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幸福”

                                                             ——楊振昆教授訪談錄

采訪人：張雨凡、李佳樂、周汝焱、朱薇

地點：雲南大學映秋苑

楊振昆，教授，碩士生導師，1966年畢業于雲南大學中文系，1978年調入雲南大學工作，曾任雲南大學中文系主任。

楊振昆：今天見到你們來做我們文學院的口述史，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這是曆史的記憶。口述史，它比文字記錄會更好更真實，好，謝謝。

采訪者：楊老師您好。我在《雲大記憶》中曾經看到過您寫下的《我拾起了一枚金色的銀杏葉》，您從1966年的時候在雲大中文系畢業，然後又在畢業後回到了雲大中文系任教。您做過學生，也擔任過教師和中文系的系主任，想必您對雲大中文系的發展是最有發言權的了。那麼我們想請問，在雲大中文系有沒有什麼事情或者場景給您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或者說您還記得您剛剛進入雲大時的情景和心情嗎？

楊振昆：我們是雲南大學最特殊的一屆，因為雲南大學都是像你們4年制，我們是在學習期間改成了5年制的。但是改成5年制，這一改就改糟糕了，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所以我們的話，到了68年才拿到畢業證，才開始分配，就等于是博士都讀出來了。所以我們是一個很特殊的年級，而且對雲南大學的中文系，也就是文學院有着最特殊的記憶，因為經曆了整個文化大革命，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所獨有的記憶。

我是1966年走進雲大的，那個時候好興奮，我一個同學來接我，扛着我的行李，走上95級台階，我覺得登到這樣的高處已經不錯了。那個時候我考上雲南大學，我的爺爺（我的祖父）拿着我的錄取通知書，我那些鄰居說他“中舉了！”“中舉了！”。這不是中舉，但是家裡人很高興。我覺得，雲南大學的6年生涯，到66年，我們覺得是很充實的，而且是那個時候雲南大學中文系的記憶。

