兩個專業，但是很多基礎課是跟漢語言文學合班上的。我們班有38個人，漢語言文學專業好像是40個，加起來就80個人左右，好多課都是合班上。當時有新聞專業的同學覺得上漢語言專業的課沒什麼用處，我自己倒沒有這種感覺。我自己并不排斥漢語言文學專業的課，比如有現代漢語、寫作、文學史等，後面我也覺得這些課蠻重要的，是文學或者是文字的基礎，即便是以後做媒體做記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礎。

我大學本科期間印象深的老師，其實蠻多，金子強老師教過我們《中國革命史》，雷曉明老師教過我們《社會主義建設》，這些課是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公共課”。至于新聞專業的老師們，我們覺得他們都很親和，從專業教研室主任高甯遠老師到普通課程老師羅大眉、李燕等，我們都和他（她）們走得比較近。尤其是高甯遠老師，他是我本科畢業論文的指導教師，我畢業留校之後，專業方面的成長，主要得益于高甯遠老師的細心栽培。高甯遠老師一生經曆十分坎坷，我至今還記得他在我畢業留念冊上寫下的自己的座右銘是“豁達”。

采訪者：老師您剛才說到寫作課，我覺得寫作對于中文系的學生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能，您覺得呢？

郭建斌：我感覺就是寫作課不僅僅是對中文系的學生很重要。現在大學生中文表達很差，可能在理科的學生裡面更加突出。我前兩天在網絡上看到有人在讨論這個問題，就是說要加強理工科的中文寫作的訓練。我覺得不光是中文系的學生，其實所有的大學生都應該強化這種寫作訓練或者中文表達的訓練。現在的學生可能外語比較好，但是我覺得母語的文字表達其實還是最基礎最重要的東西，這個基礎沒打好，可能後面你學外語或者用外語表達的時候都會遇到一些問題。我倒不是說主張一刀切，都用一種方式來要求，但是對于強化寫作訓練，加強大學生文字表達的訓練，我非常贊同。這兩年對文學院開課情況也不大了解，原來老中文系的喬傳藻教授，他讀中學以及在雲大中文系讀書的時候每天都寫日記，喬老師的這些日記也出版了，我建議大學生們都可以去讀喬老師的《映秋院日記》。喬傳藻老師在中文系一輩子就是教寫作的，他主要搞的是兒童文學，從始至終一直都是教寫作的，今年應該是八十幾了。像剛才說的像于堅等1980年代中文系畢業的，有些做了作家，甚至有些成了名家，他們當年在雲大中文系上學的時候，有些人就是受了喬老師的影響，甚至喬老師也給他們推薦過一些作品。

采訪者：老師您剛也說寫作很重要，但寫作有一個知識的輸入或者積累的過程，您當時獲取這些知識是在圖書館嗎？

郭建斌：不是，這個可能是因為專業的差别。可能漢語言的同學他們寫作更多的是通過閱讀進行一種虛構創作，不管是詩歌也好，散文也好，這基本上是一種虛構的作品。但是新聞是一種非虛構寫作，所以我剛才跟你說，我們會在課餘的時間到媒體去實習，其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你獲得一種采訪的機會。你采訪不同的人，不同的行業等等，與不同的事情打交道，随時都有新鮮的東西。所以就新聞專業的寫作來說，我們更多的是從新聞寫作的角度來入手的。如果像你剛才說的知識的輸入的話，我們就是采訪，所以我們才要到報社去實習，因為校園裡面接觸的東西面比較窄，所以你能獲得的信息有限。但是媒體不一樣，媒體它面對社會，它有讀者來信，還有熱線電話等等，每天媒體裡面有大量的線索，那些老記者也許沒有太大的興趣去關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是那些東西對實習生來說就很受用，哪怕是很小的被其他正規的記者看不起的一個線索，拿到這個線索之後，你問一下，你覺得這個東西有沒有采訪報道的價值，如果有的話就去做，所以機會非常多。從大的方面來講，文學寫作，更主要還是一種虛構，但是新聞寫作更主要的是一種非虛構的寫作。兩者有比較大的差别，當然這種差别也是相對而言的了。像中文系著名的作家鄧賢，寫了《中國知青夢》，其也是非虛構的，都是基于一些史料，并且也去做了一些訪談，在這種史料的基礎上來進行一種文學創作，也是屬于非虛構寫作。所以隻是相對而言，可能學漢語言文學的從事的寫作更主要是一種虛構寫作，學新聞的可能更主要是一種非虛構寫作。

采訪者：老師您覺得現在的圓西路和當時的圓西路有什麼不同、有什麼變化，您可以跟我們談一談嗎？

郭建斌：我覺得差别其實是蠻大的。圓西路跟整個時代也是與時俱進的，像我剛才說那個時候圓西路有好多報刊亭，現在你再去看，基本上沒有報刊亭。那個時候圓西路還有很多的錄像廳，現在也沒有了，現在可能是網吧那些。時代不一樣了。

