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人的人文情懷

                                                      ——單曉紅教授訪談錄

采訪人：張雨凡、李佳樂、周汝焱、朱薇

地點：雲南省昆明市單曉紅老師家中

單曉紅，教授，碩士生導師。1987年本科畢業後進入雲南大學中文系，1997年就讀中文系文藝學研究生班，師從張文勳先生。曾任雲南大學新聞系主任、新聞學院主持工作副院長，教育部新聞傳播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雲南省新聞傳播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雲南省新聞學會、雲南省電視藝術家協會副會長，國家級一流專業負責人、國家級一流課程負責人，國家社科重點項目負責人。

采訪者：老師您好，我們了解到在中國語言文學系、新聞學系、曆史學系、哲學系4個系還未分開成為獨立的學院之前，您曾在人文學院任教授、主任、碩士生導師等等，您能從一個“新聞人”的角度，給我們講講那時候的人文學院嗎？

單曉紅：其實你說的是我從教以後，但實際上我到中文系之後，還當過一段時間的學生，所以談到老中文系我是非常有感情的。很多老師，特别是一些老先生都給我們上過課，我從他們那裡可以說是汲取了很多很多的養分。那麼像中文系著名的趙仲牧教授、張文勳張教授、楊振铎老師等等，張文勳先生後來成為我的碩士生導師，這些都是，很多老師給我們上課，我覺得從各個方面給了我很多滋養。

從做人的方面，我覺得人文學科本來就是讓人幸福的學科，從他們所傳授的一些知識，他們所引導的學習當中，讓我獲得了終身受益的一種可以說是人生的哲學也好，幸福也好。從我個人作為老師來講，他們的那種科研的精神，對未知的、對學問的那種探索，我覺得是給了我榜樣，讓我在未來的、後面的學習和研究當中受益匪淺，這是我對老中文系的一種感情。

因為本科我學的是新聞，後來到了新聞系，又承蒙這些先生們的教導，後來成為新聞系的負責人。我想新聞和中文一樣都屬于人文學科，隻是新聞它更強調技術的層面，其實在理論學養方面，它更多還是來源于人文學科。這個文史哲統一的學養，我覺得對于新聞系的學生來講是非常必須的。因為你是報道社會當中人的故事的，所以人文精神一定是學新聞的學生所必須具備的。當年的人文學院，他把文史哲包括新聞都放在一起，我覺得給了新聞學的學生一個非常好的人文土壤，讓他們能夠全面發展，不僅僅在新聞采訪寫作技術層面能夠适應業界要求，并且能夠以比較豐厚的這種人文的素養來面對複雜的人文環境。所以，我覺得這是當年人文學院給我留的一個比較深刻的印象。

采訪者：您在雲南大學教書數十年，您能給我們講講雲大在這期間的變化嗎？因為現如今人文學院已經不包含新聞、哲學這些專業了，您覺得有沒有一些差别與影響？

單曉紅：當年，我剛當老師的時候的雲南大學，是一個非常有特點的學校，它不算大，校園也就那麼幾百畝地，房子也都是老房子，我記得老中文系是在一個四合院裡頭，樓闆踩上去會嘎吱作響的。中文系的辦公室就在二樓，那個時候的物質條件其實是比較艱苦的，教室就是個普通的教室，用的桌椅闆凳，可能還是幾十年前的那種桌椅闆凳，上面都還刻有好多學長學姐們在上面寫的字什麼的，從物質條件上來講，是非常差的。

我們新聞的學生因為要實踐和鍛煉，所以在90年代初的時候，他們就自己辦了一個類似中文的銀杏文學社那樣的一個機構，就是《新聞周刊》，那個時候印不了報紙，更沒有什麼直播電視，怎麼辦呢？寫黑闆報，就在一塊黑闆上面，把這一周發生的新聞寫在上面。但就是這樣的一種物質條件，它培養了現在我們雲南省乃至國家級的媒體當中的一些骨幹。當然到今天我們進入了雙一流，而且我們新校區建設發展幾十年過去之後，物質條件上來講簡直是翻天覆地。我們新聞學院現在有一棟樓，還有一個幾千萬的實驗室，它是一個國家級的實驗中心，然後我們的設備，無論是在學界還是在業界都是最先進的，這些都是和以前不一樣的。