中文系的記憶最好的就是老師群體。老師都是非常強的陣容，文章講的好。你比如古典文學，有張文勳、江逢僧，還有傅懋勉這樣的一些教授，他們都是可以說是學貫古今的。我記得張文勳先生他講《桃花源記》就講“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就是講為什麼是“晉太元中”，而不是“晉太康中”或者晉代的其他的年号，為什麼“晉太元中”。他沒有講稿，旁征博引在黑闆上寫了引了很多的詩， “晉太元中”4個字講了兩個小時。我想的話就是，我們後來的老師要能夠趕上當年的老師的那種學識、那種記憶力、那種對古典文學的研究力，我們就都好像差了一輩子了。而且不單是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也是有一些老師。比如大家熟悉的、才剛去世不久的蒙樹宏老師，他是魯迅研究的專家，在全國都認可的。另外是全振寰先生，全振寰先生他是教現代文學，也是大家很欽佩的，因為那個時候叫全先生，他是全老師，那叫全先生應該說是很敬重的老師。還有一個就是王蘭馨先生，她是宋詞專家，是李廣田先生的夫人，也是非常親切、非常好。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古典文學老師，就是劉堯民先生。劉堯民先生，他原來當了很長時間的系主任，是先秦文學的專家。那麼劉堯民先生的話，對我的影響還更大一些。然後現代文學剛才說的有全振寰先生，有我們魯迅研究的專家蒙樹宏先生，那麼一直到我們後來的現代文學，應該說都是後來發展的，李從中老師，還有嶽文志，這些都名字都很不熟悉了。後來的話，我們的教研室還算是比較強的，我是1968年回到北大，回到雲大。那麼有一些年輕的先生，這些年輕的就當時沒教過我的書了，是我後來的同事，所以教過我們的人的當中的話，這是，古典文學的，還有但是遺憾的是劉文典讓他走了，他在1958年走的，我們1961年進來的，但是就是文藝理論有尤其是張文勳先生的古典文學理論，那是相當不錯的。然後還有文藝理論幾位先生。現在回想起來的話，因為我對當時這個古典文藝理論的張文勳老師印象很深，就把其他都忽略。其他的老師的話，古典古典文藝理論研究上還有個鄭謙先生，鄭謙先生後來到了到了社科院去，也是很厲害的。還有就是就是嶽文志的夫人李煜華先生，李煜華老師，現在還健在，但已經好像不能下樓了。語言學方面有吳進仁先生，他也是教古漢語的，我記得還有一個張耀廷先生，還有就是雲南大學副校長李兆同。李兆同先生他是教語言學概論的，所以在中文系這三個領域是最重要的領域，這三個領域當中都有非常強的教授，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學得很紮實。我們在5年的時間裡面，隻有大概半年的時間，是到大理去搞四清運動。四清運動的話，大理四清運動是1964年，本來搞一年的，實際上可能不到一年就回來了。我覺得這也是非常難忘的記憶，因為都是走到老百姓家裡面，大理就在大理，你可能不知道地市區，地市區是一個村子，它是滿江公社，那叫滿江的。當時離鳳儀隻有7公裡，離下崗7公裡，剛好在中間，我就分在地市區域。在工作隊那段時間是非常難忘的，因為我在工作隊當中和老百姓接近得比較多，我當時住的那個家裡面有兩個女兒，一個後來結婚了，我在的時候結婚的，但是我沒有能夠參加婚禮，因為他找的那個可以說是一個家庭有問題的小夥子，還是高中生，他跟我實際上很接近，但是因為他的家庭的原因，他最後很慘。他在生産隊裡面勞動也不行，也掙不得什麼工分，家裡面看不起他，公社裡面也沒有用他。後來他們離婚了，他回到鳳儀，鳳儀的小夥子，後來因為在那裡沒有工作，就偷雞摸狗，為了維持生活，後來他被他哥哥用頂門杠打死了。後來他的妻子怡珠很可憐的，後來又嫁了人。我們在那裡的話，可以說體會到了農村的生活。我還背着這個背籮和他們上山去拾糞。拾糞的話是，我那時候冬天穿着棉衣，那牛糞、羊糞、狗糞都往裡面丢，但是有的糞是濕的，所以當我下樓的時候，然後回到村子裡的時候，這背蘿一放下來，生産隊他們都看到，“哎唷，你的背脊都被印黃了，那些糞水怎麼辦？”免得計較，我說沒關系。他們看到我實際上都是沒有什麼芥蒂的，所以我在農村可以說受到了鍛煉，我後來寫的散文當中又寫了那段生活的。我臨走的時候，他們很舍不得我，舍不得我，用白族話來講，是“舍不得啰”，那大嫂大姐你送我出村子，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想把我留在村子裡面，但是不可能的。這是我在工作隊的記憶。工作隊的話，我覺得。總部就在就在滿江公社，滿江公社就在滿江公社，就整個工作隊是由李廣田先生帶領下去，這工作隊我覺得很。工作隊的時候我母親生病病重，家裡面都怕影響我。就是我姐姐用母親的筆迹跟我通訊，後來是到我工作隊結束的時候，才叫我到我哥那去，我哥在景東。到了景東，我哥才告訴我母親去世的消息。那個時候我痛哭流涕，連母親最後一面都沒有見上。這是我覺得人生當中在雲南大學最重要的記憶，可能除了學習以外，就是四清運動。四清運動是清什麼呢？清那些四不清的份子，你比如賬目上不清，或者和地主地方還有什麼關系等等。此外，我覺得還有一點不近人情的就是，這個白族最重視的火把節，他們會在電燈杆綁上一些名字，就是那些名字，你們知道的吧是吧？就是有松油的那些木材拼在上面，上面就要點點火把，然後徹夜狂歡圍着火把跳舞。