其實我大學畢業不久還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校團委辦的一張報紙——《雲大青年》上。講的就是圓西路，圓西路從空間上來看真的跟雲南大學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空間，一個是校園中，一個是校園外，但它又是連接校本部和東二院的重要紐帶。我們學生的生活娛樂等等絕大部分都是在園區路，所以我們對圓西路感情蠻深，那裡有我們的很多青春記憶。在大學畢業之後的三五年時間我們差不多每周都會在園西路聚一次，當然有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我留在學校，就住在東二院，但是其實蠻重要的一點是同學都比較懷念圓西路，所以每周都要在圓西路聚一次，持續了好幾年。我覺得圓西路的變化與整個時代的變化節奏是一樣的，現在圓西路的一些商店跟三十幾年前完完全全不一樣了，從整個大的時代背景來看，那個時候的中國跟現在的中國也不一樣。

采訪者：我們現在的娛樂活動，比如說文學院去年辦了一個朗誦比賽，然後就獲得了一個很大的影響，您當時有沒有什麼社團或者什麼比賽活動之類的？

郭建斌：社團當時也有的，像銀杏文學社。但是我自己好像沒參加過什麼社團。其他活動的話，其實我還是比較熱心的，像籃球、足球，不但有雲大杯，還有中文杯。

采訪者：您會打籃球是嗎？

郭建斌：籃球我不會，我是足球的守門員。其實我球也踢不好，但是因為當時校足球隊隊長是我們班同學，在系内組織的足球比賽中我去做過我們班隊的守門員，他見我身手還比較敏捷，就把我吸納為系足球隊的守門員。我小學雖然是在鄉下讀的，但是我們學校老師的觀念比較超前，學校隻是鄉中心完小，還沒有正兒八經的體育老師，美術老師就出面組織了一個體操隊。我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練體操，前後練了三年，撲球動作跟别人确實有點不一樣。我們當時參加雲大杯足球賽最好的成績是全校第二名。當時還沒有體育學院，最強的是法律系，他們特招生也多，所以我們是輸給他們得了第二名。體育活動參加得比較多，其他的社團那些，我倒很少去參加。

采訪者：我們現在的考試是學分制，然後修績點算綜測，每門課平時成績占20%，期中占20%、期末占60%。您當時考試計算分數的形式跟現在有什麼不同嗎？

郭建斌：完全不一樣，我們當時沒有學分制。其實我們比較向往學分制，因為聽說過學分制，覺得學分制蠻好，你想修什麼課就去選，然後學制也不一定都是4年，修滿了就畢業，修不滿就延期畢業。我們當時對于學分制隻聽說過概念，但是沒有具體實踐，所以那時候我們是比較向往學分制的。我覺得現在的學分制，至少雲大所實行的學分制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學分制，不像以前說得學分制那麼美好，這個裡面還是有很多的問題，并且計算也非常複雜。我們當時當然也有考試了，但是我總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時整個大學的學習氛圍都比較輕松。考試肯定都是有的，有的時候還有期中考、期末考都是有的。但是我覺得當時很多人對期末考試看得不是很重，能夠及格、不挂科，這是相當一部分同學的心态。有些情況跟你們現在可能也沒太大差别，該聽課就聽課，或者有偶爾翹翹課，這種情況也有了；考試之前肯定也要突擊、臨時抱佛腳。我們上大學時會澤院一樓都還是教室，在會澤院的東邊，有兩間教室是通宵自習室，一到期末考試那兩間教室都是爆滿的，都是要早早去占座位的。突擊之後絕大部分人都還能有一個不錯的分數，但是那個時候大家對分數似乎看得不是很重，反正隻要不挂科，對于是優還是良不太在乎。那個時候也有評獎學金，但是不像現在這麼複雜，現在評獎看綜測，各種加分完全是一種很機械的方式，我們那個時候沒有，也不太看重。這或許也是差别——那個時候大家的心态都比較好，比較寬松，也比較自由，對成績也不是這麼看重，同學之間反倒能夠和睦相處。

采訪者：老師您當時有素選課嗎？

郭建斌：沒有，我們當時這種課程的資源其實是蠻少的，所以我剛才跟你說為什麼會對那些講座感興趣，可能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那些課程都是按照教學計劃安排的，一個專業一個學科的課程也不是太多，除了專業必修、選修之外，就沒有太多的這種像你說的素質選修課了這方面的資源。所以如果有外面的一些名家來做講座，大家都熱情很高。現在的教學資源很充裕，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上學的時候沒法和現在比。但是資源多也是有弊端的，我們現在每天面對非常多的資源，像手機上也能了解到，圖書館的資源也很豐富，但是面對這麼多資源，有不少學生反而無所适從，不知從何入手。

