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往昔，恰同學少年

                                                                 ——趙石定老師訪談錄

采訪人：張雨凡、李佳樂、周汝焱、朱薇

地點：雲南新聞出版大樓

趙石定，編審，1984年進入雲南大學中文系學習，現任雲南人民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

采訪者：趙老師您好，能否請您談談您當時在雲南大學求學期間的情況？

趙石定：我是1984年考入雲南大學中文系的。那時中文系隻有漢語言文學一個專業。因此班比較大。我們班最初108人（後來又進來一些轉專業和專升本的），時同學們戲稱一百零八條好漢。除英語課分三個小班在會澤院上課而外，中文系的課大都在現圖書館後一四合院臨路一棟二層青磚瓦頂樓上。剛剛入學時班主任是80級畢業留校的丁崇明、朱姗老師，後丁老師因考取研究生去讀書，換為張國慶老師。張老師和朱老師一直陪伴到我們畢業。期間沒少為我們曠課、打麻将而頭疼過。

我們入學時期，正值中國結束文化大革命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6年，一切都在百廢待興中。同學們是唱着《年輕的朋友來相會》來上學的。我們懷揣理想，充滿激情。對知識的渴求，對未來的希望。一直伴随着我們成長。現在好多人寫文章追憶那個時期，認為那個時期是自己生命中最值得回憶的時期。單純、浪漫、好奇。認為自己就是驕子，就是20年後再相會時拿着喜報和勳章的那個人。

那個時候，閱讀是我們唯一的樂趣和生活方式，大家晚上燈熄以後，談論的都與閱讀有關。新出版一本什麼書，哪個書店在賣這本書，都了如指掌。通過閱讀，我們知道了這世界上除了馬克思主義外還有很多其他“主義”，這世界上原來有很多與馬克思、恩格斯一樣偉大的哲學家；通過閱讀知道彼時劫後餘生而以前一無所知的馮友蘭、梁漱溟、金嶽霖、熊十力等現代新儒家及其哲學。通過閱讀，我們知道了朱光潛、宗白華、王朝聞、蔡儀、李澤厚、蔣孔陽等一批美學家。當然，也通過閱讀，我喜歡上錢鐘書先生的作品，并時至今日，一直作為我的枕邊書。

當時除了哲學家在社會中影響比較大而外，文學家，尤其小說家或詩人，他們的作品一出來，經常會在社會上引起轟動，成為街頭巷尾讨論的話題，成為一個社會事件。在衆人眼裡，他們很多便是當時的大v，類似後來的網絡大咖，當下的流量明星。他們是那個時代公知的代表，良心的守護神。所以我們當時就覺得學文學和學曆史相比，學文學更好，因為文學更讓人感到思想自由和精神獨立，更能夠與時代相呼應，所以我當時非常慶幸自己學的是文學。人們熱愛文學，愛屋及烏，自然熱愛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文學成為男女交往的媒介，甚至成為他們的媒婆。即使他們中某一方長相誇張，行為怪異，文學也會把他們的眼睛蒙蔽，或者為他們的長相整容，為他們的行為修飾，文學是一切成為可能的理由！

那時課堂紀律要求不嚴，逃課現象較為普遍 -—不知道其他系情況，反正中文系如此。很多同學要麼晚上看書太晚，早上起不來；要麼起來就抱着一本詩集跑到圓通山，在花樹下做詩人的夢。教室上課的人好時一半多，少時三分之一。這種情況除了喜歡自由閱讀外，也與授課老師有關。有的老師講課枯燥，沒中文系激情飛揚的神采；有的老師照本宣科，沒自己獨到見解。

當時做文學夢的不僅是中文系的同學，還有很多其他系的同學。銀杏文學社社員我麼班就劉文莫、李森、彭彬、仇學琴、陳紹珍、辛開純幾個，可能其他系的更多。有一個學理科畢業以後分到一個銀行還是稅務學校的同學，報到之後便返回學校，成天跟中文系的學弟們玩。因為他在大學時就寫詩，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聽說他剛剛考進大學來的時候，他孃孃給他織了件毛衣，這件毛衣一直到畢業以後都沒洗過，天天穿着，袖子上毛線都已經落下來挂在手上。他睡的那個床單是從來不洗，光着身睡起來會粘在身上，下邊墊的棉絮有好大洞，睡覺為了繞開那洞，睡成s型。然後吃飯，有一頓沒一頓，甚至吃同學們沒吃完丢在口缸裡的饅頭，有同學說那半個饅頭也許還擦過皮鞋，因為上面有油。這讓我想起梁實秋說過的一句話，詩人，在曆史上可能是個偉人，但如果在你家隔壁，可能是個笑話。這種文藝青年，大多作品還沒有幾個人知道，但行為上已經表現出大師風範。隻不過真正的大師，未必非要以行為來裝點。