另外呢，每家都是紮着小的火把，那麼孩子從這裡跳下去，跳着過來跳過去，火把上就墜着很多的水果。水果掉下來，小孩就搶着吃，那本來應該是很好的事，可是那個時候總部來的通知：“工作隊不能點火把”，你的村子如果起火就拿你試問，不能點火把，說這是封建陋習。我覺得我也感覺到很難過的，就是在大理四清運動讓他們火把節沒過成，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呢，當時我看到了那個是在白族上的大本曲，這其實是他們民族非常有特點的。那天在有月亮的晚上，在賽場裡面，大家都要擡起小凳子坐着就輕了一些，上當中去這躺着閑着，唱的句子叫做九命七言那種情景對我印象很深，但是一句都聽不會聽不見。後來我背着房東家的小女兒，背着她回家，讓她休息，我也就休息了。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大理四清的一個很難忘的記憶是什麼呢？就是我這個家的這個彜族女孩結婚了，找了鳳翼的小夥子，但是是因為他們家有問題，我住的這家是貧下中農，那家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家族，所以就不準我參加他們的婚禮，他們非常希望我參加婚禮，有工作隊參加啊。但是就不行，所以我隻有坐在他們的房子内室裡面，他們在外面請客，然後把端東西到裡面給我吃。那個時候的四清運動本身，我覺得現在看來也是把階級鬥争擴大化的一種。那時候清的話就四不清啊，就是，就打擊了一批人，特别是那個，有的是那個，就是會計啊、隊長啊，就是查出小小的問題，就批評啊，但是那個批評就還可以說算稍微沒有後來的那麼厲害，就批評，就審查，就處理。所以這一段時間是我在人生當中是不能抹殺的記憶，也是我學生時代不能抹殺的一個記憶。那麼後來在學校裡面的話，到了66年， 7月份就應該畢業了但是五一六就發了通知，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全國開展文化大革命。我們作為紅衛兵的話就更不能夠啊，就不能夠離開。不能離開的話，我這個時候，我就隻有，就在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參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我記憶當中最難忘的幾件事情，就是在學校裡面也是造反派的，不是，我不算造反派。這造反派的話就是要批鬥李廣田校長，還有劉堯民系主任，李廣田校長和劉堯民先生，都是我的恩師。李廣田先生，他雖然沒教過我，但是我寫的散文，我給他看了以後，他幫我改了以後推薦到《雲南日報》發表。劉堯民先生，他是編的《先秦文學史》。那個時候因為我的文學功底、寫作能力很強，就要我去幫他做助手，就編《先秦文學史》。這兩個人都是我當時，當時呢，就因為這樣子，我們實際上造反派也就說，楊振昆，你要來揭發他們，你是修正主義的孝子賢孫。你要去揭發他們。叫我在大課堂批判他們兩個。我那個時候我怎麼辦？我的恩師我可以批判嗎？我想我是不行的。但是對這些人的話，我惹不起但我躲得起，我就離開學校了，躲過了那場批判。我後來想一想我躲過了這個批判是非常明智的。那個時候批判他們李廣田和劉堯民是挂着個大的這種反動學術權威地主分子，挂着這樣的大的牌子挂着，挂着頭都低下去，一根鐵絲勒着脖子，勒得很厲害，然後他們批鬥完了以後就遊校。劉堯民先生在遊校的過程中，心髒病突發就去世了。所以我想如果時候我去批判他的話，我去批判他的話，我一輩子都會不安心的，所以。也導緻了我的經曆當中有一個和所有人不同的經曆就是，在學生當中就我後來沒受到批判了。我去北京，啊，因為當時我是學校的文革的文章組的成員。那些批判文章寫批判什麼《五朵金花》，《林家父子》這些這樣的文章，那都是大事情。但是，當時校黨委書記校黨委書記跟我說過，他就讓我好好幹，幹了以後，将來把我推薦到省委辦公廳，好像有很好的前途。但是，我那個時候就是沒有做這個。我第一批到的北京，9月15号去見了毛主席，所以見毛主席，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我們在下面，我們在下面，就是這樣子。毛主席大家很歡呼，毛主席萬歲萬歲，但是遠遠地看見聚光燈下看不見毛主席的像。見了毛主席回來以後，帶的紅衛兵的袖套是同班的一個女同志給我繡的是紅衛兵三個字，就是當時跟我一起到北京的，是第一批帶上這紅袖套。回來以後，這個，在班上就組織了一個批判會，我覺得大家很親切的一下子就都，大家都什麼，臉色很難看，就說“楊振昆，你來我宿舍一下。”因為宿舍隻有10多個人同學在裡面坐着就批判我，批判我是修正主義的孝子賢孫。那麼這個，是這個資本、資産階級的接班人啊，是什麼，就批判，然後批判沒有什麼說，就說你的交友路線就是資産階級修正主義的交友路線，說為什麼不跟我們貧下中路之列處得好？就是跟一些出生不好的處得很好。給我帶上紅衛兵袖套的女同學，說是我冒充紅紅衛兵到了北京，當時紅衛兵袖套也是她給我帶上的。當然這個事情，後來她後悔了，痛哭流涕的跟我說：不應該這樣。這是文革當中，文革當中我們學校的話是炮派的。分為炮派和八派的，炮派的就是指揮部就是雲南大學。我們中文系又獨立成立了這個叫做井岡火炬，井岡火炬。他們要求去當宣傳部長，我說我不去我不會幹這個事，那麼我就到社會上，就到文化館裡面，在辦工農兵文藝，就辦工農兵文藝一個刊物。