采訪者：老師您當時學習的時候有沒有什麼自己的學習方法？

郭建斌：我覺得這些倒沒什麼太多的經驗可談，但是你說的那個問題倒确實是一個普遍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問題。現在是一種資訊爆炸的時代，信息缺的不是量，而是有序化。所以我剛才說我們那個時候可能條件是差一點，可能相對封閉一些，但感覺比較充實。我們上學的時候也沒晚自習，晚自習是1992年還是1993年以後才要求上的。沒有晚自習我們會在圖書館，并且老圖書館不是像你現在都是電腦檢索了，那時都是卡片，查書要一張卡片一張卡片地去找，找到後寫下書号，再讓管理員去幫找書。雖然辦法是笨一點，但是去翻資料卡片，有時還覺得是一種享受。有時也沒有明确目的地去閱覽室浏覽各種書籍，偶爾還是能夠發現一些很不錯的書。這樣的做法效率低，但是若發現自己喜歡的書，就會靜靜地坐下來看。現在的問題就在于很多書你很快就找到了，有些可能走馬觀花地讀一下，有些也許還沒讀就被其他的書籍吸引去了。

在我上本科的時代，我們的學習方式都還是一種笨辦法。課堂筆記肯定是要記的，記課堂筆記其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可以保證期末考不挂科，并且那個時候記筆記還有一點還與現在不同的，現在老師都用PPT，那時候哪有PPT。老師寫闆書，有的老師寫得多一些，有些老師寫的不多，尤其是寫的不多的你更得好好地記，不然考試考到怎麼辦。1980年代新聞專業好多課都沒有教材，我們進校時雲大新聞專業沒有出過一本教材，幾本教材都是到1990年代中期才出版的。當然我們會用一些其他學校編寫的教材，但不是所有的課都有教材。沒有教材老師就寫闆書，有的可能就寫個标題然後就不寫了，你就得認真地去記。現在條件不一樣，大家都用PPT。我有時候上課也會和學生說，我不要求你把所講的每句話都記下來，但是我還是建議你們做一點筆記，除非是比較複雜的内容可以用手機拍照，其他的還是做一點筆記，這個是一種訓練。我上課都鼓勵同學使用手機，我要讓他們用手機查一些講到的内容，最簡單的“百度一下”，或者上校園網數據庫中去查。再說得簡單一點，做筆記可能聽課的效果會更好一些，因為有的時候可能聽着聽着思路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哪怕是做一個簡單的筆記，這樣你一直可以跟着老師的思路走。在這一點上，如果要說什麼建議的話，我覺得還是适當的記一點筆記，這樣，聽課的效果也會更好一些。

采訪者：我上課也做筆記，因為我覺得做筆記和老師講的，和你耳朵裡聽到的差别很大，如果不梳理一下的話，感覺知識一下子就溜走了。

郭建斌：是的，這樣可以讓你的思路跟上老師的思路不會跑掉。我覺得自己的觀念比較保守，但是其實無論是什麼時代，上課，包括聽講座這些，我覺得适當的還是應該記一點筆記。

采訪者：老師我們了解到您博士是在複旦大學就讀的對吧？您覺得上海這個城市跟昆明這個城市有什麼區别嗎？或者說複旦大學和雲南大學有什麼不同嗎？

郭建斌：哎呀，區别大了。我本科畢業留校，做團總支書記，但是當時為什麼留在系裡，很長時間後我還在納悶。留校多年之後，我還問過當時中文系的黨總支書記，為什麼當年要留我。因為我不是中共黨員，我們班有好幾個同學已經是正式黨員了，但他們都去了其他單位。我們大學畢業時基本上工作還是包分配的，單位有進人計劃的話，他們也會跟學校聯系。畢業之前我也找過工作，包括媒體也聯系過，但是因為特殊的原因我們畢業那年昆明的所有的報社都沒有要雲大新聞專業畢業生。我們班有幾個去了電台，那是僅有的幾個進入媒體工作的。在找單位的過程中，有一天去系裡辦事，見到黨總支書記，她就問我——你願不願意留校？我說當然願意。因為當時我是班長，經常會去系裡面辦一些事情，所以跟系裡面的那幾個領導認識，但是沒什麼交情。我覺得那時候很多事情都比較簡單，我不知道是否有留校指标，更沒有主動向系裡提出過要求，反倒是系領導來問我願不願意留校。我記得當時已經是四五月份了，就這麼一句話就把工作定了。