那時比較流行西方的東西，比如李澤厚主持翻譯的或者作序推薦的西方哲學、美學的書，熱到什麼程度呢，我記得有一天我到塘子巷的一個書店裡買卡西爾的《人論》的時候，還需要排隊，這個書是很難懂的。但排隊中竟然有提着籮筐的人，估計是賣完菜來買書的，那時的一個風景就是管他看得懂看不懂隻要有人搶就認為是好書，都要上去湊個熱鬧。書荒後的結果，完全可以理解。我現在的藏書大部分是那個時候買的。因為每月有19元的助學金保吃飯，父親每月寄來的20元生活費大多用來買書。我買的書大多是中國古代和西方的經典。關于西方的書，我大多隻認商務印書館和三聯書店出版的；關于中國古代的，我隻認中華書局或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因此，上述出版社的出書信息我最為關注，套書、叢書我會看已經買到圖書的後勒口上标注的那些書目，掐着指頭算着出版時間；一般單行本就全靠同學和老師推薦。也許，我後來從事出版這個職業，就因為這個時期對書的渴望潛意識裡左右了我在分工時的選擇：有書讀，還可以有錢賺。

關于老師。中文系的老師，比較有名的是張文勳、趙仲牧、蒙樹宏、朱宜初、杜東枝、殷光熹、楊一兵等老師。趙仲牧老師研究西方哲學和西方美學，正是那個時代的潮流學問，所以他每一次開選修課或者講座，聽者爆滿。他本身講課風格也比較獨特，非常有條理，對各家學派思想領悟得比較深。能夠深入淺出，娓娓道來。開講時先點燃一支煙，然後一支接一支，煙火相傳。那些深刻的思想，就在吞雲吐霧中流出。講到動情處，就停下來，深深吸一口，吐出來，然後再緩緩地說出。如有一次，講到康德臨終，他停了很長時間，沉痛地向我們宣告：“偉大的康德，去世了！”然後又沉默很長時間，很容易把同學們帶到他的語境中。聽他課的除了學生，還有老師。有中文系的老師也有政治系的老師。大家都從趙老師那裡，獲得很多。有的學生甚至從與他交談中，受到啟發而著書立說，成為有名學者。因他自己不太樂于著述，後來他去世了雲南大學出版社出了他的文集，也就三四卷。因為我喜歡聽他的課，所以我的畢業論文選他做指導教師。題目自然也很西化，叫《審美态度與審美經驗》，受他影響，我去政治系修了哲學，獲得第二學位（大約1986年雲南大學搞雙學位制）。當然，寫第二學位的論文我又賣弄了一下中文系的知識，題目叫《論頓悟成佛》，指導老師是教中國哲學史的田衛民老師。兩篇論文都獲得優秀，順利通過。

老師中比較有特點還有趙浩如老師，他當時是給我們上先秦文學，對《楚辭》用力尤勤。同時他又是個書法家。他的身上有種魏晉風骨，比如走上講台，也不管凳子上有很多灰，直接一屁股坐上去。他是書法家，兼及畫畫，有時講到楚辭裡邊的那些美人花草或名物之類的，為了形象和直觀，就幹脆用粉筆在黑闆上畫出來，記得有一次講到“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就畫出一個“罾”給我們看。每到黑闆寫滿要擦的時候，黑闆擦擦了有殘餘，再寫的時候就幹脆用袖子擦擦。同學們看着就忍不住笑，認這為才是中文系老師的形象！當然，老師和學生的互動也有些故事。記得教莊子研究的陳紅映老師，為了講儒家和道家的區别，突然點我的名，讓我說說孔子的志向。我站起來想了半天，也沒想出孔子到底想幹嘛。突然想起《論語》裡孔子叫他的幾個弟子各言其志，曾點說“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便匆忙回答說，孔子的志向是“和朋友們洗洗澡，吹吹風，唱着歌回家”，同學們一陣大笑，我憋紅了臉呆站在那裡忘記坐下。那時誰知道什麼濟世，誰想得起什麼衛道，誰又知道他老人家為克己複禮處處碰壁如喪家之犬！當時同學與老師的互動經常如此，學生多與老師唱反調，老師也不以為意。如陳老師講莊子為懷疑論、不可知論者，我就寫篇小文論莊子是可知論者，以小知大知之别證之。