在文革當中，除了批判這個事情很難忘以外，很難忘的就是外出串聯。外出串聯的話，是那個時候是拿着一個創聯證給搞創建，全國坐車坐什麼都不要，都不要票的。那個時候幾個人約了我，還有一個是鐵路上的人，他們的關系更廣，又拿了個提名聯票，就在全國跑了大概15個城市。看到全國的造反派的。他們參加活動，看到全國的大字報，那麼睡在那些接待站，睡在地闆上，都這樣子，那個時間的話，很好的是我能夠跑。大學生不出錢，跑了十幾個城市的，這是很難得的事情。但是那段時間來我就覺得，對我來說我沒有去批鬥，所以，但是批鬥那個場景，我看到過的是，那個時候，在辦刊物的話就要去采訪。就，就是300号，300号是批判，一個走白頭子，可能是造反派之後的。沒有，我去的時候感覺太恐怖了，我坐在他們那邊住在他們招待所也是很好的招待所。半夜，八派的，他們的獨特的音樂“葵花向太陽，戰士心向黨”就響起來了。廣場上墊子都在上面，嘩嘩嘩就叫“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們，請來參加炮派的投資，劉家班的批判”。我已經看了一個劉家班，還有個老幹部叫馬建恒的批判。我也就跟着去看，看到那種情況非常的非常的可怕的，那就是手是這樣子的是吧？我這樣是偏了，兩個手可能是脫臼的，你知道的，要從後面搬到前面來，然後頭發抓了一把，一把他抓掉了。這個人後來也就批鬥，後來也就，也就是以後就死掉了，沒有消息。所以這是那個時候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鬥争。鬥争當中很殘酷的那些場面，我體會到了一些，所以我也就不會去強調後來的什麼武鬥，批鬥誰也好，我就都不會參加，這就是我的我們各黨組織一個記憶深刻的經曆。在大學期間就文革中還有一個記憶深刻的就是我在全班當中，我們班将近49個人，我們班當中隻有我一個人和低年級一二年級的同學，他們組織了一個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叫做萬裡紅長征隊。我就那個時候我在被關着，每天都要訓話，心情也非常的低落。就我怎麼一下子成了孝子賢孫，就是修正主義呃苗子之類的。那個時候我是都被看守起來被隔離起來。我爬窗子出去和一年級同學一起就得步行了，從昆明一直走到了南甯又到了那個時候，就在路上可能有什麼問題，這後面有講。這個送我。這個，這個，這些東西拿着語錄，毛主席語錄，到一個地方的話，我們慢慢冒出新的，我已經注意到。然後後來又是宣傳毛澤東思想，一路走從昆明走到了師宗，然後走到了貴州的？還是然後從貴州到了廣西的田東田裡。那個時候很難得的是，鄧小平原來有個有黨史展覽，有鄧小平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叛徒大公賊是吧？就那個是展覽館不能開就封閉掉了。我們那個時候要求開開往外看，我們那個時候實際上還是看到那些革命曆史的教育，當時鄧小平是在紅四方面軍，杜國清他們都在，有這樣的遊擊隊，我在那個時候就再走了兩個月左右，最多的一天是走了74公裡，走到了，當時我們走的很好的是到處都有紅衛兵接待站，全國到上面了，就是毛主席要把這個火點到城市鄉村各個地方，所以全國大串聯，我們到的地方都有接待站，接待站非常清潔，除了吃住以外，給你燒好了熱水讓你躺覺。我那個時候翻過烏蒙到貴州，貴州到貴州興義。貴州興義的話，烏蒙山上是剛好是冬天12月份，冬天山上面樹上都結滿了冰花。我們看到冰雪的世界就非常的激動，拿着那個拔出來的草，冰結在上面，一搖叮叮當的像鈴铛一樣的會響，從那個山上跑下來，一路上山一路跑着下來，我的腳就可能是崴了一下，腳踝腫得很大，晚上就到了招待所，就用熱水燙。然後到了廣西它有那個治痛傷的藥，叫藥茶，你說那個時候當然第二天要走，他們說你要不要走，我說還是要走，那是毛主席的根本路線，我們一步都不能散，一步都不能散。那些駕駛員跟我們的紅衛兵隊看到我拄棍子腳崴着，紅衛兵小将上車吧，我帶你們走。那個時候他很親切，那個時候紅軍槍根本沒有什麼用，當扁擔挑着行李，這是很親切的，而且紅衛兵有着很崇高的地位。這一段也在學生時代很難忘的，就是文化革命到的時候。然後我一直到了南甯就停止串聯了，全國發出停止串聯2月3号。我那個時候非常難過的，我想着我再也不回學校了，同學都是這樣子反目成仇。對我來說，這是沒有想過的。人會是這樣子的，所以我再也不回學校了。管他分配什麼分配我都想不出來，可是，我呢，我在到了南甯的時候，在南甯接待站的時候，人家看到我們的名單之後留一封信，是雲南大學寄來的信，就我們班的同學那幫同學寫來的信，那個信就是說楊振昆同學，我們知道你身體很弱，但是你參加紅衛兵去長征了，我們知道是資産階級反動向把你逼走的。我們現在成立了這個叫做紅色頂風船長的隊，紅色頂風船長的隊，已經批判了資産階級反動向。希望你回來。然後班上同學說回來吧。我在南甯的邕江大橋上拆開這封信，看着，那個眼淚嘩嘩地流，所以我想，在串聯當中的話，這是也是很難忘的。還有我們坐車串聯。很難忘的，你們可能不能想象，一個火車的卧鋪擠了32個人。火車的卧鋪本來隻是上下鋪6個人的，擠了32個人，我們就在上面用那個背包的帶把兩個床的聯系起來，大家的腳插着腳就這樣子。所以在那個時候，那種擠的環境當中啊，32個人，我們在第三層。人的熱氣，那個冬天沒有什麼空調的，真的熱得很。我們那個時候還有一件事，帶你們了解一下文革。我就講給你們像聽故事一樣很好的。我們那個時候有一個解放軍。解放軍的話，他也是想要乘車走。