後來，朋友、熟人時常和我說，你既然留在學校裡面，那還要繼續讀書，如果不繼續讀書的話，以後會很吃虧，評職稱等等很多事情都會和學曆挂鈎。所以後來我就讀碩士。當時中文系有碩士點，因為原來學的是新聞專業，對中文有過一些接觸，但是畢竟還是底子薄。從考研的角度來講，考中文系的話，我們考不過漢專的，所以當時即便想考中文系估計也考不上。由于自己個人興趣，看過一些曆史方面的書籍，反倒會對曆史産生了興趣。留校一年後，我考過一次曆史系的碩士研究生，考的是世界史專業，結果沒考上，那題目太難了。我記得有一門綜合考試填空題是50分，一共50個空，那是世界史，那是多少本書的内容，另外還有50分是簡答論述等。考過一次沒考上，我就跟系裡面說，我說曆史考不上，我還是要考新聞。當時雲南又沒有新聞碩士點，我說我要去北京考，就請假去北京參加了考研輔導班。那時候的考研輔導班不像現在這麼熱，但北京畢竟比較發達，那個時候就有一些輔導班。主要是公共課，即英語和政治的輔導班。我有高中同學在北京工作，他幫我報名了，參加了英語和政治輔導班。

1994年底我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因為要提前去參加輔導班，因此需要請假。系裡的領導剛開始不同意，因為我留校不久，如果我請假了，團總支的工作沒人做。最後我請的是“霸王假”。要走的頭一天晚上我到了當時的黨總支副書記家裡，我說我已經買好明天去北京的車票了，工作方面的事我私下跟幾個學生幹部溝通過，讓他們幫我做。因為我做團總支書記的時候跟學生幹部的關系特别好，因此他們都樂意幫我的忙。那個時候團總支書記還有一個副書記是學生，我跟他的關系也很好。當時我手下的那些學生幹部都蠻能幹，我跟他們私下商量好，我的工作暫時由他們幫我做，并承諾回來請他們喝酒。

我在北京待了三個月，考完試就回昆明了，當時已經是寒假。開學時我到了系辦公室，我以為系領導肯定要處理我，因為我請的是“霸王假”。我見到蔣永文老師，他看到我，就問我考得怎麼樣？我說不行，考砸了。他說那就安安心心地準備上課。我非常感激中文系，那天我是做好了思想準備，猜想對于我這種調皮，還請“霸王假”的人，即便不被訓的話，肯定也不會給什麼好臉色看。但是所有的系領導都沒有批評我，并且給我安排課（此前我隻是做行政工作，并沒有上過課），讓我先準備，那是1995年初，如果這個學期來不及的話，到1995年的9月份就開新聞專業的課。我接到這個任務之後，又有朋友跟我說，你若上課，你千萬不能上你原來老師上的那些課，因為那些課都是你原來的老師上的，你要去上這個課的話，你的老師會以為是年輕人去搶老同志的飯碗。于是我當時就想到了一門新課——社會調查。據我所知，當時全國新聞專業的本科都沒有開過社會調查方面的課，因為我去過人大聽過課，還跟其他學校的人也有些接觸，知道他們也都沒有相關的課程。這個想法最早來自本科時看過的《新聞采訪寫作》教材上的一句話：新聞采訪是一種社會調查活動。後面我自己看書時，覺得這種說法不太對，兩者有很大的差别，新聞采訪的調查跟社會學意義上的調查有太大的差别。于是那個時候我就開始上社會調查課，一直上到現在，我從新聞學院轉到民社院之後社會調查成了唯一一門我給本科生上的課程。

1994年底1995年初，我在北京人大校園裡住了三個月，雖然最後是沒考上，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收獲是有了《新聞周刊》。當時我經常在人大校園裡逛來逛去，人大新聞系有一個黑闆報叫《新聞周報》，每周出一期，用粉筆寫，完全是站在學生的立場上并且以學生的這口吻來寫的。我覺得那個黑闆報辦得非常好，因為它非常貼近學生的生活，甚至還會批評一些學校的東西。我回到雲大之後，1995年新學期開學，我就把幾個學生幹部找來說我們也辦一個新聞類黑闆報。那時每個團總支都有一塊黑闆，也是各系團總支的宣傳陣地。我說我們不能像以前那樣就刷個标語什麼的，我們要把它辦成一個像人大的《新聞周報》那樣的一個新聞類的黑闆報。我的建議得到了學生的認可。當時的學生幹部裡面有漢語言文學的，也有新聞的，大家一拍即合，就開始辦起了《新聞周刊》。我教新聞這麼多年，除了上大學期間在媒體做過一些實習，後面我并沒有正兒八經地在媒體工作過，有了《新聞周刊》之後，我自己的很多新聞理想基本上是在黑闆報上實現的。