采訪者：老師您覺得咱們中文系這些年來有沒有什麼變化呢？

趙石定：中文系的這幾年我關注不多，但是我覺得中文系這幾年跟那幾年比，在全國的影響力沒有那幾年的大，倒不僅僅是中文系，整個雲南大學也是如此。也許這是我摻雜感情的一種錯覺，或者是無知的妄議。但我說的影響，不是指科研成果，教師水平。僅僅就聲望上來說。雖然我們上學那時，經過反右和文革，很多學術權威慘遭不公正待遇，去世了。剩下的沒幾個了，正常的學術研究又中斷過一段時間，但餘威尚存，學生一直把它當成全國名校，考起雲大，自有一份自豪感。回過頭來說中文系。因為學中文的情緒化的東西多，遇到運動，學生愛沖動，不會理性地來看待問題。而老師受到批鬥，也會做一些比較極端事情。與曆史系相比，曆史系的同學能從曆史裡面看清這種運動的本質，所以他們不會太過極端。因此曆史系到了80年代初的時候，有名的老師還在，檔案資料還在，基礎沒有受到破壞，所以能夠最早申請到博士點。

我們中文系那個時候老教師已經沒有幾個了，上課的多中青年。像張文勳老師也就50多歲，大部分才40歲，也有二三十歲的剛剛留校的這批，所以青黃不接，學術的影響力與以前比叫還是弱了。但總體來說，即使如此，中文系的社會影響力還是可以的。當時搞古代文論研究的張文勳老師，搞美學和哲學研究的趙仲牧老師，做魯迅研究的蒙樹宏老師，搞神話研究的朱宜初老師，在業界還是比較有影響的。同時中文系的老師還參加編了一些書，都是教育部的教材或教學參考資料，比如文學概論，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等，為學術同仁所知。30、40歲附近的這一批人中，感覺李子賢老師的神話研究在全國有影響，喬傳藻老師在兒童文學創作方面全國有影響。沈建民老師的音韻學研究比較深（當時不知，後到出版社工作，編輯《姜亮夫全集》認識上海辭書出版社的一從事音韻學研究的編輯虞萬裡先生提起沈老師，對他比較佩服，才知道沈老師水平），後來新進的老師大多不認識，隻知道雲南大學後來搞學院制，系已經降格。中文系先并入人文學院，後又獨立出來成立文學院。幾任院長還算熟悉，如段炳昌老師及同學李森，師兄王衛東等，而老師的來來去去，不大清楚。

總體上，我認為現在的中文系和當時的中文系比較，肯定變化很大。一方面現在對老師的要求比較高，進門都是博士甚至名校的博士，加上學校強化對老師的科研成果考評，因此科研成果肯定比當時要多。另外，學術研究方法和資料獲取渠道發生革命性變化，加上學術交流變得簡單，因此很多領域的研究肯定深入多了，取得的成果也肯定更大。另一方面學生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過去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環境時過境遷，他們讀書的目的性、功利性占居了主導。因此讀書為了職業，為了成就者居多。他們看那個時代的我們，可能覺得我們多幼稚啊。但我在這裡還是特别強調一點：沒一點人文情懷的讀書終有欠缺，這個欠缺是否就導緻錢理群老師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不得而知。

采訪者：在1983年的時候，雲南大學成立了銀杏文學社，經曆了将近40年風雨，銀杏文學社依舊在雲大占有一席之地。您也是從雲大中文系畢業的，對于雲大銀杏文學社肯定還是有所了解，并且您也長期從事文學編輯方面的工作，您認為文學社對于我們當代的大學生，特别是中文系的學生有什麼意義呢？

趙石定：因為我沒參加銀杏文學社，所以我隻能從一個旁觀者來談談。文學社83年成立，我們84年入學，也就是前後一年時間。當時于堅、張稼文他們倡議成立這麼一個文學社，得到了張文勳老師大力支持，于是很快就成行。那個時候學生社團和協會很多，今天冒出一個，明天又冒出一個。有些人愛好多，就同時參加好幾個社團。但真正産生廣泛而持久影響的不多，其中文學社是其中之一。當時辦文學社是各個大學的标配。從後來發展看，文學社誕生了很多有名的作家和詩人，如雲南的于堅、李森、姚霏、潘靈等，省外就更多，如蘇童、格非等。文學社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有功，以後的文學史應該濃墨重彩地記上一筆。

