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譚君強教授訪談錄

采訪人：周子雯、周奕萱、楊穎、鄭宇虹

地點：雲南大學映秋苑

譚君強，教授。博士生導師，1963年進入雲南大學學習，先後畢業于雲南大學中文系與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比較文學系，獲阿姆斯特丹大學博士學位。著有《叙述的力量：魯迅小說叙事研究》《叙事理論與審美文化》等。

采訪者：老師好，首先的問題是關于您本科求學期間的，我們了解到您的故鄉在湖南，而本科是在雲南大學就讀的，想問一下您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來到昆明求學？

譚君強：我是湖南雙峰人，跟曾國藩是一個縣的，曾國藩的同鄉。到雲南大學來，其實是因為我小學的時候走過很多地方。因為我的家裡，我父親的工作是流動的，我父親是——在當時是有鐵道兵，他在鐵道兵做技術工作，然後應該是從1957年底就來到雲南了。

最初在曲靖——我那個時候是讀中學一年級——我在曲靖一中讀過一個學期，然後初中一年第二個學期，我就轉到昆明來了。那個時候他（父親）工作地點在昆明，所以我就到昆明來了。在初一的下學期開始，我就轉到現在叫做雲南師大附中，那個時候叫昆明師院附中，我就在那個地方上初中、上高中，一直從那個地方就畢業了。

到雲南大學，其實我們那個時候高考填志願的時候，不像你們現在可能是知道分數以後才填志願，我們那個時候就蒙着了，高考以前就填志願了。所以我填的志願還記得很清楚，其實我開始也不是對中國文學有特别大的興趣，因為那個時候也不确定學什麼好。聽了一個同學的介紹，因為他的家裡有一個親戚是在法院做法官，做法官很好，他就建議我去學法律。所以我填報的志願我記得很清楚，第一個志願是北大法律系；第二個志願是北大外語系，那個叫西語系；然後第三個志願是我就記得是川大中文系；我不記得是不是分省内省外了，省内就填了一個雲南大學中文系。

其實我當時高考的成績是很好的，我記得很清楚是412分，高考的成績。在我們後來進雲南大學的時候我才知道，因為那個時候是一個我們的輔導員告訴我，我的成績是412分，在當時進入雲南大學中文系的這幾十個同學當中，唯一一個上400分以上的考生。

所以上雲南大學、上文科其實也是很偶然的，因為我眼睛有色弱，不是色盲了，色盲就是五顔六色都看不清了，色弱它就有一些在特定的情況比較分不清，比方紅色、綠色，紅綠有點不清楚了。而色弱它學理科限制的就非常多了，很多專業都學不了，隻有一些純（理科專業），比方說數學，這樣一些可以學習，而我又不太想學像這一類的課、這一類的專業，所以我就選擇了文科。文科當然我最喜歡的還是文學了，所以就報的是中國語言文學專業，那麼這樣我就在1963年就進了雲南大學了。所以我的求學經曆實際上也就是跟你們一樣，經過考試，經過高考，我們這幾十年以來都是這個途徑，可能你們有些同學也不一定開始的時候對中文系非常熱愛，逐漸對它産生了感情。我這個是從開始對它沒有更多的知曉，到逐漸地喜歡它、熱愛它，終身都以它為業，那麼這是求學和任教工作的過程，從偶然逐漸地到最後的一個必然，就是這麼一個過程。

我們1963年到雲南大學中文系的時候，那個時候中文系我記得有兩個專業，一個是漢語言專業，一個是比較晚才開設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我記得在我們來的時候，應該有斷續招過幾屆學生，後來在64年的時候又招過一屆，我記得63屆我們來的時候，隻有我們這一屆是隻有漢語言文學這一個專業。

采訪者：想請您分享一下本科期間在學校的一些經曆，讓您印象比較深刻的過往。

譚君強：我們在學習的時候，那個時候很多給我們上課的老師，現在都已經過世了，我們來的時候系主任是劉堯民，一個老先生；副系主任，我記得應該是1964年做副系主任，現在健在的張文勳先生。系主任劉堯民老師，副系主任張文勳老師，給我們上過課的，就包括我們系主任劉堯民先生，給我們上過古典文學課，他講《詩經》很有意思，記得還很清楚，詩經的詩随手拈來，講得非常生動，他語調比較平緩、悠緩，聽起來就好像你回到幾千年以前的過去一樣。

給我們上過課的老師很多，還包括像江逢生、傅懋勉，都是上古典文學課的，吳佩珠這些老師，還有像鄭月蓉，鄭月蓉老師也過世了。現在還在的，比方說像杜東枝老師、李煜華老師，大部分老師都過世了。做我們輔導員的是已經過世的李子賢老師，他剛剛今年才過世的，幾個月以前。還有一位是吳光範老師，吳光範老師是後來離開雲南大學到省政府，到最後做了應該是省人大的副主任。他當時當我們的輔導員，真正實現跟同學在一起了，他是有一段時間——映秋院，你們采訪這個地方，以前中文系男同學的宿舍。我就在這個宿舍住過，一來的時候就在這一排，應該是靠這個方向，大概過去一兩間，或者是就在這個地方住過，二樓那邊也住過。吳光範老師那個時候有一段時間就跟我們住在一起，就在我們宿舍，和我們住在一個宿舍，他當時做輔導員，真正是深入到同學當中去，跟這個同學在一起同吃同住，了解同學，他是一個很負責任的很好的輔導員。

那個時候對雲大還是很有感情。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的書記是高治國，也已經過世了。校長是李廣田，著名的文學家，文革當中受到迫害，自殺了。

學校那個時候比現在人要少多了，我們在校的時候大概有本科生——那個時候研究生很少，是個别的了，主要是本科生——本科生有2000多人。有8個系，文科4個系，理科4個系，文科有中文、政治、曆史、外語，理科有物理、數學、生物、化學，2000多個同學。所以跟現在是沒法相比了，現在可能是當時的10倍了，校園也大得多了。

采訪者：您在本科時期，同窗有沒有什麼印象比較深刻的？

譚君強：我們同窗的同學現在有些還是都有交往。我們那個時期，因為經曆過文化革命，1966年，所以實際上——我們這一屆是1963年進校到1966年就碰上文化革命。那個時候我們是5年制，從1961年入學開始，雲南大學本來本科是4年制，後來從1961年開始就改為5年制，5年制的本科，要讀5年了。所以我是63年入校，畢業是68年，但是66年開始文化革命了，所以後面一兩年的時間，一兩年的時間實際上就讀不了書了。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到後來，已經是同學就分成各種各樣的派别，這個東西影響到整個全國高校了，都是分成這樣派那樣派。所以本來是同學之間感情很好的，可能有些因為在不同的派别就沒有什麼來往了，因為大家那個時候都說自己是正确的，都說自己這一派是正确的。所以很多時候就很難一起再相互溝通，除非一些很好的朋友，（因為）顧及這些。當然我也有這樣一些朋友，有這樣一些同學。