我們黑闆報辦了幾年以後被《春城晚報》做過整版的報道，标題就叫《雲南大學的焦點訪談》。北學樓一樓大廳樓梯下面的那塊黑闆，因為我們使用的頻率太高，原來木頭的黑闆已經不行了，雲大成教院的石鵬飛老師幫我們在園西路找了贊助換了一塊毛玻璃的黑闆。那幾年在雲大讀書的學生，可能基本上都知道那塊黑闆。我們通常是周末出刊，周一第二節下課的時候，大廳裡常常被堵得水洩不通，都擠在那看。我們的報道風格有點像人民大學新聞系的《新聞周報》，都是站在學生的立場上，發現校園新聞。其實我們那個時候的觀念還是蠻前衛的，現在講起來也不過時。我們主打一種理念叫“校園新聞”，用英文來講就是Campus News。模仿《紐約時報》的口号——“刊登一切可以刊登的新聞”，我們是“刊登一切和校園有關的新聞”。這個校園我們不限于雲大，包括當年很火的浙大合并，我們也讓學生聯系他們以前一個高中後來在浙大讀書的同學做采訪。有一次我們聽說雲大圖書館的一個老師通過希望工程資助臨滄雲縣某個村的一個小女孩上學，并且她已經資助了幾年了。我們知道這個事情之後，派了一個學生坐着班車去雲縣采訪，找這個學生的家、本人及她的家人。因為從新聞采訪的角度來講，采訪這個老師隻是一個方面，是不完整的。這個老師當時隻有一張照片，給我們講她資助的學生家裡的情況。我們說不夠，我們要派學生實地去采訪。那是《新聞周刊》第一次派記者外出采訪。從昆明到臨滄雲縣坐夜班車，時間非常長。這個學生很棒，是94級的，現在在中國新聞社駐加拿大多倫多分社，很優秀的。

在辦《新聞周刊》的時候，好多中文系的老師也給了我們很大的精神上的鼓勵，如剛才說的喬傳藻老師。喬老師當年教寫作課，也會經常看《新聞周刊》，他覺得《新聞周刊》辦得很棒，也是我們的忠實讀者。他當時會把他寫作課上的有些他認為寫得好的作品推薦給我們，有些屬于非虛構寫作的，我們也會刊登。我們當時還有評論，有些言論文章我們也會刊登。我們完全站在學生的立場上，如果學生覺得這個是一個問題，我們一定不隐瞞，并且整版進行報道（2500到3000字之間）。這樣的報道當然也會有一些來自上面的壓力。我記得有一次在老中文系辦公室門口遇到喬傳藻老師，他說《新聞周刊》辦得不錯，如果學校的哪個領導來找你的麻煩，你就說是喬某人支持你幹的！當時很受感動，這真是一種莫大的鼓舞。雖然隻是口頭的表達，但是這種資深教授也會關注你的黑闆報，并且給你一種道義上的支持，我覺得非常感動。

最近10多年“校媒”這個概念得很火，他們有更新的平台，包括《中國青年報》也在搞這種聯盟，跟各種高校結合來做。我們1990年代黑闆報時代做的校園新聞就是典型的校媒，我覺得這是我做團總支書記期間幹的最偉大的一件事情，對于學生的培養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當時辦《新聞周刊》第一批學生基本上是92級、93級的，後面不斷地有94、95、96這幾級的學生加入，當年在《新聞周刊》做過的，後面不少也成了知名記者。在1996年、1997年的時候，我們還在《新聞周刊》上發起過人文精神大讨論，以色列總理拉賓遇刺等報道。所以不要小看《新聞周刊》那麼一個小小的黑闆報，我們是真正立足校園，放眼全球的。

學生當時做《新聞周刊》蠻認真的，我們都是周末出刊，通常是星期一要開選題會，跟媒體裡的“選題會”幾乎沒差别。大家坐在一起讨論，讨論定下來之後學生去做采訪，采訪完了之後稿子寫出來，我看了之後讓學生用粉筆抄到黑闆上，後面如果報道有什麼問題，責任由我承擔。我們當時也捅了不少婁子。我們報道的事情有中文系的，有曆史系，也有其他系的，牽扯的科系多了，講了别人不好的事，别人當然會不高興。包括學校的有些領導也有一些看法，公安處的都會盯着黑闆報。我說我是第一責任人，有事來找我，《新聞周刊》上所刊發的稿子，所有的責任我承擔，不要去找學生。我對學生說，你們放手去做，反正稿子我看過，我同意發的，有什麼責任我承擔。所以我覺得我在做團總支書記期間做的最偉大的事情就是辦了《新聞周刊》，雖然這不是團總支書記的職責。

剛才說到去複旦上學的事情，長話短說，區别肯定是大的。1994年我去考人大沒考上，後面我在中文系讀了碩士，讀碩士的時候還是學到很多東西。因為碩士讀的是文藝學，到博士的時候，我說我還是要回到新聞傳播學科，因為我對這個更有興趣一些，或者說更有把握一些。你說上海和昆明，複旦和雲大，他們的區别肯定是天差地别了，我覺得這些都不用多說。