當然了，後來人文學院中曆史、新聞這些專業，包括哲學也分出去了，可能是基于學校的一個發展考慮和規劃。但同時我想也跟學科的獨立發展有關，各個學科都要有一個更長足的、長遠的發展，那麼永遠庇護在一個籠統的的像一個老母雞的腋下肯定是長不大，它都要自己出來單飛。我其實是親曆了把新聞系從人文學院帶出來，獨立成為新聞學院的一個見證者。我的感覺是，我們的特色更鮮明，新聞的專業特性更明确，包括從課程設置到實踐活動等等，我們在學科發展上探索自己的路子。當然，我想我們在發展自己的學科的時候，也考慮到新聞學科的母體，它所帶來的這種文史哲的那種人文的綜合素養，對于現在新聞系的學生的重要意義，所以在課程設置，培養方案方面，我們也非常重視這一點，雖然我們從人文學院分出來了，但是傳統或者說這個根子我們不能丢。

采訪者：您從事新聞傳播教育二十餘年，教授新聞學、傳播學、大衆文化與傳媒等課程。剛才您也提到了許多優秀的先生們，在您的學習，教書生涯中，有沒有哪些經曆，或者哪位老師、學生是讓您印象深刻的？

單曉紅：我想首選肯定是趙仲牧先生。趙先生是給我們教授西方美學史這門課程的，他傳授的那些知識觀點，我覺得直至今日對我都非常有幫助，因為我後來也教過《傳播學理論》《大衆文化與傳播》，包括現在給研究生上《新聞傳播學基礎理論》，在這當中都涉及到很多文學觀點、哲學觀點，不可否認趙先生在這方面給了我很多的啟發、啟示。在他的引導下，我讀的書，一直到今天，都對我的教學和科研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然後還有張文勳先生，張先生後來是我的導師，張先生他應該是教授中國傳統文化，因為我是學新聞的，其實在這方面基礎是比較差的，但張先生的課，他的那種儒雅、大家風範，讓我真切地領會什麼叫“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這種傳統文化、傳統審美的理念，随着年紀增長，我越能夠理解，或者說越能夠體會到這一點。再加上因為跟張先生有這種師生之誼，所以跟他接觸也會比較多一些。他為人的那種謙和善良，也是我做人的範本，一直到今天，張先生都是我的楷模。我想如果我這一輩子能夠當一個像先生那樣的老師，肯定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說到學生的話，肯定我跟新聞的學生會接觸多一些。我剛才跟你說在黑闆上寫新聞的那一個班，有黃潔龍同學，他當時就是非常活躍的、新聞周刊的主創者之一。他的那種新聞理想，在校園裡邊就已經嶄露頭角。我記得他們寫了“城管踢小販”的一個報道，給我非常深的印象，就是說他們的那種人文關懷，特别是對弱勢群體的那種關懷，當時我就覺得非常感人，後來這個孩子畢業以後就到了雲南廣播電視台，現在是都市頻道的總監。在他工作的這幾十年裡面，我也是看着他一步一步成長，成為一個骨幹，我覺得這種新聞理想一直閃耀到今天。他也是我讓我感到非常自豪的一個學生，在雲南台别人總跟我說，單老師你再派一個像黃潔龍這樣的學生來我們台。我說這種學生50年可能就出一個，當然這是開玩笑，我跟這個學生的關系一直都非常好，現在也是亦師亦友。

采訪者：現如今，文學院的學生也有很多會在畢業後選擇從事新聞、廣告、媒體、記者、公關等工作，您是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呢？就撰稿來看，文學寫作和新聞寫作有哪些差别，如何去培養新聞寫作能力呢？