乘車走的話，跟我們坐在前後的車廂裡面。後來的話是已經車子那麼擠了。廁所裡面都站滿人，廁所裡面都站滿人。我們上廁所的，我們可以跳，停站的時候從車窗跳下去，上來趕緊小便，然後再上，那女孩就沒辦法。大家就圍起來讓她，這個小便一下。但在那種環境中的話，已經人很多了。到了六盤水火車到六盤水，那麼他們就車廂門都不開的，他們就扁擔，你先想象着用扁擔把那個車窗撬開，撬開的話就要上來嘛。上來的解放軍的話就用手壓，壓這個車窗，一壓可能壓住他們一個人的手了，不得了。他們上來了。車門他們打開上來就要找講話去。到哪裡去了？當兵的到哪去了，找到你把你整死了。文革當中他們造反派是這樣的，後來我們把他攙到，攙到車廂的三層樓上，然後把我們的衣服給他換上，救了他，後來一直保持很好的關系。這是那些場面的話，我覺得很難忘的。我可以說就是在這樣的别人沒有過的經曆當中，經曆了文化革命。别人去批判的，我沒有去批判。我覺得可能最重要的是人性本身的善良。别人這個去參加造反派當頭頭，我沒有這樣的夜晚。所以在文革到了分配的這個時候，我們68年分配的時候，那麼因為學校的，分配，是由經管會在批準的，但經管會在五華山有個分配辦公室，那麼我們登山布置去請他們做分配工作。後來的話，但是因為我們是炮派。五華山的經管會的人都是八派，八派上見的，所以對雲大的人都分得很差。我呢，好在是因為當年我發表過文章，大家知道我有寫作能力。革委會，市革委會成立，就把我要到革委會的宣傳組的新聞組去工作。我的工作也很突出，後來才去了一年，就提我的新聞組的組長，就是後來的幸福傳播的新聞處處長這樣的職務，那個時候才二十、二十、二十幾歲，二十五六歲，那個時候當了新聞處長下面管着8個人，有兩個都是縣團級的幹部，因為他沒有解放，都是老幹部，還有幾個都是比我年紀大的，在以前畢業的一些師兄師姐這些管着8個人。8個人我沒法管，我隻有自己好好努力去工作。我去工作就是每天早出晚歸去采訪，采訪了以後，然後晚上還寫稿子，晚上經常寫到兩三點鐘，有的時候早上五點鐘起來寫，然後《雲南日報》發表文章最多的。政工組是政治部門下的，比宣傳部還高了一些。政工組織組長，這是連景明，那個解放軍非常好的。他把我介紹給了當時革委會的副主任，叫做李聰，李聰就說，說小楊這很厲害的，《雲南日報》差不多天天都要他的稿子，翻着《雲南日報》的一本稿子，他很有心地折疊好了來看，推薦我。就是，他很用心推薦，但是實際上我覺得那個時候寫的東西很多。你們可是，如果作為中文的知道，新聞是易碎品了，發表過以後，就很快失去它的價值。但是我當年的話有幾篇文章是他們非常，這個看好的。那個時候整個反應都很好的。一篇文章叫作《沒有文字的學哲學講用稿》，學哲學的講用稿。因為曆年就是學習毛澤東思想代表會就是學哲學的。那我這篇文章剛好是寫了一個富民的花果山的一個老貧農，叫王朝中。王朝中是，他是被人稱為小癱，他生下來的，他腳就是這樣的，走都是經常是爬着走的，可以起來走幾步，一個小癱。那麼當時他還開了，開了個10多畝的山地，開荒了。我去采訪他的時候，我到了，到了這個花果山，到了富民縣。我看着精神太受感動。胸前挂着毛主席像，右邊插着那種樣稿，這邊呢插着鏟子背着爬到山上去，然後跪着把兩隻鞋，脫下來，跪下了，這個膝蓋跪着，就在那裡。天氣很熱，連狗都是在躺在，躺在一邊，長着舌頭才能喘氣，但是他呢，還在不斷挖地，後來就給他寫了一篇叫做，就采訪他們，就是，《沒有文字的學哲學講用稿》。為什麼呢？因為他到了學代會上，我是學代會的這個新聞組的組長，就是整個昆明市的新聞報的都是我在管。那麼他就講，他就講他說我們這個，這個當了代表，隻是忘了常常走了一步，但是我，他指着這個畫，我在走廊上看到，這邊畫了一隻腳，那邊畫了一個箭頭，那邊畫了一隻腳，這邊畫了一個網，那邊畫了一個汽車，就說我們不能隻憑着，這個對毛主席深厚的革命感情來做事，我們要這個，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指導，不能隻是這樣。然後我們這邊又是畫了一個什麼這一小塊田，那邊畫的一大塊田對吧？我一個人呢，隻能開幾十塊田，我會給發動大家開很多田。喔唷這個，我一看很好啊，是畫的這個字又簡單，但是完全是哲學。一分為二是吧？有了成績還要想到未來，想到未來怎麼做，我就寫了個《沒有文字的學哲學講用稿》。《雲南日報》頭版頭條加了花邊登出來的，登出來以後，後來當時這個在省的學代會上引起轟動。這篇文章，當時的政委叫譚甫仁嘛，就後來被殺害的那個譚甫仁，譚甫仁就是說批了一篇文章，打破了一個學哲學神秘論，叫大家都要學習這篇文章，這也是我人生當中的很風光的事情。後來是叫這個小癱王朝忠到處去走報告，他這說話也不怎麼樣的，要去做報告。後來我們政工組長連處長就跟我說，振昆啊，小楊啊你好好地去輔導他。我就王大爹，你現在說的話裡頭提起了毛澤東。後來去講了到講台上，我在講台上聽他，他還是講個一分零二，以後但是大家都看到他的形象，聽到他做的事開放，都去忽略了這些東西，啊都很感人。所以我在市革委的話，學代會上可以做出貢獻的。另外的話我在寫的那些報道的，這個文章的話都是很，很受到大家的贊揚的。這個是你比如我寫的一篇叫做周望，周望是寫一個知識青年叫國金德，他已經是返回學校收回來了，到分配他到設計廠去工作了。但是他又重新回到了他在的上去，也很窮的，上去在那裡。後來，結婚生子在那裡，後來好多年後我去，他在瑞麗當了公安局的局長，這叫國金德。這個造化裡面寫了很感人，我們的行政部長說小楊你這邊還報道寫的長篇東西，這個太感人了。