文化革命是對我們影響是非常直接的，所以把我們整個求學的過程，把我們後面整個的——我後來是在大學任教，做教學、做科研——把我們整個科研、研究，可以說推遲整整10年的時間。本來應該可以，如果連續地在學校裡面，從求學到正常地畢業——像現在這樣——到正常地讀碩士、讀博士，那麼這個時間就大大地縮短，你可以在30歲不到，就開始很好地進入教學跟研究的領域了。

我中間就隔了一段時間，是在1976年以後，再回到雲南大學，1968年離開雲南大學。離開雲南大學以後，我們那個時候，當時全國的大學生，在那個時候差不多都是分配到軍隊的農場，叫軍墾農場，去勞動鍛煉，差不多都是當農民了。

所以我是1968年的年底去了部隊的軍墾農場，開始是在滇西的54軍建川的學生連。後來54軍調防以後，就是11軍，在這兩個部隊的軍墾農場，我鍛煉了一年多時間，不到一年半。然後在面臨分配的時候，當時選了一批畢業生到部隊去工作，那麼我當時是被選到部隊去的畢業生之一了。

我在11軍做軍人，一直到1976年，才從總部回來，回到雲南大學，開始做教師，一直到現在，一直就留在雲南大學。所以雲南大學，我對它還是很有感情的，在這讀的書，然後又在這畢業，然後又在這個地方工作。雖然我中間有一段時間到國外去學習，但是還是回到這個地方來，還是再回到我的母校，在這裡一直工作，可以說工作一直沒有中斷過，不管是在職也好，或者後來退休也好，一直在做着相關的工作。

研究生的課程我是一直在上的，直到這個學期。我前一年跟學院說了，我說我不希望在我不能夠上的時候，再離開教學崗位。我希望在我身體還很好，我還能夠上課的時候離開，不再上研究生的課程。這樣讓年輕的老師能夠及早地接上我上的這門課程，我雖然不上這個課，我還可以幫助他們上好這個課。所以我是從這個學期開始，才不再給研究生上課了，本來我一直都沒有中斷過，一直那麼多年，上到2019年，我的課程是一直完整地在上，到2019年，上研究生的課程。本科生的課程是比較早就沒有上了，但是研究生的課程我還是一直在堅持上，到2019年。隻有一門課程，給博士上的通識課，因為那個課程的時間不長，就上一次，我還在接受的還是給博士上的通識課程，那麼别的課程就都不再上了。所以我是從這畢業的，是在這兒求學的，在這工作的，在這做研究，所以我能夠做的工作我一直都在做，一直都沒有中斷，包括做的研究工作，這些年從來沒有中斷過，到現在還是在做，因為這個可以說已經成了我的一種愛好。從開始進入中文系，是在不自覺地進入中文系，到現在逐漸一直到現在就越來越喜愛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專業，自己的研究，自己所選擇的研究方向、領域，覺得很有意思，所以也就在一直做着。

采訪者：老師可不可以給我們分享一下您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留學時期的一些經曆？比如您最初是怎樣選擇這所學校，還有決定留學的想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譚君強：最初留學的想法，其實在我讀中學的時候，我們因為師院那個時候是很好的一所中學，它有很多學生它都是畢業以後就去留學，主要是蘇聯東歐。那個時候選拔叫做出國預備生，讀中學的時候還是看得很羨慕這些自己的學姐們學哥們，他們能夠選派去做出國預備生，去到國外去留學，還是非常羨慕他們的，也還是很希望自己能夠有機會到國外去學習。所以說這種願望其實在中學的時候可以說就已經有了。

後來我1976年到雲南大學以後，分配我到的一個教研室是外國文學教研室，最早我在雲南大學中文系，是在外國文學教研室，給我分配的課程是教外國文學。

我們在學校，在中學、在大學那個時候學習的語言外語是俄語，俄羅斯語言。那個時候絕大多數中國的高中——我記得我們是從高中開始學，初中沒有學外語，是從高中開始學的——絕大多數中學跟大學的公共外語的課程都是俄語。

但是讓我教外國文學，那麼俄語它相對來說是非常受限的，所以我就想可能我需要學習一門更通用的外國語言。

後來正好我們學校從1978年還是1977年開始，它舉辦了一個教師的英語學習班。我的英語在那個時候是零程度，因為我沒有學過。雖然在文化革命的時候，我們曾經請過一個老師，我們自己組織了一批同學。因為後來厭倦了文化革命後期的那些活動，那些派系的活動我們非常厭倦（就沒有繼續學習了）。當時是通過我們的俄語老師，給我們介紹了一個外語系的學英語的一個畢業生，他是66級的一個學生，來給我們教英語。所以我在是文化革命那一段時間，我就學過一段時間的英語。

那麼後來在1977年還是1978年，學校組織教師的外語學習班，英語學習班，我就報名去參加了。因為也從我自己的專業考慮，外國文學你不能隻靠别人翻譯的這些作品去做研究，來講課，那樣你可能是沒有底氣的。所以你還是要以直接掌握你所教授的相關國家的文學作品的語言，那麼這樣才說得過去。所以我也就從1978年就開始參加學校的英語學習班。

後來一直在堅持學都沒有中斷，1984年到1985年的時候，當時我們學校選派了一些老師，到省外的外語院校去學習，叫出國預備部去學習。我當時就被選派到兩個學校，一個是四川外語學院，還有一個是西安外語學院。

在四川外語學院的出國預備部學習了一年，在西安外語學院的出國培訓部學習了半年，集中地學了一年半的時間。這樣以後，因為那個時候國家有公派留學，到國外的公派留學。那個時候不一樣，現在有很多，你個人隻要你自己可以自費（就能夠去）留學。那個時候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家庭——除了個别的以外——沒有任何家庭可以有這樣一種能力，自己自費去學習。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基本上都是公派留學。公派留學它有一個考試，他叫做應該是叫 Visiting Scholar Test，VST考試，專門為出國去學習的——已經工作的出國留學、出國學習設置的了。那麼我就參加了應該是1985年的 VST考試，最後被錄取了。當時雲南省全省隻錄取了16個人，很少，基本上都是高校的老師，學中文的隻有我一個，中文出身的。大部分都是理科的，錄取的有16個。

我最後——因為大多數人都希望去到英語國家，比如英國美國。最後給我分配的國家，它當時是分配了，也沒有什麼更多的考慮了。當然我自己也提過一點，因為我教外國文學，知道古希臘羅馬這是歐洲一個源頭，所以我就說能不能到意大利，因為意大利也是我很向往的一個國家。我自己也提過，我最初選擇的是英美國家，因為我學的是英語，但是沒有名額了。然後再選擇，我就自己選了一個意大利。可是他倒是同意我到意大利了，但是又有一個要求：要我去北京外國語學院去學習一年的意大利語。這樣我就很為難了，我說我英語已經學了那麼長的時間了，我自己是這麼艱苦的條件，學了這麼長的時間，基本上已經還是可以運用它比較自如了。要叫我再換一個語言，這樣一個是我耗費的時間太多了，我不可能這樣成天在語言上轉來轉去，一會去學英語，一會去學意大利語，所以當時我就打了一個報告，我說我希望換一個其他的國家。但是換一個國家，你不可能再換到英美國家，因為名額已經滿了，我隻能換其他的非英語的國家，我就找。當時我在西安外國語大學——現在的西安外國語大學，原來的西安外國語學院——去學習的時候，他們圖書館淘汰很多書，有一本很大的一個，我記得是世界學術機構的一個詞典，那麼厚的一個詞典，就是全世界的所有的大學。當時我看了中國的也不多，我們雲南大學也列在這個上面。就全世界所有大學機構，上面的地址、名稱、專業，這些都有。