讀博士期間蠻大的幾個收獲可能有這幾個方面：我非常喜歡複旦的氛圍，因為剛才說我1980年代我們上大學那個時候還是比較自由的，但是1990年代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就感覺到已經不是這麼的自由了，學術氛圍也和1980年代有了明顯的不同。但是到複旦之後，我覺得當時的複旦還有一種比較好的氛圍，那種氛圍從某種意義上說和我當年上本科時大學的氛圍有些類似之處，這個是一個方面。

那個時候我們也會經常去聽講座，有些好的講座也是爆滿的，就仿佛像我大學本科時候有幾次聽講座那種人滿為患的狀态。那種景象後來我在雲大好多年都沒看到了，但是複旦經常會有，這個是另外一方面。雖然複旦新聞近年來的發展遇到了一些問題，但是我始終覺得做新聞傳播研究，複旦還是最好的，它是老牌的新聞學院，從整個學術品質來講也是中國最牛的，倒不是說因為複旦是我的母校我才這樣說。

第三個方面是遇到了一撥好同學，我去複旦讀博士的時候，我們班有19個同學，19個同學裡面有幾個在我去複旦之前就學習過他們的文章，或是讀過他們的書，并且有些書還是我們選做教材的書，我去報到才知道他們都是我同學。我覺得當時班上的同學都非常優秀，我跟他們相比就覺得确實太菜了，要好好學習，要努力學習，或者盡可能地向他們看齊。有一些很好的标杆，在我看來是很重要的。

第四方面，我覺得我遇到了一個很好的導師，我導師對我非常寬容。據我所知，他在決定招收我讀博士時，對我未來的研究方向就有了一個規劃。因為博導不會随意招學生，首先要看學生的做事能力，其次還要對學生的研究方向有所考慮。如果那個學生沒有任何儲備，什麼都不知道的話，導師在招生時也會慎重考慮的。我進去一個學期之後，我突然跟我導師說我想去做田野調查，用民族志的方法去做新聞傳播的研究。導師不但沒有反對，還鼓勵我，說好這個想法好，說如果這樣那你就是中國第一個用民族志方法做新聞傳播學的。剛才我說我們同學都很牛，突然聽到導師說你可以成為第一了，很高興。還有一個背景是我進去複旦讀博士之前，在1999年雲大新聞系和複旦新聞學院一起做過一個課題，複旦新聞學院那邊主要就是我導師在負責，而雲大新聞系這邊主要是我在負責，很多事情都是我和我導師在做。我們做問卷調查跑了雲南好多地方，做了将近2000份問卷。做問卷調查的時候我就覺得苦不堪言，我覺得在資料收集的方式上我要有一點變化，其實當時也是非常模糊的一種認識。還得再交代一個背景，就是我大學畢業之後做團總支書記，除了做好本職工作，辦了《新聞周刊》之外，那兩年好幾次還跟着文學院現在因病退休的木霁弘老師到處跑。之前我學新聞學的時候根本沒有學過田野調查，也不知道田野調查到底是什麼。因為木老師有這個學術背景，他父親是曆史系的知名的教授，并且他做的是語言、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那兩年跟木老師跑了一些地方，對田野調查有了一些感性的認識。現在講的茶馬古道，我還是比較早就介入了該領域的，就是那幾年跟木老師一起跑過一些地方，也就做過一些相關的調研，雖然自己沒寫什麼東西，但是那個過程确實非常受用。當時我跟我博士導師說我要去做田野調查，其實我并不知道田野調查具體是什麼，但是我記得當年木老師跟我說的一句話，他說：所謂田野調查，就是鬼子進村一網打盡。什麼資料你都收集，什麼都看、都問，隻要你能夠接近都可以去問，這就是我對田野調查一種最初略的認識。我覺得這種方式蠻好，比起問卷調查拿着一份問卷去問别人好。1999年我們做的近2000份問卷，數據量挺大的，但是那數據很枯燥。我後來上課經常說，當年做問卷調查讓我最苦不堪言的是雖然我拿着2000份問卷的調查數據，但是我看不到這些數據背後的人，以及他們的文化。我為什麼去做田野調查，其實跟之前1999年做的問卷調查是有直接關系的，因為我1999年做得太痛苦了，跑了好多個月做問卷，就是機械地問答、記錄，然後回來處理數據，做一個簡單的數據分析報告。當我的博士導師同意我去做田野調查并且給我了鼓勵之後，我就非常高興去獨龍江做田野調查去了。我去獨龍江做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壯舉，至今已經20餘年，今年下半年我準備策劃一個學術活動，重返獨龍江。我是2001年10月份進獨龍江的，一直到2002年4月底才出來。然後在複旦完成了博士論文，也确實正如導師所言，我的博士論文是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第一篇用民族志的方法完成的博士論文。完成了之後，也沒多想就回昆明了，因為家裡老人都在昆明。當然也曾動過不回來的念頭，當時跟家裡人說，他們都不希望我離開，也沒多想就回來了。當時這樣的一個學習的機會對我來說非常難得，到這麼高的一個平台上，接受了較為嚴格的學術訓練，之後再回到雲南，回到昆明，回到雲大。以前我也經常說，好像那個時候才感覺自己真正地進入了做研究的門。以前也寫一些文章，也發表過一些文章，但是博士階段于我而言具有“成年禮”的意義，經過這個階段之後，好像真正找到了一點做研究的感覺，自己可以獨立地去做研究了。