采訪者：老師您剛才給我們談了一下您在學生時代的一些非常令人深刻的記憶，我們知道在這之後，您曾經擔任過雲大中文系教授，也在雲大進行過任教，您在這段時間内有沒有比較深刻的記憶，能給我們分享一下嗎？

楊振昆：我呢，是1978年調入雲大的。所以張文勳老師是我的恩師，張文勳老師為了去調我，到市政府到市委去調我，跑了三次，他們不放我，從年頭一直把我卡到年尾，11月份才回到了雲大。張文勳老師我很感謝他，因為實際上在那個革委會到市委宣傳部那些日子，我覺得我不适合政府機關的工作。如果你叫我講到新聞的時候，我是非常熱愛的，但是它裡面的人事鬥争、一些矛盾我就适應不了。所以我1978年就回到了雲大。但是市委有的朋友還說你怎麼那麼傻，人家可能要把你作為接班人的，當市委宣傳部部長之類的接班人的，你怎麼就回來了。我說沒有當官的心情，就回來了。那麼我選擇了雲大，這也是很正确的選擇。我一進雲大就沒有當助教，因為我原來的經曆就當了講師。到了1985年，就評了副教授，也是在那個時候有職稱以後，是最年輕的副教授。到了1992年又評了正教授，當年也算最年輕的正教授。當時可能也已經是50歲了。哪裡像現在這些二三十歲都是一個教授，都是這樣子。我們那個時候的教授是真正有成果的，不是那個時候也沒有學位。所以不是把畢業生、博士、博士後是看你的成果的。我當時是因為四本書才評為教授的。這個呢，我覺得到雲大以後是一個能甯靜地讀書，做學問的環境。所以我覺得這個環境對于我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我也非常珍視它的環境。因為張文勳老師當了系主任，他要有幫手，就讓我當，就是秘書，主管科研，有時候教學也管。張文勳老師就讓我主管一些，所以我接觸老師也就比較多。我覺得有些老師的話，可以說都很有成就，在學生中影響都很好。我認為努力學習這些老師他們的優良品質，那麼也努力把自己的學科整好。因為當時我呢，我是講中國當代文學的。當代文學這個學科以前是沒有的，我們1980年代，這個學科在上世紀1980年代才開始研究的，那我們從自編講稿到編了文學史。但是李從宗老師是，他是後來的系主任，李從宗老師，他是主編，我是副主編，編了《新中國文學發展史》，後來呢，我又和這個華中師大的校長，這個王慶生先生，合編的這個《中國當代文學史》，高教出版社。現在很多學校還在用這本書，中國當代文學史，高教出版社，就是高教部推薦的用書《中國當代文學史》。那麼我廣編文學史、編文學作品選，這個都編了一些，那麼我在講課的時候，我覺得我也努力在備課，講課呢，也講的我自己也感動。你比如講到當代文學的傷痕文學啊、改革文學啊，到開放文學啊之類的，我每個階段都有代表作家，同學都很喜歡。我講課呢，我有一個想法，就是，不是讓他們隻知道一點内容。你講兩篇課文，你說對他們畢業以後，這節課我有什麼用處？關鍵在于訓練他們的思維方法。你比如我給他們看一篇課文的話，應該怎麼來分析這個課，作者創作的動機和他的背景。然後我們從這樣子來思考，教會他們思維方式，思維方式對于學生來說是一輩子都有影響的。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的話，這些在現在的教學當中我覺得是應該提倡的。我覺得有的老師就把他們的博士生的導師的東西，博士後的東西或者自己寫的幾篇論文念念給大家聽聽，我覺得太有問題了，這對老師對學生來說，除了吓唬一下學生，是我發表了什麼，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要教給學生他的思維方式。這是我當老師以後，我覺得可以說的我的觀點，所以學生跟我的關系很好，直到現在學生請我參加雲南大學同學群，幾個群都是要我參加在裡面，就是微信群都是在裡面。所以我覺得，他們對我的教學的評價就是能夠打動他，能給他們啟發，我覺得這也是我很滿足的地方。這是我那個時候一個是教過了這個，我開了一個是中國當代文學史，開了詩歌研究，就詩歌的理論怎麼創作，怎麼看待詩歌，詩歌的真善美，詩歌的本質是什麼，講這些内容。這個，還有個選修課就是詩歌研究，那麼還開過一些講座了，開過一些講座，詩歌研究。那麼這是我那個時候。到了後來的話，我1991年還是92年當了系副主任。到了1997年，當時學校要我當人文學院的院長，組織部還跟我說要解決我的廳級幹部待遇，應該說我是校級幹部的候選人，但是最後我都說我不幹了，連系主任我都不幹了，後來的話黨委的這個組織部長來找我做工作。後來沒辦法，學校領導找我做工作。我就去住院，打了一個證明，就是說是一身都是病，所以我說我不能，我身體不好就辭職了。辭掉之後就當個教授，隻當個教授。然後可以說自己在學業上、學術上有所發展了，也是在後面這個階段的時候。就是說，沒當系主任以後。所以我先後的話，這個，寫作的專著和主編的書籍那麼大概将近20萬收錄。有影響的是文學史，還有我的幾本專著也是編訂文學啟示錄，雲南的作家的評論，還有一本是《我生在月圓的時分》，這是一個文學作品自選集，還有一個就是這個一本叙事長詩。我采訪的，叙事長詩，就是“三下鄉”。寫這個“三下鄉”是因為我帶着學生去搞了農村調查，回來的一部書。另外呢，我後來就專門研究世界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我從1991年開始研究，到了現在都還在一直做的研究。我收集了，這個世界各國去開會，然後一箱一箱地背回來，差不多可能将近，将近一萬冊書，就成立了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室，原來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室，是當年，1991年的時候，後來的話2015年學校重視這個事情，就要提升為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但是後來呢，學校也，這個校長找他們談了幾次，大概5次吧。就像王衛東院長當時寫了幾個報告，後來校長問你們要多少資金來啟動，王衛東大着膽子寫了個40萬，校長說，60萬，給你們60萬，到後來、到現在一分錢都沒有，然後帶着同學去搞研究都是我自己拿錢，給同學的生活費也是我自己給他，就這樣子過來的。所以我從中國當代文學到了世界文學這條路實際上是順着走過來的。那麼，可以說，你們忽略了在中文系還有一個重要的學科，就是文藝理論。文藝理論當年是，就是張文勳老師的古典文學理論、文藝理論。還有幾個老師是搞文藝理論的，鄭謙老師，還有什麼，就是到了社科院的。後來的這些人，那麼我們再說了，同事這些再說了。但是這個可能有不同的就是古典文藝理論。張文勳老師，作為學界的泰鬥，一直到現在的話，他出了很多的書，對我的影響也很大，他和我的友誼感情也是直到現在我們都是很好的師生關系，都是這樣。我想到就是在，我在學校當中的話，實際上就沒有過去那些日子，生動的事情很難說得出來，最生動的就是什麼呢？就是帶着學生去景谷搞民族文學調查。景谷搞民族文學調查，帶着1989年1988年的大概将近20個同學到景谷去調查。是社科院出的錢。他們聘請我帶着去調查的，我們就放假的時候去了。景谷那個地方它是民族文學很深厚的。那個時候，我們收集到的資料大概70多萬字的資料是我帶回來的，都是我帶回來的，都是用筆寫下來的，70多萬字的資料。我每天都把學生帶到那個山上。那個山上他們有一些就是說，他們是傣族的那種，他們的宗教人員，他們記得很多的史詩。就到山上去，他們住的地方去談了，談了以後到晚上就給大家帶回到學校的縣上的招待所住。那麼我呢，我覺得，那個時候，很難得的接觸民族文學。民族文學太豐富，色彩也很豐富。你比如說，有一部書我們叫做《靈彩》，實際上是愛情詩。男的對女的說你就像天空飄下的雨點，點點滴滴要落在花心上。你要走要留，要像大象一樣，穩穩當當。覺得很好的。那一段時間有一個民族文學的陶冶，對我來說也是很難得的這種人生經曆。那段其實都，但是後來是不整理，所以我就交到了社科院，因為我們的成果很豐富，但是他們隻是到，已經不見了，我就私自做，天天帶着他們的瓶頸來到了西雙版納去玩了幾天，然後回來後來他們你們收集，收集這些那麼多材料去玩是應該的。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是人生當中在大學的生活當中是很平靜的，是難以忘懷的，這次調查是難以忘懷的。另外呢，因為我呢我覺得有些時候和老師的接觸，因為從當系主任助理，當科研秘書，然後到當系主任，當副系主任了。接觸老師們确實很多，但是我當系主任呢，那個時候是應該學校的經費很困難的時候，哪裡像現在，現在是寫一篇論文都可以得幾萬塊，甚至《新華文摘》一下可以得30萬的這樣子。沒有這樣的經費，我那個時候我搞一個東南亞文學的話，申請到了1萬的中華社科基金，就是1萬塊錢。那1萬塊錢我出了一本叫做《東南亞華文文學論》，還召開了一個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大會的話，是我在省政府要了10萬塊錢，然後玉溪的話，玉溪地委書記跟我關系很好，他支持我開這個會。世界華文文學會是第7屆，1994年開的。開這個會很隆重，200人，200左右這樣的會。那個是省委領導出席的會議，然後呢，這個會的話，直到現在世界華文文學會這個會議，領導會已經開了18屆。我是第7屆，但是大家都還說隻有楊老師開的一次是我們最難忘的空前絕後的會。因為那次會議的話是一些地方他們安排得很好，安排在紅塔的那個别墅，就是一個叫做紅塔山莊、避暑山莊。在這山莊裡面，筆架山莊。在筆架山莊，還有就在撫仙湖邊。一個代表一看，開這個會怎麼可能到這樣好的地方開？但現在是拆掉了，因為離撫仙湖近就拆掉。然後我們還會在在玉溪在撫仙湖開一個會。然後到了澄江，江川。江川不是有個帽天山，江川帽天山，就去江川帽天山，去采訪江川的生物大爆發，然後又到了昆明，昆明是結束會議，開着車走，警車開道，一直從澄江到，從玉溪從澄江撫仙湖邊到江川到玉溪到楚雄到大理，大理又返回來，警車開道一路，然後說楊老師你這個本事大，開這個會這樣子。大家都很難忘，包括大理，他們也有這樣的記憶，大理他是這樣，要聽懂他們宣傳部，但是實際上是說，我從這個省政府要了10萬塊錢，得到了普朝和玉溪地委全力支持。這是我搞的經曆可能有點走火了。