我就想到了我要去我隻能去一個英語（國家），雖然不是它的母語，但是比較通行的一個這樣的國家。那麼我一找，我一看，我就想到這個荷蘭了，因為荷蘭這個國家它是用的是荷蘭語，但是它的英語的程度相對說來是比較高的。他們高校他們普通一些學生受過一定教育，都有一定的英語的水平，所以我最後選擇了荷蘭。那麼在荷蘭定了以後，我就選它的大學，最後我選的就到了首都的阿姆斯特丹大學，因為這也是一所很好的學校。

那麼這樣，我就給阿姆斯特丹大學（進行聯系），按照我上面查到的地址。因為不像現在這麼方便，在網上什麼都可以查得到，那個時候是你兩眼一抹黑，對國外的情況知道得非常少，所以我也就需要首先一個選擇，阿姆斯特丹大學。然後我去了以後，後來一直是我的導師的，叫John Neubauer。他給我回了信，就歡迎我去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去做訪問學者。它是國家公派，做一年的國家公派的訪問學者。從這樣就到了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大學的總體文學與比較文學系。在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學院之下是這樣叫的，總體文學與比較文學系，我的導師他就在這個系裡做教授。去學習，選擇這個學校，其實也是很偶然的，沒有什麼先前一些任何的跟他們的聯系，跟這個導師也不認識，也沒有跟他有過任何的聯系，甚至對他的情況我都不太了解。實際上我記得當時我是直接寫信給這個系，然後是他給我的回複，所以後來他一直是成為我的導師了，而且一直可以說終身都跟他保持着亦師亦友這樣一種很好的關系了。

我應該是1987年到阿姆斯特丹大學去。學習這個專業，叙事學這個專業，其實也是因為我導師的關系。我去的時候因為當時也沒有一個很明确的目标，隻是希望到國外去看一看，國外的學校，學習國外的相關的一些課程。然後因為我教外國文學，範圍也很廣，它也不是我們中文學的外國文學，老師主要不是按照國别來分的，它按照整個國外的重要的文學分幾段來講授的，所以我剛當時出國的目的不是非常明确的。去了以後，我的導師他就問我了，他說你要到這裡來要學習，學點什麼呢。我就說我想聽聽您的意見，您的建議。他就說你是不是研究一下叙事學，narratology，他說這個目前在這是應該說非常流行、非常時興的一門學問。

他這樣一建議，正好那個時候他們開設有一門叙事學的課程，他也建議我去聽聽這個課程，因為正好這門課程它是用英語講授的，他們那裡有一些課程是用荷蘭語講，但是有相當一部分課程都是用英語來講授的，這個課程恰好是用英語講授的，他就建議我去聽聽這門課。我就完整地聽了這一門課程，然後在國外就收集了不少的資料，這樣就一年的時間也就到了。

然後我在荷蘭的時候，因為跟導師在一起學習，他也逐漸了解了我的情況，也看到我在國外學習的情況。到後來了，他就問我，他說你有沒有想過在荷蘭攻讀博士學位。我當時聽到他這樣問我，我還是很吃驚的。因為博士我當然知道，國外最高的學位。我們現在通常說博士後是最高，但博士後不是一個學位，它是博士之後的一種工作，就是利用你在最有活力，剛剛博士完成以後，最有這個條件來做研究的時候，用于做一段時間的研究。博士實際上是一個最高的學位，那麼國外的博士，要求是非常高的，我心裡就想我能不能夠達到這個要求，能不能夠完成博士論文。因為國外的博士論文它的要求是很高的，荷蘭國家它讀博士，沒有像我們這樣有一個入學考試，他實際上是導師建議，根據你的情況，然後審核制。我們現在實際上也就是審核制了，我們現在招收博士。原來我們一直試卷來考試，但是後來這種方式不一定很好，現在也已經改成審核制了。你像導師提出來，把你的情況做一個介紹，你要做什麼研究，你原來做過一些什麼研究，你原來的研究基礎，讓導師了解，那麼導師有很大的選擇權了。現在我們國内也向這個方向在發展，國外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在這個問題上在選取誰做你的博士候選人，導師有很大的決定權。

所以他問我，我當時考慮了一下，當然因為我一直心裡都在想着，有什麼事情，經過自己的努力還是能夠可以達得到的，所以我說我當然願意了。這樣後來經過我把所有的一些材料，他要求的所有審核的材料，包括過去的讀書的所有的履曆經曆，大學時的成績表，所有相關的材料、推薦信遞交給阿姆斯特丹大學以後，最後審核，那麼它通過了，是從1989年的7月1号開始，從這個時候才開始，正式在阿姆斯特丹大學攻讀這個博士學位了。那個地方要求攻讀博士學位，它最關鍵的是要完成它的博士論文。荷蘭這個國家也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國家，他可以用他的本國語言荷蘭語來寫，可以用英語，可以用法語，用德語，甚至于可以用導師認可的任何一種語言來撰寫你的博士論文。

我的導師他原來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的教授，他是後來才去到阿姆斯特丹大學任教，是在我到荷蘭去的前兩年他才應聘，他也經過很激烈的競争，他獲得了這個教職。因為他的夫人是德國人，原來是德國人；他本人是匈牙利人，後來到美國，長期在美國讀書，入了美國籍。後來到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任教，他是比較文學的教授了。經過他的推薦，然後審核認可，我從1989年7月1号，從這個時候開始是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開始攻讀博士學位了。

當然也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因為撰寫論文還是一個非常艱辛的一個過程。用英文撰寫論文，畢竟跟你用本國語言撰寫論文是兩回事情，他要過幾道難關，一個是你的學術關，你寫的博士論文，它不是一個一般的論文，應該是最嚴格意義上的一種要求的論文；再一個它必須用英文來撰寫。我寫這個論文，因為我在那裡已經有了叙述學研究的一些基礎，這個論文既然是用英文來撰寫，而且是要由外國的教授來審核，那麼你隻能用一個他們也聽得懂的語言，來寫相關的問題。而這個叙事學可以說是他們聽得懂的一種語言，因為叙事學的研究在國外已經比我們當然要早的多。它在當時是一種很流行的學術語言，所以我就考慮用叙事學，我剛剛開始掌握叙事學的理論，來做一個叙事分析。那麼做叙事分析，你要找一個有意義的作家，找一個有意義的作品，所以當時我想到的首先進入我眼中的，那就是魯迅的作品了，魯迅的小說。因為魯迅不僅在國内現當代文學當中是首屈一指的，在國際上他也是一個有影響的作家。所以你考慮一個在國際上有國際聲譽的作家，選擇一種他們聽得懂的學術語言來對它進行分析，所以這就成了我的博士論文的選題了。我把這個跟他提了以後，他也同意，最後寫了博士論文的大綱，他同意了，就開始按照這個方向來撰寫博士論文。我寫這個博士論文也跟我後來寫文章風格也差不多是一緻的，一個個點把它啃下來，一個個問題把它弄懂，一篇篇的論文出現了，然後在整體上把它整合在一起，按照一個既定的框架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這個論文最後完成的跟我開頭的題目也是完全一緻的。我的論文題目《A Narrative Moods—— In LuXun’s Short Stories》，魯迅小說的叙事模式，是一個很典型的叙事學研究的課題了。