單曉紅：我覺得這個現象很正常，因為文學它的适應面很廣，各行各業都需要文學的這種人才，所以學文學的出來從事這些工作，我覺得非常正常。那麼從區别和不一樣的方面來講，我想文學它更是一個天馬行空的、讓你的想象力可以肆意的張揚的一個領域，但新聞會是腳踏實地的，比較實在的一個專業。如果是從寫作來講，文學的寫作類型是多種多樣的，它更加個性化，然後要介入情感來進行更好地表達，感人的文學作品一定是情感飽滿的，并且是富有個性的作品。但是新聞作品，它強調的是真實和客觀，個人情感，在真正的新聞稿寫作當中是要摒棄的，或者說是要懸置的，你要站在一個中立的角度來觀察問題，這是最大的不一樣。當然文體上也有很大的差别。

采訪者：其實剛才您也提到了，新聞傳播是非常注重真實性、時效性的，需要第一時間了解事件真相，把握事件發展的動向，這需要非常強的信息篩選、處理能力，然而現在每天我們獲得的信息其實是非常多的，我們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快速了解到自己最需要、最有用的信息呢？

單曉紅：這個問題其實是非常好的問題，但是也比較難回答，确實我們今天已經生活在一個碎片化的時代，各種各樣的碎片式的信息把我們給包圍了，很多甚至絕大部分人其實在包圍當中迷失了，包括我們學新聞的人。我們很難辨别說怎樣才能從這些海量的信息當中，找出有用的而又不浪費時間的、又反映真相的信息，我覺得這非常難。對于每個人來講，這都是對自己綜合素質的一個考驗。我想又回到最早我們說的話題，就是這種人文精神，人文素養，為什麼人要讀書？為什麼人要學習？其實就是明辨是非，這是亘古未變的。那麼在今天這個時代，我想這一點也沒有改變，就是我們提高了自己對社會的認識能力，提高了自己的素養，我們多讀書，我們學會了思考問題、把握世界的這種方法的話，是能夠在這種紛繁複雜的環境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的，所以讀書更重要，人文素養更重要。

采訪者：剛才您談到了讀書這一問題，您能不能從一個新聞學的角度來談一談您比較喜歡閱讀的書籍，又如何通過書籍去積累自己的知識？

單曉紅：我試着回答，這個問題其實是比較大的。從我個人的愛好來講，因為新聞是關乎社會的，所以我個人在閱讀的時候，我會比較喜歡去讀社會學、哲學類的一些書籍，它能夠幫助我認識曆史、認識這個世界。當然我年輕的時候，比較喜歡讀文學作品，後來讀哲學、社會學的書會多一些，我覺得它能夠幫助我了解怎麼樣來認識這個現象。當然了，随着我年紀越來越大，我覺得我越來越喜歡讀曆史，無論是中世紀的，還是近現代的，曆史方面的書我會越來越喜歡。我想都是一樣的，人年紀大了就願意翻史書，年輕的時候讀不下去，但随着閱曆的增長和親身經曆的積澱，自己更偏愛一些曆史方面的書籍。。  

同時我又比較喜歡旅行，我是一個很愛旅行的人。我旅行之前，特别愛找關于這個地方的曆史書籍，然後跟着曆史的書籍去旅行，我覺得收獲更大。這當然是我自己的愛好，比如說，我去法國之前，就把法國大革命史通讀了一遍，然後再去到巴黎，就會發現巴黎的一種不一樣的魅力，包括說你去到巴黎某一個咖啡館，這個椅子是薩特和波伏娃坐過的，你會有一種另外的感覺，所以我覺得這也是讀書和旅行給我帶來的一種幸福感。

采訪者：一直以來，您主要以新聞傳播學理論研究、女性與大衆傳播研究為科研方向，出版過許多專著。在您看來，現在中國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發展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在推廣、宣傳少數民族文化時，新媒體可以給以哪些幫助呢？

單曉紅：這些問題都特别大，但是我試着回答一下。我覺得現在整個新聞傳播媒介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網絡的沖擊，因為網絡給社會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改變，從話語方式、思維方式、到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改變，那麼接觸媒介的方式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這是他們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的傳統媒體因為長時間發展，都已經成了一個航空母艦，你要讓航空母艦調頭轉身，這是非常難的。所以，他們現在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轉型難。那麼，轉型難難在一個是思維方式，他沒有跟上這種網絡傳播的思維方式，還處在傳統媒體的那種思維當中。另外一個當然是體制機制不能夠适應快速發展的這種網絡的需要，所以出現大的傳媒，甚至不如個人自媒體這樣的狀況，這是他面對的最大的問題。