采訪者：您在咱們中文系任教多年，當過教授，碩士生導師，然後系主任，就想請問您有沒有哪位學生是您至今都記憶深刻的？

楊振昆：學生啊，我覺得記憶深刻的，要說哪一個的話也很難說。但是我呢，後來的話，我就發現了中文系學生當官的不少，所以我要去辦什麼事情的時候，比如到市革委啊，到市政府，到省政府，我覺得我記不住學生，但是我走出來，楊老師來了，站起來，楊老師就這樣子。中文系的學生還有很多很好的都在報社、出版社。所以呢，對于我們系的老師的話，他們的作品的發表都起到很好的作用。當官的我覺得很支持很重視的。我也不好說哪個，哪個學生，有的學生關系很好的，你像楊崇勇，現在已經是判無期了，無期徒刑。他是從雲大中文系畢業以後，後來當這個宜良的縣委書記，後來一路高升到了昆明市的市委書記，然後到了河北省的省委副書記，在那裡貪污兩個多億。你說我覺得看學生的這種感情的話，我到宜良的話他都要看我的，因為他這個中秋節還帶着闆栗和核桃的那些宜良的土産來我家看我，不單看我也看其他老師，所以有的學生是很好的。那麼至于說，一直保持很好的關系的，我覺得還多。一是要說很突出的，我覺得有一個人叫做吳建林。他是深圳的，深圳的特區報的編輯部主任，他還特别邀請了我和這個，這個古明清老師，就是研究生處的處長，後來是當老教授協會的秘書長。到了深圳，他幫我們安排在最好的酒店，我說何必安排那麼好的酒店。他說不怕，他說我這裡都是靠我的關系的，不用錢的，都是住在那個地方，然後帶着我們到處玩。這種就是印象深一點。就是我覺得在我的人生當中，我覺得可以說，同學跟我的關系都很好的，就像我說到哪裡去辦事，他一下子就像想起楊老師的，這很好。我呢，我覺得的話，師生的關系啊也應該是朋友關系，朋友關系會更長久，那些什麼“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那些都是過去的一些說法了，不能這樣子，其實現在學生比我，比老師還厲害了。我舉個例子，我的一個研究生，這個可以說關系最親密的叫李踐，李踐呢，可能你們年輕你們不知道，他原來是雲南省的最有名的公司，叫風馳傳媒廣告公司。那麼我退休以後就請我當了，當他的副總裁，讓一個教授去當副總裁，當時其他一些人都覺得好像怎麼可能，這個就是，我又不懂，但是我是跟他處的最長久的，直到現在。現在他是到了，我們這個風馳傳媒的話被李嘉誠先生收購，在2000年被收購。我在裡頭當副總裁，後來到了李嘉誠現在成立湯姆戶外傳媒集團，戶外傳媒集團，讓我和李踐組織收購組，在全國收購了16個公司，就成立了湯姆戶外傳媒集團。李踐的話，他是我們的研究生，碩士研究生畢業的。李踐是總裁，我是副總裁，所以在雲大，雲大的校友會，就把他請來做校友會的，現在在上海校友會當這個會長，上海的雲大校友會會長。他現在的話已經預告要上市了。離開了湯姆集團以後，他組建的就是行動成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現在正式在上交所上市，21号就敲鐘。他邀請我到上海去參加他的敲鐘典禮。他呢，對我來說應該說，我們的關系，超過了師生的關系，他對我的尊重，我覺得我也很感動的。後來我們倆分手了，我沒有在他的行動成功去讨論，但他們開大會都去邀請我去，去的時候他都是“今天非常榮幸把我的碩士生導師楊振昆老師請來參加會議”，五六百人的大會全體站起來鼓掌，叫我亮相，我都覺得有點尴尬。他講，講今天我要講的6個字，感恩啊，首先就講兩個字感恩，我首先感謝我的老師，沒有我的老師，沒有我的今天。這就說得很過了，有點過了。我兒子從加拿大畢業回來以後，加拿大畢業回來以後他就邀請我們家吃飯。那個時候我還在上海湯姆集團當副總裁，吃飯。他先離開了，他就說那個你不要去找工作了，你爸爸幫助我成功，我也幫助你成功，就到他的，他的集團，當時他的集團啊，他的行動成功集團，一下子就當了總監，後來當了副總裁。後來他離開了，他離開是因為他又選擇其他行業，到了其他的工作，直到現在我們都保持着很好的關系。那麼他上市我們表示祝賀祝賀，但是去敲鐘可能去不了了。那如果能夠上市的話，他做的那個企業，雖然我也做了一個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但是沒有他那樣的就是輝煌，他那個，那個融資率很高的，他就是4月21号敲鐘。最親密的學生可能是他吧。