那麼這就是我的一個博士論文了，這個博士論文後來我把它中文版出版，中文版出版時我把它這個題目稍微變動了一下《叙述的力量——魯迅小說叙事研究》，這個書後來作為雲南省後來申報的雲南文庫——學術名家文叢，就作為其中的一本也都出版。所以我整個的在國外的學術訓練，都是通過撰寫博士論文這個方式來完成。因為導師他對我的要求也非常嚴格，他們有非常嚴格的學術規範，他在我的這些給他提交的論文——那個時候，提交論文交給他是直接改在這個論文上的——他有的時候幾乎是滿篇都有動過的、都改過的，非常嚴格，非常負責任。所以我的整個的訓練也就通過這麼一個博士論文的撰寫，最後得以完成。這個可以說對我後來的、後半生的學術研究是至關重要的，想想這一段的研究過程。寫博士論文實際上就是一個研究過程，我這個時間是比較長的了，一邊撰寫這個（博士）論文，那麼實際上我英文論文跟中文論文同時就出現了，有些當時也就發表了，所以他為我後來研究打下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這裡我是特别懷念我的導師Neubauer。在荷蘭的時候他對我非常好，以後我們一直都保持密切的聯系，他來過我們學校，來過兩次，一次是1991年，一次是2013年，兩次都給我們中文系的同學，第一次中文系的同學，第二次是給中文系文學院的我們，主要是中文系的師生，做過兩次學術報告。第一次他不是專門來，是因為到日本去參加一個比較文學的一個會議，他是國際比較文學的理事，所以他到日本去參加這個會議，專門特别經過昆明。

我對他特别有感情，因為他可以說在我一生的學術經曆當中，起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人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一個非常有意志力的人，一生都在做他喜歡的教學，做他喜歡的研究，也是再到退休以後，還一直在世界各個地方去講學，去從事到自己的研究。

剛才說到他兩次來到我們雲南大學，第二次在2013年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的文學院還在呈貢，他就在呈貢給我們文學院的師生們做了一個學術報告、學術講座，但是很可惜的是，他2013年到這個地方身體還很好還可以，他當時也不是專門到這個地方來，他是應台灣的一所大學的邀請，去給他們做學術講座，然後他也就又利用這個機會到這個地方來見我。2013年的時候他身體還非常好，到2015年的時候他就去世了，他得的一種病就是一種怪病，叫做漸凍症，逐漸的漸，凍就是冰凍的凍，漸凍症就是人在很快的一段時間之内（發病），他開始的時候幾乎毫無知覺。因為他很喜歡運動，他可以跑馬拉松，跑42公裡的馬拉松，喜歡登山，身體一直非常好。但是很快，大概是在2014年，就回去以後過了一年多了，他就發現有病了，開始就關節這些都有些感覺有點麻痹。然後是他夫人給我的郵件，告訴我，他是得了一個這個病，到了荷蘭去醫治，到了最好的醫院都沒有什麼效果。因為得了這個病以後，他很快就會逐漸讓全身麻痹，沒有知覺，肌肉萎縮。到後來，他忽然給我發了一張照片，開始的時候是一張非常健康的照片，但是後來一直還是不好。最後他是選擇安樂死。在荷蘭是可以允許安樂死，到自己覺得自己身體實在不行的時候，就可以用這種方式離開，告别這個人世。

他夫人最後給我發了一張照片，是讓我非常震撼的照片。她發的是他在去安樂死以前兩個小時，他推着一張助行車走，周圍是他的夫人，還有他的女兒——他有兩個女兒——女婿，還有他的孫輩圍在他旁邊。就在他熟悉那條街道上走着，眼睛裡沒有一種恐懼，顔色非常平靜，推着這個車就在那條街上走，最後看見他的一張照片，雖然身體已經比較消瘦了，已經完全不像過去那樣那麼有精神，但是他安享，很平靜的，眼神很平靜，他知道兩個小時以後就離開了。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有意志力，終身熱愛自己的事業，他是在已經知道自己馬上就要離開了（的情況下拍的這張照片）。他女兒告訴我，在給她父親最後安葬的時候，他女兒在悼詞裡也提到，他是終身熱愛他的事業，他是在他臨死之前，最後生命快要終結的時候，把他一本沒有完成的書（完成了），這本書的内容，它主要是一個文學跟音樂的關系，他搞比較文學。有一本書，最後在非常艱難的時候把它完成了，這樣離開。

所以這個導師他确實是讓我終身難忘，同時那麼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他對學術的嚴格要求，我深有體會，在對我博士論文的要求上是表現得非常明顯。

那麼終生熱愛學術事業，從他一生的經曆當中，我也看得非常清楚，一輩子都在做他喜歡做的這個事情。所以我也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那麼實際上我自己也自覺不自覺地也是在走跟他差不多一樣的這樣一條路。

到現在，他比我大12歲，現在我自己也還在，雖然沒有什麼任何功利目的了，也不需要再寫什麼東西，可以不用上什麼課、不用寫什麼東西，可以完全休息了。但是我還是很樂意做，我能夠做的這些事情，還是很樂意做自己喜歡的學術研究，雖然我不上課了，但是我可以把這個精力更多地集中在我現在研究的這些課題上、撰寫的論文上。

我今年又申請到一個國家的社會基金，這也是第三項國家社科基金，中國古典抒情詩叙事學研究，又有一項國家社科基金也可以繼續來做我自己喜歡的研究。

采訪者：老師，下面想問一下關于您任教期間的問題，在您回到雲南大學任教的時候，雲南大學的文學院和您本科上學時候有什麼不同？

譚君強老師：好。這個因為我是經曆過雲南大學發展的，這幾十年的時間。我是76年到雲南大學任教的，當時我們的專業我記得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沒有少數民族語言類，應該主要就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當時還是工農兵學員。因為後來恢複高考是從77級開始，實際上是78年開始考試的。所以從78年開始，恢複高考以後的同學他們入校了，那麼這以後可以說是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了，逐漸向比較正規的這樣一個方向發展，注重教學、注重研究，七八年恢複高考以後，那麼也逐漸恢複學位制度，逐漸開始有了研究生。我們學校應該是第一批具有博士學位審核的學校之一了，那是比較早的，是曆史系，當時全校隻有一個獲得博士學位審批權，有這個博士導師，那是曆史系的方國瑜先生。從他開始，他是我們學校的第一位博士導師，也是學校唯一的一個博士專業，是全國的第一批學校，當時很少，我們學校就是其中之一。

我們中文系是我記得最早的碩士學位，是從大概是1986年前後，我們有一個文藝學，有幾個老師，張文勳老師、趙仲牧、杜東枝、楊振铎幾位老師他們領銜申報的。這是我們中文系，中國語言文學最早的碩士專業。