采訪者：您當時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有沒有一些比較難忘或是有趣的經曆？

郭建斌：嚴格地說，我當時的田野調查的時間不算太長，你要按現在民族學、人類學的标準（通常一年）來說，還是不夠。但是在中國新聞傳播學科，在某個特定的少數民族村落連續地做調查的時間，至今來看還是比較長的，因為我中間沒有中斷過的。你看現在有些人一講田野調查說我在那個村子觀察了3年5年，其實他（她）每年就去一兩次，或者每次就去一兩周的時間。我進去之後就沒出來過，我住在老鄉家，整整180多天。就像木霁弘老師跟我說的，“鬼子進村一網打盡”，這是其中的一句名言。還有一句名言是：“同吃同住同勞動”。住在老鄉家裡面，跟他們同吃同住，完全在一起，這樣的工作方式跟支教等還是有差别的。前兩年我在微博上批評過雲大去獨龍江支教的學生，應該是去前年他們在獨龍江遇到了泥石流、斷電什麼的，之後就寫了一些有點煽情的東西通過網絡發出來。看了之後我就心裡不大好受，我想說是的，我承認斷電比較艱苦，泥石流也可能有生命危險，我對裡面的情況太了解了，這些都是我經曆過的。我覺得這些人有點矯情，我說你們是有知識的人，你們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表達，但是人家當地人祖祖輩輩都是這樣過來的，人家好像也沒當回事，就你們遇到這種事情大驚小怪的，我覺得有點過火了。從支教的角度說，我非常欽佩他們，也鼓勵他們。但是，好歹他們還住在學校裡面，學校還給你們安排房子，并且這兩年獨龍江的條件已經是好了很多。我當年就睡在老鄉家木闆房的火塘邊，雖然房東對我很好，給了我一個單獨的房間，但是我要往其他村子跑，經常就帶個睡袋睡在老百姓的火塘邊，我覺得對我來說沒什麼。

自從那次去了獨龍江之後，獨龍江就成了我們20年來的一個很重要的田野研究的點。我剛才說今年年底打算再去，并不是說中間都沒去過，中間加起來去過八九次上十次了，隔一兩年又會去一次，這兩年因為疫情出不去就沒去。2019年春節我也在獨龍江，春節都是在獨龍江過的，所以對當地還是有比較完整、全面的了解。文學院前兩年去世的李子賢老師，他是1960年代就去了獨龍江的，那個時候條件更艱苦，不少關于獨龍族的神話傳說、創世史詩等，都是早期李子賢老師他們記錄下來的。我比較欽佩他，他生前我跟他交流過幾次。我第一次去獨龍江是1994年，就是在我留校兩年之後，那時是走路進去的，但是李子賢老師他們是1960年代去的，那個時候各方面的條件比後面不知道要艱苦多少倍。我聽說好像李子賢老師他們之前收集的那些民間文學的好多資料還沒有很系統的整理出來，我覺得這些是很重要的财富，應該及早整理出版，或是電子化儲存。

采訪者：老師您畢業以後當教師是如何平衡教學和科研的，或者說教學科研的時候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郭建斌：這倒不是說自我吹噓，我覺得在這點上我處理得非常好，我沒有覺得這是兩碼事。在新聞學院時，我主要教的就是兩門課，一門課是《新聞采訪寫作》，屬于業務課。業務課會讓學生做一些訓練。為了上這個業務課，我還得關注一些業界的動态，結合業界比較新的動态跟學生講，或者讓學生進行一些實操訓練。我上的另外一門課是方法課，我上方法課基本都這樣上的：每個學期我都會确定一個具體的題目，學期開始就慢慢地跟學生講如何來設計這個題目，就像你們做開題報告一樣的。如何做設計，如何查找相關的文獻做文獻綜述，再用具體的方法去收集資料，比如問卷調查、文本分析，甚至還做過短期的田野調查，把學生帶出去，在村子裡住幾天。對我來說，這也是我的科研工作，因為我也要做調查，特别像問卷調查那些，讓學生做的有些問卷調查，本身也是我自己感興趣的題目。除此之外，我也有自己獨立的調查，但是這種調查就隻能用假期的時間去做，調查中的有些故事我可以回來跟學生講。從2002年雲大新聞系有了傳播學碩士點，就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碩士生培養要開一些學術訓練的方面課程，我就拿自己的研究、文章跟學生講。所以在我看來這兩者一點都不沖突，也沒有任何的矛盾，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我一直處理得比較好，沒有說因為教學耽擱我的科研，我就重科研輕教學。我剛才說的我教的兩門課，投入時間肯定是遠遠超過學校規定的課時。比如像新聞采訪寫作課，學生做了之後，我要幫學生看，要講評等等，很多都是要利用課餘的時間。像調查方法課，很多都沒有辦法按照學校規定的那點課時來完成的。學生也比較痛苦，學生有的時候也會抱怨，說為什麼我們36節課你課後還要加這麼多内容。管他的，我說這就是我的上課方式。