還有剛才你提到的，像我們這種經濟欠發達地區，它在網絡發展當中又處在一個更下風的位置，我們該如何發展呢？因為現在網絡傳播呈現出一個頭部效應、頭雁效應，也就是說那幾個頭部的大的平台在引領着中國網絡發展。我們處在欠發達地區，就永遠是跟在别人屁股後頭跑，永遠是處于追趕的位置，但是還追不上，由于思維方式、機制、體制和人才儲備等等這些原因，我們永遠追不上。我想如果要改變這個狀況的話，首先是思維方式的改變，我們現在的融媒體發展還是在傳統媒體的基礎上來發展，但傳統媒體的人，要讓他們的思維方式快速轉變。那麼當然與此同時體制、機制改革是保障，人才是保障。我覺得這幾方面必須做一個革命性的轉變，目前的尴尬狀況才能夠得到緩解。

采訪者：剛才您也提到了抓住先機的重要性，包括現在許多的媒體，包括網紅帶貨這種，李佳琦和薇娅肯定就是率先抓住先機的人，然後現在我們學院的許多學生也在做自己的公衆号，做自己的直播，但是因為我們已經是學習，相當于是後人，學習人家的經驗，您覺得如何才能在相對落後中做得更好好，能趕上他們？

單曉紅：我不知道，直播的話，我隻是一個看客，甚至是一個消費者。當然這是一種新的現象，有那麼幾個弄潮兒走在前列，我覺得這也是正常的。你說我們學中文的怎麼樣能夠趕上或者說把握先機，我真的不知道。

采訪者：您覺得我們和這些不是學中文的人比，有沒有一些優勢，因為我個人也做公衆号，在許多受衆看來，我們并沒有一些創新和改變，能做到完全超乎其他人的公衆号，這是我們現在遇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單曉紅：我覺得做公衆号最大的一點就是你的定位，你要把你的号，經營成一個什麼樣的公衆号，定位很重要，他的所有的創意80%的成功可能就在定位當中。當然我們剛才說的人文素養，可能在現在看上去好像不是那麼太管用，因為現在的東西都是碎片化的、淺閱讀的，好像不是太看得見，但是我覺得看不見的東西才更可能是未來的支撐吧。從做人來講，我覺得你得知道你的幸福感來自于哪裡，或者面對紛繁複雜的變化，你怎麼樣來應對它？我覺得這是我們學文學的人可能跟别人不一樣的地方，我們會占有先機的地方。

至于說到做公衆号的話，我覺得獨特的創意更重要，因為現在信息太多了，你一定要找别人不一樣的東西，比如别人都在做，做文學欣賞，你也來做文學欣賞，肯定沒人看你，但是你找一個别人沒做過的東西來做可能就會比較好。我們新聞專業有一個同學在知乎上好像還做得不錯，他的内容看上去沒有那麼多的技術含量，就是幫戀愛中的人解答困惑，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技術含量，但是它就适應了一部分人的需要，比如說情窦初開的那些少女少男，可能就喜歡這樣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他找到了這樣的一個空白點。我覺得如果讓我建議的話，我會用市場營銷的理念來找一找這個市場，找到一些空白點，使用一種特殊的創意，這可能是成功的一個路徑。

采訪者：您曾對新聞報道中的少數民族形象進行過調查研究。衆所周知，之前雲南有過許多負面事件，包括雲南麗江打人事件，雲南火車站暴恐事件等等，導緻許多外地人不敢去雲南，對于雲南人也有着不好的印象，您如何看待“百件正面報道，都抵不過一件負面新聞”的問題？