當然他們在這以前就帶碩士生，比方說原來張文勳老師帶着碩士生，後來是我們文學老師，現在應該也是中文系老教師——張國慶老師，就是張文勳老師帶的碩士，但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碩士點，所以張文勳老師帶着張國慶老師他們一起到有碩士點的學校，我記得好像是武漢大學去申請碩士學位的。所以他們是雲南大學培養，是武漢大學的學位，所以我們自己真正有碩士學位，應該是上個世紀的80年代，80年代中期，這是我們所有的第一個學位點，碩士學位點。

到90年代初期，我記得是90年代，後來我們有了第二個學位點，碩士學位點，應該叫民俗學，這個學位點也是比較早的，我不記得是少數民族語言文學還是民俗學，反正都是相關的。這是我們中文系的第二個學位點。從本科到碩士到博士，是逐漸一代一代人的積累了，有的老師在前面做工作，他們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那麼有的老師在後面做工作，又會在後面的發展進一步打好基礎。所以學術的積累它是一代一代的傳承，經曆這麼一個過程。像張文勳老師他們就開創了中文系的第一個碩士點，那麼以後像又有一批老師，李子賢老師、傅光宇老師、張福三老師，這一批老師，他們又開創了雲南大學的中文系的第二個碩士點。以後就不斷發展了，本科數量倒是沒有很大的增加，但是我們的辦學的層次是在逐漸地提升的了，而且還是不算是太慢的。所以我們學院到現在已經都十分齊全，但它還是有一個過程。我記得我自己在這個方面還是為學院做過一些工作，2002年我帶頭領先申請了應該是第三個學位點，第三個還是第四個，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然後我又帶頭申報了一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點，應該是過了大概是兩三年，我們又申請了這個碩士點，那麼這個碩士點接着就越來越多了。

我們的博士點我記得比較清楚，因為博士點當時我是作為第一帶頭人，領銜申報的是文藝學博士點，因為我後來是做兩個專業的碩士導師，一個是文藝學，先是做文藝學的碩士研究生的導師，後來也做比較文學，申請到這個點以後，同時我也做比較文學這個點的導師。那麼申報博士點的時候，因為文藝學這個方向更有基礎，所以我們首先考慮的還是申報文藝學博士點，那麼這個博士點是我作為第一代頭人，還有好多文院老師，我們一起參加申報了博士點，是在2006年正式獲得批準，2007年我們開始招生。文藝學博士點的，它是雲南省的第一個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的博士點，所以它對後來我們申請一級學科的博士點，就有一個很好的基礎了。因為後來我們不長的時間，我們就繼續進一步的申報，我們也是申報到整個的一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的博士點。就是所有的方向上，我們都可以招收博士，那麼碩士當然同樣也是在中國文學所有的方向都可以招收碩士，後來又有博士後的流動站，所以整個的學術培養的這樣一個系統，從本科，到碩士，到博士，到博士後，我們文學院都具備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完整的培養人才的機構，我們都有，所以這樣也就為我們文學院的發展實際上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所以兩相比較，就大不一樣，是吧？從隻有本科，到現在我們有所有的碩士、博士、博士後的培養，我們都可以進行。當然同時也對老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隻有你自己具有相應的素質、相應的基礎，也才能夠培養出合格的碩士、合格的博士。所以現在老師們雖然在他們前面有很大的發展的空間，但是同時他們也要付出格外多的努力，這樣才能夠真正做到名副其實，完成了自己所從事的教學跟科研任務了。

實際上就是做這個導師，他是跟自己的教學、跟自己的研究是聯系在一起。那麼這個問題也可以回答你們提出的相關的學術問題，要當好一個好的導師，不管是碩士導師也好，博士導師也好，首先是要以必須自己出色的教學跟科研作為基礎，我們常常都說你要端着桶水做這個事業，就一桶水，甚至不止一桶水，所以隻有自己能夠做好這個方面的工作，那麼你才能夠培養出優秀的學生。

做導師當然首先是要要求你的人品，你必須要有一個優秀的人品，然後要有優秀的學品，這樣你也才能夠讓你的學生潛移默化地從你的身上學到，不隻是業務上的東西，可以上各個方面都可以獲得獲益。

像我自己從我的導師身上，可以說在多方面都獲益，在多方面都給我打下了一個非常深的烙印，可以說是終生不忘的，受益終生的。

做導師同樣也應該如此，也應該能夠給自己培養的學生，一代一代的學子，讓他們在想到你的時候，不會覺得他不配做我的老師，或者說我不喜歡他，或者說我沒有從他身上學到什麼東西，如果這樣那就徹底失敗了。

所以很多做學術研究，剛才我說到我現在還是一直從事叙事學的研究，而且還不光光是我一個人在做這個研究，還帶動了一批老師來一起跟我做研究，主要是我帶過的這些碩士、博士，也一直在做這個研究。

可以說雲南大學的叙事學研究在全國是有它的地位的，我自己就從2009年的時候我就被選為中國中外文論學會叙事學分會的副會長，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叙事學研究學會，一直到現在，然後我們雲南大學又在2013年的時候，成立了一個雲南大學叙事學研究中心，我們這個中心一直在開展着日常的工作，可以說研究是一直都沒有（中斷）。從2013年成立以後，我們中心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方說我們以中心作為一個基礎，舉辦了一個應該是第6屆叙事學國際會議暨第8屆全國叙事學研讨會，我們舉辦了一個國際學術會議，我們中心現在主持出版了兩部叢書，這都是我在做主編。一部叢書是《叙事研究叢書》，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已經出了好幾部了，還有幾部還要等待出版。比方說像陳芳老師的《聚焦研究》；像我的一部《叙事學研究》，副标題是多重視角；還有降紅燕老師的一部書已經送到出版社了，馬上要出了；舒淩鴻老師的一部書，也已經送到出版社了，已經應該年内就會出版了。

這是我們有一部叙事研究叢書，還有一部，我們也把國外一些最新的叙事研究的材料介紹到中國來，所以有一部叫做《當代叙事理論譯叢》，我們的宗旨是把21世紀以來國外的最新著作，最新的叙事學研究方面的一些重要的著作，把它翻譯介紹到中國來。這個譯叢已經出了好幾本了，一本是我翻譯的一本荷蘭的米克巴爾教授的一個《叙述學叙事理論導論》，還有一本是與一位美國學者的共同完成的，我們也共同翻譯，邀請好幾位老師參加翻譯的，我也參加了，叫做《叙事理論核心概念與批評性辨析》。還有一部是今年剛剛出版的，是我翻譯的一本書是叫做《抒情詩叙事學分析》，它有一個副标題叫做“16到20世紀英詩研究”，是一個德國漢堡大學一位教授叫做彼得·霍恩，是由他來寫的。還有一部是叫做《電影叙事學》，是外國語學院的也是我們中心成員王浩翻譯的，已經出了4部了，那麼有幾部也很快要接着出版，像舒淩鴻老師翻譯的有一部書叫做《非自然叙事》，這個都已經交出版社了，這是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這套書在全國的影響、在學術界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基本書都是多次重印了，已經出版的書好幾次，也已經印刷了好幾次了，都很快就售罄了。