文學社成立後，很多中文系的老師也給文學社的發展提供了很多幫助。因為當時全國的大學流行這種風氣，老師也比較熱情，比如老師來文學社講課或者什麼的，老師也會去參與一些文學社的其他的活動。有時，文學社的骨幹們也會請一些作家來座談。有作家一來，他們就貼張海報，沒加入文學社的同學看到有作家，奔着見見作家的想法也會選擇去湊熱鬧。

我第一次認識周良沛和韓旭，就是銀杏文學社在會澤院組織的一次活動。那時周老師也就50歲上下，皮膚紅白，顯得年輕而精神，戴一頂毛線帽子，說話輕柔。而韓旭好像已經留了長發。他們講了些什麼，已經忘記。但沒想到的是，那一次的見面，意味着我們的緣分開始。二位後來一個變成我們的作者，一位變成我的同事。周老師後來給我們組織了一套“舊版書系”，并且我還幫他出版了一本雜文集《良知與狗食》。當時推敲取什麼名好，我靈機一動，說叫《良知》最好，一語雙關，除了良心而外，還包含有“周良沛知道的”意思，後又想到我們的良心已經被狗吃了，又下一轉語，定為《良知與狗食》，此時他已經近80歲了。因此，銀杏文學社還成就人生的一些緣分。當然，文學社的會員後來真正走文學這條路的也沒有幾個。如我的同班同學劉文莫。高中時候就寫詩歌，寫了幾個筆記本。因崇拜郭沫若，筆名就取為文沫，我們認為他畢生都會與文學糾纏。沒想到大三、大四突然文學之念漸無，佛學之心頓生。對熊十力，崇拜得五體投地。認為天下書，隻要有熊先生《新唯識論》一部即可，其餘不足觀。畢業以後分到海口300号，一個搞光學儀器的工廠工作。在了幾年，覺得無趣，便回到昆明做速溶茶，爾後代理過三株口服液雲南市場。後到無錫去了，聽說為自己的公司上市做準備。這種情況讓我們目瞪口呆。但類似的情況很多，比如中文系楊振昆老師，後來也選擇從商，并且很成功。文學與經濟，在我的觀念裡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但事實卻是，它們和平共處得很好。

文學社在那時起到了以文會友的作用。各高校的文學社經常互相交流。這個交流體現在兩個方面，他們辦的油印刊物互相交換，他們舉行聯誼活動，邀請就近高校文學社參加。因此很多校園時愛寫作的同學都互相知曉，哪怕沒見過面，也成了神交，有的後來甚至成為了一生的朋友。

從編輯角度來講，我們單位有好幾位是中文系畢業的并且與銀杏文學社有關，如韓旭、潘燕、高專、楊朝晖等，他們雖然沒成為職業作家，但終是與文字相始終，也不枉費曾經的一片熱腸。他們在出版社策劃的圖書，也大多與文學藝術相關，并且因此成為有名的編輯。

這些都是銀杏文學社過去的事或者逝去的“意義”。

文學社的當下的意義，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不是從中博得名聲，從中找到職業的機會，而是它把一幫同好連在一起，形成一個小的生态，這個生态系統，讓同學們能夠一直保留住一點詩心，不要被如此強大的現實給吞噬。有了詩心，這個将來與你相處的世界才會有點意思，才會為你露出可愛的一面；有了詩心，你才會在冰冷中感到溫暖，在漂泊時有個寄托處。

采訪者：最後，您對雲大中文系和中文系的學生有什麼寄語嗎？

趙石定：我希望雲南大學中文系還是能夠越辦越好，能夠辦成全國一流的學科和專業。能夠多出幾個學術大家和名家。同時希望中文系以開放包容的精神育人，培養出具有人文關懷和高尚情操的社會建設者。最後希望正在中文系就讀的同學們，應該以在中文系學習而自豪，不要因為文學當下的式微而感到中文系所學無用，因為文學會讓我們永遠年輕，永遠充滿激情，永遠對世界感到好奇！

采訪者：我們今天的采訪就到這裡就結束了。謝謝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