采訪者：老師您在帶領學生去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有沒有什麼趣事？因為我們有一個大創項目也要出去做一些實地調查，但可能就幾天，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好機會。

郭建斌：這兩年我也指導過一些學生做過大創項目，雖然說質量一般，但是我覺得有這樣的一種機會，你可以出去看一看，出去走一走，然後也得到一些第一手資料，而不是說看别人的，我覺得是有好處的。這個東西用方法講起來就很複雜了，做大創項目或者大創項目類似的科研活動，簡單地說，還是要跟指導老師有比較好的溝通，制定一個比較具體可行的方案。這樣的話你才能夠得到有價值的資料。如果你的方案有問題，或者方案太散，可能最後你收集到的資料的價值就會比較有限。不要把研究的面攤得太開，我們老師也這麼跟我們說，你找一個比較具體的點，盡可能地挖到一些有價值的一些資料。雖然面不是很廣，但是你挖的相對比較深，這就有可能做得比較深入，了解到更多的背景情況。如果我們到村落裡面去，千萬不要忽略關于村落的背景曆史方面的資料，你從一個很小的點進去，資料就做得比較紮實，總體上最後的文本的價值會大得多。如果隻是走馬觀花的，時間短，得到的資料價值就不會太大。

采訪者：您對原雲大人文學院或者現在中文系的學生有什麼樣的建議？

郭建斌：不大好說。但有一點是我自己跟學生交流的時候會經常說的，就是當你們面對着海量的信息的情況下，安心閱讀可能反倒成了問題。你要說有什麼建議，在我看來最重要的還是閱讀，并且盡可能地做“沉浸式”閱讀。現在好玩的東西太多了，很多人用心不夠專一。大學四年還是應該安安靜靜地靜下心來多讀幾本書，在我看來這是最重要的。

采訪者：老師您覺得雲大這些年學術氛圍、工作環境、學習環境之類的有沒有什麼令你比較印象深刻的變化？

郭建斌：變化肯定是有的。我覺得最大的變化就是硬件條件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大學的品位，或者大學的品質這塊兒我倒是沒有看到太明顯的變化，甚至說得不好聽點，可能還有一些退步。就文學院來說，我碩士在老中文系讀的，導師是趙仲牧老師，趙先生的學問，在全國也是有較高知名度的。我前兩天還問王衛東院長，老一輩的老師已經沒幾個健在了，張文勳先生算是最高壽的了，當然杜東枝老師還在。有相當于一批老教授已經沒在了，像我導師趙仲牧教授也離開十幾年了。從師資的角度來講，我覺得1990年代的中文系是很牛的，多個領域都有國内具有較高知名度的學者。現在中文系當然也在發展，很多事情不能簡單類比，但是一定要做比較的話，我覺得現在中文系的整體實力好像真的還不如1990年代。

采訪者：老師，咱們雲大即将迎來百年校慶，您對雲大有什麼想說的嗎？

郭建斌：怎麼說呢，百年校慶應該說一些吉利的話，但我是一個有脾氣的人，我會經常批評學校，但并不意味着我不愛這所學校，也可以說是愛之深痛之切。幾年前有的學校領導說要把雲大的排名提高，當時我說不要去折騰。我覺得雲大有各種不好，但是有很好的一點，就是有一種相對寬松的氛圍，這個對一所大學來說是最重要的。有的時候你為了去争什麼，最後把這種氛圍搞得喪失殆盡，反倒是這樣一所具有百年曆史的大學最大的損失。沒必要去争學校排名，我從來不看，我覺得那個東西對一個普通老師來說沒有意義和價值。很多東西是地緣因素決定的，你怎麼跟北上廣去比，怎麼跟沿海城市去比，沒法比，你去折騰幹嘛？還不如讓大家輕輕松松的，讓比較自由的校園氛圍繼續延續。其實這一點也是雲大精神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一種相對寬松的學術氛圍，我甚至覺得這點是老雲大的傳統。我感觸最深的就是2003年、04年，包括05年那幾年，外面的學校開始搞各種量化考核，都要給老師算工分，逼得雞飛狗跳。當時我就跟同學，我說雲大好，沒有這樣硬性的考核。所以那幾年我覺得這種氛圍很好，但是最近10年來這種氛圍也在慢慢地喪失。就說這麼多了！

采訪者：謝謝老師，今天的采訪就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