有一本我翻譯的《抒情式叙事分析》，這本書也很有意思，出了以後我給原來作者給他寄了兩本書去，彼得·霍恩，是漢堡大學的一位教授。他收到以後非常高興的，我們的書也很漂亮，所有給他完整地翻譯了，沒有一點删減。他非常高興，後來又給我發了一封郵件來說，郵件名字叫做小心翼翼的請求。他說這個書我非常喜歡，非常好，我請你能不能給我再寄兩本這個書。他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德國這邊需要什麼東西，任何東西你說我一定給你寄過來，包括你喜歡的書，隻要你說我給你寄來。給他寄當然沒什麼問題，他是作者，我非常尊重的，而且在翻譯的過程當中我也經常跟他聯系，有些我不清楚的問題，他都是很及時給我回答，我也很感謝他。

他正好主持出版的有一本書，叫做《叙事學手冊》，《a handbook of narratology》，那是一本很重要的叙事學研究的一本書，兩厚本、兩大冊。那個時候太貴了，我沒有買，因為他書很貴了，我買了一本叙事學詞典，百科全書，差不多一兩百美元，他那個書大概要四五百美元，我就沒有買。他是書的編輯之一了，他自己編輯這個書，好多學界的知名學者在共同撰寫的，他是編輯之一。

我說你能不能把你參與編輯的這本書《叙事學手冊》給我寄來一套，我要最新版的，因為他2008年就出版了，然後2014年又出了第二版，印的也很漂亮。他說沒問題。然後很快收到我的郵件以後，他馬上就給我寄來了，他的書先到，我給他寄的書還後到。

所以我們這個書是在國外他們也還是都非常喜歡，非常希望自己的書能夠讓中國的讀者也能夠看到，因為做學術工作的人都希望自己的書能夠更多人讀到，能夠更多人看到。我們的書在國内也是很快，一再重版，一再重印，所以也受到國内學者的歡迎，我們也非常高興。

那麼我們這個中心就一直在做這些學術工作，我們申報國家社科基金，我們中心的成員申報了四五項國家社科基金了，已經手裡面在忙、在做的，有四五項相關的叙事學的研究的課題在做。我們每年都出了不少論文，都有著作出版，所以一直在做工作。

那麼有的同學，或者也包括有些老師覺得叙事學它是一個工具化的東西，模闆化的東西。實際上這樣一個看法可以說很片面，叙事學不是沒有溫度的、一個冷冰冰的工具，它實際上是充滿活力的、很有生命力的，你可以說它是一個分析工具，因為我做什麼東西，你切肉你總要有工具要切得開，要有鋒利的刀子切開它。那麼我們做學術研究同樣也是，你要有一定的眼光，你也需要有一定的理論去把握它。當然你可以憑自己的感悟去做一種印象式的批評，自己想到哪裡就說到哪裡，這個也可以寫出很好的文章來。

但是我們研究的對象，我們畢竟可以從多個角度，從不同的方式，我們去對它來進行研究，這樣就可以相互彌補，我們不能夠都隻用一種，不需要更多的理論素養的一種（方式來進行研究）。當然實際上印象式批評也不是說完全不需要理論，它也還是需要理論的積累，隻是它更多的可能是出自自己，一種随心的、想到哪裡就可以寫到哪裡，一種更帶有自己個性化的這樣的批評，這種批評有的時候看起來還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不能夠排除其他的一些批評的方式。因為這種批評就好像一個圓點一樣，我們對象在中間，我們可以從周圍、從不同的角度去對這個對象做研究，而叙事學它就是這樣一個很好研究的工具。那麼叙事學顯然是跟任何理論一樣，都有一些基本的它自身的理論導向、它自己的一些術語、内在的一些構成。那麼任何理論都是一樣的，但是理論不是說它形成以後就不發展了，我們就一直沿用着它原來所已經成型的這種理論，實際上它是在不斷地在發展的，它是不斷地在更新的，它是在不斷地适應新的研究對象的需要，不斷地在調整。

我舉一個例子，比方說叙事學它原來是完全——因為從它最初的定義開始，從叙事學在1969年托多羅夫對它的一個定義開始：叙事學是關于叙事作品的科學，那麼就把叙事作品把它作為它的一個研究對象。那麼這樣一來，似乎不是叙事作品的一些門類，就被排除在叙事學研究的範圍以外。所以很明顯的，像詩歌，尤其是抒情詩歌，似乎就不能夠進行叙事學研究，它就長時間的就排除在叙事學研究以外。但是随着叙事學的發展，随着叙事學從經典叙事學這個階段向後經典叙事學的發展，那麼它研究的範圍擴展了，它也跟其他的一些重要的理論、有益的理論相互結合了。那麼這樣一來，原來不是它研究的，或者說被它排除在外的一些研究對象，那麼也把它納入到它研究的範圍。

抒情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我自己在我的一部書叫《叙事學導論——從經典叙事學到後經典叙事學》，這部書是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司推薦的研究生教材，2008年最早出版的，這是我的一部著作，是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司推薦的研究生教學用書。那麼這是目前國内的叙事學這個課，這門課程唯一的一部教育部推薦的一部研究生教材。

在那一部書裡面，我自己也提到，叙事學它研究的是講述故事的叙事作品，但是抒情詩歌，因為主要不是講故事，我也說就像抒情詩歌這樣——原話不一定是這樣的——我自己也就是說抒情詩它不屬于叙事學研究的範圍。我自己在書裡面明确提到它應該把抒情詩、像抒情詩這樣的門類，應該是排除在外的。但是後來藩籬它逐漸被沖破了，後進的叙事學擴大它的範圍，也改變了它過去原有的看法，所以也把詩歌，尤其是抒情詩歌也納入它的研究範圍。所以我從2013年前後，我開始做這個研究，抒情詩的叙事學研究，剛剛開始是發表了幾篇文章，進入以後覺得很有意思，确實完全可以。後來我也申請到一個國家社科基金的課題，名字就叫做“抒情詩叙事學研究”，這個課題是去年結題的，有20多萬字，結題的等級是優秀，這是很不容易的。國家社科基金結題等級優秀的大概有10%左右，不到10%。因為我做了很多相關的抒情詩的叙事學研究，從各個方面對它進行研究，從多角度進行研究。所以我覺得它的範圍對于我來說，幾乎是打開了一個新的天地。所以這裡在我看它是最能夠與時俱進，它能夠适時地修正它自己的某些弊端。