單曉紅：其實這非常正常。新聞是什麼新聞，古人為什麼會有新聞？其實他就是為了避免自己受到社會傷害的這樣一種本能，所以往往人們出于生存的本能，都會對壞消息比較敏感，我覺得這非常正常。至于你說到的剛才的負面事件，負面報道的問題，它實際上涉及到信息的不對等，也就是說當負面的信息在網絡上呈現的時候，我們的旅遊管理相關部門顯得非常遲鈍，這件事情都已經在網上發酵了好長時間了，他們往往會隔好長時間才反應過來說，我應該來應對，但是這個應對的方式又比較笨拙——寄希望于宣傳部來幫他們搞定，這樣的話在網絡上就造成了失語，大家的刻闆印象就此形成了。所以，我這幾年給這些黨政機關上課，就講怎麼應對媒體，其中我把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教給他們，就是一定要認清今天的傳播環境，一定要掌握快速應對的方法，因為自媒體、網絡媒體是散見在人群當中的，随時随地它都可以冒出信息來，官方如果還用原來那種遲鈍、笨拙的方式的話，你隻有被别人诟陷，你隻有被别人污名化。

采訪者：在以前包括現在仍有很多電視台電台不招收女記者，包括很多選擇專業的時候，都會覺得家裡人都會說做女記者要奔波要勞碌，包括很多現場其實是有一定的危險性的。您是如何看待女性去從事傳媒這一問題，因為女性與傳媒這一議題已經成為學術界非常熱門的話題了。

單曉紅：這個問題其實包含了好幾個層意思，一個是女性在職場上所遭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問題，這個問題咱們今天就不涉及，因為不僅是新聞行業，其實女性在各個行業都可能會遭遇到這種性别歧視的問題，我們就先不去讨論它。至于說到女性和傳媒，我覺得它是非常合适的一個搭配。因為學新聞的人，女性居多，我們專業的男生特别少，幾乎都是女生，而且這個現象不僅是中國獨有，全世界的新聞院校都是如此。其次，女性的從業者也比男性的從業者要多，很多優秀的記者都是女性，所以我覺得它會比較搭。為什麼呢？在以前新聞行業，比如電視記者得扛重活，現在這些設備越來越輕量化了，所以女性來從事這個行業完全沒有問題。同時，為什麼很多好的記者都是女性，因為她們比較敏感，女性對細膩敏感的情感的體會、感受，可能天生就比男性要強一點，所以她們在對這些新聞進行報道的時候，她們能夠把女性的這種特長發揮出來，就能出更好的報道。當然了你剛才說到的一個危險的問題，這肯定是危險的。很多戰争讓女性走開，比如說戰地記者，确實大家會認為不要讓女性去，所以是不是出于這些考慮，媒體不找女記者呢，我覺得不大會有，現在和平年代，你真正要當一個戰地記者還不容易？其他的場合其實很少有不能讓女性去從事的新聞報道，所以我倒是覺得女性跟新聞工作其實非常搭。

采訪者：這一個問題其實是來源于我之前的經曆。我哥哥是一位記者，然後他在當時實習的時候有許多同校的女孩子，但是最後老師們就是說女孩子可能不能随叫随到，甚至說因為像天津發生爆炸，或者是發生強降雨的這種現場，女性家裡人也會有幹預，就是都讓男性去，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您是怎麼想的？

單曉紅：其實你剛才這個問題是涉及到一個我們女性對待職業的一個态度問題，有的女性不可否認，她确實是因為有家庭各種羁絆，很難像男性那樣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或者說有些女性她的事業心可能不那麼強，所以就給人們一種印象——女性都是不求上進的，可能是這樣的一些原因。還有有些場合女性确實是不太方便的，我覺得這樣的場合也倒沒有必要說非得要女性，讓男性在後方，這也不科學，因為男女在身體素質方面确實是有差異的，這一點不得不承認。并不是說我們強調女性的獨立解放，就一定要什麼事都跟男的抱在一塊，太極端了，我隻能說，這也得根據個人的所長，女性的優勢和長處或男性的優勢和長處，盡量讓他們在不同的工作機會當中各自發揮出來。

采訪者：好的，謝謝老師。最後想問您，互聯網早已成為社會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輿論信息的自由市場。新媒體技術的強勢崛起，讓網絡社會逐漸進入了“微傳播時代”。在我國網民中，學生最多，已然成為了網絡社群中的重要參與力量。但衆多學生在通過互聯網對他們所關注的各種社會、娛樂、校園等事件發表意見或者表達情緒時，容易發表不當言論、造成不良的影響。那我們該如何引導網絡輿論朝着一個積極向上的方向發展呢？如何去治理如今的校園網絡環境呢？