比方說具體可能有些同學覺得它是一些模塊化的、形式化的，那麼在它經典叙事學研究的階段，它确實可能會有這樣一些問題，有某些固定的一些模式。當然這些模式的不是說它沒有用處，但是你不能限于這種固定模式，你一定既要用這個模式，又要超越這個模式，要對它做一個有生命力的（發展）。因為我們做的研究不是不是像死的機器一樣，不是解剖一個青蛙一樣把它解剖死了，我們是要把它弄活了，我們是要把這個機器讓它很好地轉動，我們是要看在我們面前的生機勃勃的活的東西，要讓人對它有愛它、有感情。你的研究對象，分析一首詩也是，你不是要把它解剖死了，把哪一塊把它剖出來。就像我解剖一個人體或者什麼一樣，它不是這樣，你要把它講活了，講得有感情。所以我們可以運用這樣一種理論，運用這樣一種有益的工具，來對衆多的研究對象來進行分析，來進行分析，你完全可以講出跟别人不一樣的東西。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在荷蘭的時候，我到他一所大學去訪問，因為他們那邊有一個中國文學系，萊頓大學，它也是一所很有名的一所大學，當時學校有位年輕的老師，他在寫他的博士論文，他的博士論文是要用自由間接話語，——這是叙事學研究也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用自由間接話語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當代的作家，比如王蒙、張潔、張抗抗，分析他們的小說、分析他們的作品。他是在做叙事學的一個研究，就是用叙事學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當代幾位作家的文學作品，他說過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他說：“我用這個理論來進行分析，我可以說出跟别人完全不一樣的話，可以找出、可以看出和别人完全不一樣的東西。”那麼這個也是一種學術的創新，學術本質就是這樣，螺旋形的發展，我們研究的東西，有些像我們中國有幾千年文學傳統的國家，像世界幾千年的文化傳統，那麼幾千年的文學作品已經不知道有多少人研究過了，你還可以說話嗎？可以。我可以用新的角度，從新的角度，一個是我們從地底下發現新的東西，一個是有新的發現，我可以做新的研究，再一個我有新的理論角度、新的視角，我可以做一個新的研究，所以在這個方面實際上叙事學是大有可為的。而且從我們現在發展來看，有些我們國家是從改革開放以後，國外的很多理論它進入到中國來，它促進了我們的研究，但是有些理論可以說它僅僅隻是各領風騷三五年了，沒幾年就沒有人再問它、再說它，它已經不在流行。但是你看一看叙事學的研究，你搜一搜中國知網，你打幾個關鍵詞叙述學，那幾個關鍵詞，你看一看，出現的這種出現了著作，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說實際上在做研究的不在少數。所以它應該說還是一種很有生命力的理論，不是一種抽象的、一種隻是充滿純粹概念的這樣一種理論。當然進入叙事學研究，需要我們花費相當一部分力量，可能有的同學可能會望而生畏，看到這麼多的概念、這麼多的理論，但是實際上你進入以後，他還是可以讓你運用得得心應手的。

有些東西學起來的時候可能會比較費力、比較複雜。比方說我學俄語的時候，就有感覺俄語的語法非常複雜，它有性數格，陽性、陰性，各種各樣的，它不像英語它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它詞尾經常要發生變化的，陰性的形容詞必須要有陰性的對應着它，它詞尾是常常是要有變化的，性數格的變化，但是你學會了，那麼你用起來它會是非常有用、非常有意義的。我學了俄語，一直印象都非常深，我後來還翻譯了半部俄語的古希臘文學史，這是我在到雲南大學以後，那個時候已經隔了好多年沒有用到，由于原打的基礎，所以用起來的時候還是可以勝任工作。

那麼叙事學它也是有的時候，你開始的時候，可能會感到他有點望而生畏，但是你隻要好好地看一些書，然後結合自己的一些作品做一些探讨，用一點心，其實也并不難，都可以做很好的研究。

我帶的很多碩士生、博士生，差不多都大部分都是跟我們做叙事學研究，做了以後，很多人他幾乎都不放手了，一直很喜歡，一直即使到現在都在做着，有的當老師了，還在做這個方面的研究，做這個方面的工作。而且研究的成果也不斷的在出，都還是一些很不錯的成果，做得都很好。

采訪者：老師您在任教期間的時候都開設過哪些課程？然後采用的是什麼樣的教學方式？

譚君強：我任教的時候，最早開過外國文學的課程，以後我在跟本科生我上過學術英語，應該是本科生我上過這個課程，本科生我主要上的就是外國語課程。然後研究生我開設的是有叙事學了，一直上到博士跟碩士都有叙事學，叙事學一直上到去年才沒在上的，還跟研究生開過研究生英語。短時間跟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生開過一個魯迅研究，因為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魯迅小說，所以應該是魯迅小說研究，開過這個課程。我開的課程的門數不多，因為我不喜歡面面俱到去什麼都沾這個東西，上課雖然你也可以講得下來，但是這樣過于分散自己的精力，所以是相對說是比較集中的。我開的課程，主要跟我自己的研究是結合在一起，尤其是對研究生的課程更是如此，你必須要有自己的研究，有自己的新的研究的體會，我很非常注重要把一些自己的研究帶入到教學的課堂當中去，尤其是對研究生。所以我跟研究生上課的方式，基本上都是用2/3的時間我講，然後1/3的時間，我讓研究生每個人都有機會來講，因為我的研究生的課程人數比較多，好幾個像叙事學這個課程，最多的時候同時給5個專業同時上過，所以研究生人數比較多了。叙事學的課程最多曾經給過文藝學、美學、比較文學、世界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民俗學，給5個專業同時都上，所以好幾十個學生。後來陳芳老師留校任教以後，那麼為了把課程規模縮小一點，也能夠更有針對性，對不同的專業更有針對性，所以陳芳老師就單獨給民俗學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開了一個民間叙事學，一門更有針對性的叙事學課程。

所以這個課程一直到去年都是三個專業同時上，差不多每一次有20來個學生，這樣不管人數再多，那麼我都會讓同學在一定的時間，在掌握了一定的基本理論以後，讓他們自己結合他們的研究，來課堂上做具體的分析報告、研究報告，所以每一位同學都有在課堂上講授的機會，跟大家交流的機會，那麼我也會針對同學們的講述提出我的意見。所以這樣子讓他們能夠在學習的時候，自己能夠進入到研究的階段，相關學科的研究階段。那麼最後再通過他們撰寫他們的學習論文，這樣他們也就大體上可以開始自己從事某一個領域的獨立，從事某一個領域的研究，主要是要培養同學自己的研究能力、實踐能力、動手能力，這樣他們進入自己的工作崗位之後，即使你以後不從事這個工作，那麼這個課程對他也有幫助。

我有一個同學，我帶了一個研究生，他後來不是從事學術研究相關的工作，他去銀行工作了。他說：“我在（文學院）這裡學到的，我在研究的這些、我所學到的這些東西，我所完成的這些論文，給我打下了足夠的基礎。”他到銀行去，他主要是做一些相關的研究，那麼這個地方寫任何東西不在話下。所以這樣一個綜合的訓練、綜合的培養，他不僅僅隻是對以後從事學術工作，留在高校這些東西是有用的。

實際上你不論做什麼工作，它都會有用，都會有用到的時候，都是有用的。有的時候一些沒有用的東西，它會變得非常有用的。我們在學校裡面學的有的時候是一些不是直接要用的，他不一定有用。你比如說沒用，有些人說問有什麼用，我就幹脆回答沒有用。沒有用的東西有的時候最有用，潛移默化在你的血液當中，今後奠定一個良好的基礎，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不管你從事什麼工作，你都能夠對付他，都能夠勝。