單曉紅：我覺得兩方面，一方面是我們的學生其實對重要的問題不感興趣，因為我跟學生接觸之後，我發現女生大部分對社會上發生的事完全不知道，她們對明星發生的事特别關注，也就是她們特别關注飯圈的事兒，我其實是比較擔憂的。我覺得大學生作為社會的未來的主流人群，如果他們都是一群不關心社會，然後不關心重要事件的人，社會的發展是堪憂的。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當我們在關心這種社會時事的時候，我們缺乏理性的判斷，因為互聯網是一個情緒宣洩的平台，我們很多人在這個平台上很容易就被帶偏了。那麼情緒化的這種表達占據主流，鍵盤俠的現象甚至我認為是一種社會公害。那麼作為大學生，是社會當中最有文化素質的一撥人，是不是應該強調在網絡傳播當中的這種自律和理智。在上課的時候，我都跟我的學生講，理性很重要，理性地去判斷更重要，不要跟風，不要被情緒“帶節奏”，這是我覺得大學生應對有的對自己的一個要求。至于說互聯網的管理的話，我們國家出台了很多互聯網治理管理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包括在校園當中也有很多管理的制度，我覺得這些都挺好的，對于更好的管理我們的互聯網環境都是非常好的做法。随着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的不斷更新和湧現，我相信這些管理會不斷地完善的。

采訪者：您在采訪最初其實提到過您之前的學生在一種比較艱苦、條件比較差的一種環境中，自己創辦一些雜志、報刊，作出一些很積極的貢獻。然而現如今大學校園裡課程設置比較多，學生其實很少有時間去讀書，或者是做一些自己真正想要去嘗試的一種實踐，您是如何看待這樣的問題？

單曉紅：這是一個大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教育革命必須面對的問題，就是我們現在的學生課太多了，他根本沒有時間思考，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去閱讀。那麼課太多了，這些課程到底有多少是有含量的課，這是我們當老師的人都在思考的問題，所以說把水課擠出去，打造金課，這是一場教學的革命，也是一場學習的革命。其實現在學生的知識并不一定從課堂上來，那麼是不是有必要上那麼多的課？這個課是不是一定要像幾十年前那麼上？幾十年前我們的老師的講義可能都是發黃的，但是我們還是求賢若渴，我們還是甘之如饴，但是現在的學生他獲得知識的途徑太多了，我們的老師是不是還要這樣？拿着一本講了幾十年的講義再去講，我覺得完全不是。所以，我們現在倡導的是一種課堂革命，就是讓學生主動學習，引導學生主動學習，讓學生在那麼多的課程中，讓占用絕大部分時間的上課時間能夠真正有意義，比如說翻轉課堂的設置，線上線下合作這種調動學生主動學習的方式，我覺得這是課堂革命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對于實踐來講，因為我們是實踐學科，所以我們實踐類的課程還是有比例要求的，所以我們非常重視，會有各種各樣的活動來引導大家在課上課後來參與實踐。當然這個學科不一樣，我們跟中文不太一樣，跟曆史也不一樣，跟哲學更不一樣。我們要求更多的實踐學分，我倒是認為并不一定每一個學科都如此，學科的特色不同。

采訪者：您在雲南大學做過學生，然後包括也做過老師，然後可以說是見證了雲南大學人文學院的發展和變遷，那麼在最後能不能請您對中文系的學子，給他們一些建議？

單曉紅：好的。雲南大學中文系是雲南大學最早的學科和教學單位，我覺得非常有幸在這樣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曆史傳承的系部裡面成長，中文系也是培養我成長的一個平台，與我後面的發展其實是分不開的。對現在的學子來講，我覺得你們生活在一個更好的時代，你們非常幸福地沐浴在這樣的一個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曆史傳承的一個系，這樣的一個學院和學科，那麼你們将會得到更珍貴的這種文化傳承，這也是我反複認為的，它是給你們帶來終身幸福的這樣的一個學科。那麼希望大家能夠珍惜現在的好時光，能夠在更多的學習和積累當中為未來夯實基礎，也預祝我們每一個文學院的學生，學習順利，未來的生活一帆風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