采訪者：老師，其實您剛剛說的那個事情就讓我想起了之前我看到有人将讀書比喻成竹籃打水，他說雖然說是讀完一本又一本的書，像竹籃打水一場空一樣，但是你的思想就會像在水裡洗過的竹籃一樣，一遍又一遍，變得幹淨又澄澈，書是讀進靈魂裡面的。

譚君強：融入你的血液當中，對。

采訪者：那麼譚老師，請問您認為如今的中文系應該培養怎麼樣的學生？或者是，談談您認為現在雲大中文系的發展。

譚君強：雲大中文系的發展，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接觸本科生了，其實本科生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階段。怎麼說呢？像我們這樣一個有深厚的學術素養的這麼一個專業，在我看來，還是要把最基本的根基紮牢，還是要打好基礎。

我們相關的一些課程設置，其實從幾十年以來，應該說還是行之有效的。一些基本的課程，我在讀書的時候，跟你們現在讀書的時候，可能還是大同小異，是吧？你們中國文學史、外國文學曆史、文學理論、語言學理論，是不是這你們都有，這都是最基礎的課程，對不對？所以像這樣的一些課程在我看來永遠都是最基礎的，永遠。現在也好，過去也好，今後也好，它都是最基礎的。還是要下大力氣把這個基礎紮牢，盡可能地在學習的階段多讀一些書，不要光光這個隻是教科書，那麼相關的中外的文學作品，一些最重要的理論，一些語言學方面的最基本的書，一定要好好地讀。當然4年的時間也很短，實際上你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讀得太多，因為你們每一門課程老師可能有要你們閱讀的書，可能每一門課你要閱讀的書你都讀不完。但是你還是要撿最重要的幾本書，好好地沉下心好好讀，不要浮光掠影地，你每一本都看，不一定要是老師布置的這些要你們讀的東西。你比方說我上研究生課程的時候，我每一次都給他們有一頁紙的（書目），我都不給他們太多了，一頁紙的參考，我把最重要的參考給他們，我都告訴他們，這些書你們在學我這個課的時候讀不完，你可能找都找不完，找都找不到有些書。但是你拿基本最重要的可以首先讀，然後還有這些以後如果你還要做研究的話，你留着你可以找這些書，那麼他能夠讓你可以展開進一步的研究。

所以這些最基礎的知識，還是要把它紮牢，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我們還是說要與時俱進，是吧？與時俱進當然是需要的，我們這還是很注重能夠及時地吸取國内外的一些最新的學術前沿，一些新的有些什麼樣的學術潮流，我們也不能夠隻是關起門來，就把這些東西，（隻研究）原有傳統的東西，我們還是要關注國内外的一些最新的研究，一些學術的潮流，所以老師們我覺得也應該适當地開設這樣一些課程，不管是用什麼方式，講座也好，或者說某一門課程也好，還是要把一些最新的東西引入來，這樣我們才不會孤陋寡聞，我們才能夠跟上整個國家或者說甚至整個世界這樣一種研究的潮流。

那麼這個是在我們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需要的。所以兩個方面，一個是我們傳統的東西，我們一點都不能少，一定要堅持。同時眼界也要開闊，一定要開闊，要讓自己看的更遠、看得更深。看到目前國内外哪一些重要的研究，哪一些新的研究需要我們去關注，這個也不能少。因為你如果能夠把你的眼光放大，放開一點，多打開幾扇窗戶，包括國外的窗戶，我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很多東西都是相互之間的交流，這樣才能夠讓它變得更有生命力，變得更好。

所以我們學習當中同樣也是如此，當然我們現在各個方面的交流，國内國外也好，都跟過去是不能相比的。各種各樣的資訊非常發達，人員往來也跟過去也大不一樣，所以我們可以更好地——雖然我們是地處邊疆，但是現在實際上邊疆也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我們不是地處異域，我們跟全國連在一起，跟世界在一起。所以既要紮根我們自身的、我們原有的優秀傳統之中，同時我們也要打開眼界，放眼通過方圓的世界，這樣才能夠讓我們始終與時俱進，跟上我們學術的發展。

當然對本科生來說，我倒是更注重的還是，中文系說到底，可能以前老師們也都提，我們讀書時老師們也這樣說，還是要紮下根基。其實我們中文系我們所學的課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素質的培養，你打下良好的素質，其實你以後不論你從事什麼工作，都會對你很有幫助。

采訪者：那麼老師，雲南大學百年校慶在即，作為見證了雲大中文系數十年發展的教師，請問您有什麼想對現在的雲大中文系學子說的嗎？

譚君強：說的話很多了，剛才這些說的也包括這些内容，你們現在讀書的環境，跟我們當年讀書的時候完全是不可比的。你們現在可以專心在學校裡面學習，我們當年學習的時候，沒有這麼好的環境，受到各種各樣的幹擾，很多不必要的争論都存在，什麼紅專白專，是吧？有的時候你一心讀書會被說成是白專。你們沒有任何這些幹擾，你們現在處在一個很好的時代，可以一心向學，可以認真學習，沒有任何幹擾幾乎，當然幹擾也有的，外面對你們的吸引太多了，我們那個時候沒有這麼多的吸引。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早上是要上早自習的，專門在一起，晚上要上晚自習的，大家都乖乖的都很好，早早的。那個時候我還記得在雲南大學的時候，我們吃早點的時候是班上的生活委員，拿着盆，打了一盆的饅頭放在這個桌子上，我們每個人都走上講台，一個人拿出一個饅頭來，一邊啃着饅頭一邊坐在課桌上讀書，晚上我們都是聚在一起上晚自習，那個時候沒有什麼其他的幹擾，就一心一意在讀書。

你們現在各種各樣吸引人的東西實在太多了，然後你有的時候都把持不住。但是我想在大學學習的期間，尤其是本科這個階段，是人生當中一段非常重要的、至關重要的一段經曆。但是塑造一個人的人格，打下你一生工作的一個基礎，這樣的一個重要的階段。所以在這個時期一定要抓緊時間好好學習，時間都是一去不複返的，過去了就不會再回來了。

所以這一段時間尤其珍貴，還是要把心思放在學習上。很多事情，我們現在要有高遠的理想，但是不要一天過多地沉浸在這種高遠的理想之中，你就一步一步地去做，用心去做，好好地去做。

我當過1977級的4年的班主任，恢複高考以後，最早的一屆學生的班主任，當了4年，這一屆同學畢業以後，有很多他們畢業生都很成器，有在各個方面做出很好的成績。他們畢業的時候做了一個紀念冊，把每個人的相片貼了一張，然後一個人寫了一句話，我是他們的班主任，他們也在最後給我留了一個地方，叫我給他們提供照片寫一句話，我給他們寫了一句就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那麼我相信，人其實你有想不到的，你自己所具有的力量跟能力，隻要你用心去做，你可以實現的。不管做什麼，你一心一意去做，都能夠做得到，都能夠做得好。所以也希望我們的同學在雲南大學校園裡面，在這裡學習這幾年的時間裡面，能夠自己離開的時候，不管什麼時候回憶起來，都覺得在雲南大學的這些年，是我人生當中最重要、最愉快，過得最好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