在做系主任的時候，還有一件事是值得講一下的。那個時候辦學經費很少，辦學經費很少。我大概是一年的話，一學期的話就隻有30多萬，經費很少。後來的話為了讓老師們出書，為了就是改善老師的條件，我申請到的就是搞自學考試的組織的單位。原來的單位是文學，中文學科的自學考試的組織，後來因為我上一屆的這個領導，他們可以說搞不好就不負責任，不想搞，就被省委教委的話，省教育廳撤銷掉了我們的組織單位。這對一個學校，一個雲大最高學府的中文系不主持，不能組織中文學科，這是很那種……但是是上一屆人的他們那種的情況。在我這一屆的話，我為了把這個事走走過來，中文系的學科背景這個給了師大，所以我就開始重新申報，申報了新聞學科的組織，自學考試自學組織新聞學，才跟省委辦公廳聯合辦了藝術學科的這個自學考試的組織單位。這是兩個學科了，新聞學科和藝術學科，這樣子，我們有了這個權利，學科在學界的地位就提高了，地位提高了，然後這兩科都可以搞這個輔導，我們就發行輔導材料，另外組織老師到各地州去講課，講課呢有一點收費，還有這個自學考試收費，還有輔導材料的收費，這樣子我們經費就一下子很富裕了。那麼我們辦公室的老師，說收那些彙款單收了害怕，怎麼會那麼多是吧？你看，各地來的彙款單的就是要我們的輔導材料的，另外又到各地老師去，我也帶着大家去下去輔導，輔導講座。那麼收到的錢的話，可能上百萬吧。那麼一年有上百萬的經費，那麼學校給我們三十六萬，但我上交給學校48萬。所以有一次的這個當時王學仁還當校長的時候，在全校的中層幹部大會上就表揚了我們，這是他們中文系老師他們搞自學考試，他們自己創收，還比我們給他的經費還多，大家向他們學習。那個時候啊，開始搞創收的時候，現在不搞了，現在也不提倡，因為經費充足，但是那個時候我創收以後呢，可以說一個，老師可以出書，我來出錢，我們出錢把它印了。那個時候我在任上的時候，他大概出了90多本書。還有呢就是，當時學校買房子，買房子的話我買了10套房子，學校的房子，因為學校的房子就他就是你們要多的房子，你們自己要出錢出一部分錢，我們出了一部分錢，然後就是大概一套當時才2萬塊不到，然後買了10套20萬，然後學校的，我們老師的住所就一下子都很緩解了，就很好了。這個老師可以搬到新房子，舊房騰出來給其他老師，就整個住所都很好，就可以緩解了。因為這樣的話，我們系在學校也好，在教委的影響也增加了。國家教委的話，他們把全國重點大學中文系的會議就交給我來主持召開。我召開了就是全國重點大學的中文系主任會議。那個會議大家開得非常的高興。北京大學孫女士、老教授孫女士，還唱起民間小調來，唱起民間小調。還有很多人很難忘的，大家一起在，在我們雲大這裡開了會，然後又也組織了到大理去旅遊，還寫了一本書叫《大理行》，我主編的就是他們的文章，都是很多有名的系主任的集中之旅。所以我呢，可以說，國家教委他們高教司的司長。後來我離開學校以後，退休以後，來到昆明，到學校他也問我能不能找到我，想見見我。因為我呢，有一定的影響力。這是又一件事，一個是自學考試，一個就是全國重點大學會議在這裡召開，這也是奠定了中文系的地位。所以老師們評價說，雲大中文系最輝煌的兩個時期，一個是張文勳老師主持的時候，有很多老教授，第二個就是我主持的這一段時間，出了很多成果。這就是我當了系主任以後，我覺得應該說我可以無愧于心做了這樣的一些事。那麼我想在學校這一段的話，我覺得一個給了我很好的學術研究的環境，第二個就是我當系主任的話，我可以說做了一定的工作是吧？就是這樣。

采訪者：我們了解到從1962年的時候，您開始發表了作品，然後先後出版了《我生在月圓的時分》《紅土地戀歌》等作品，并且在1992年的時候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實際上寫作的話，一直也是中文系學生的一個難點與重點。所以作為一位作家，您有什麼好的建議能夠給到我們中文系的學子嗎？

楊振昆：我覺得中文系，除了學習文學理論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文學本身的實踐。這個實踐就是寫作，是吧？但是我們老師自己不寫作，也沒有發表過作品來講寫作，有時候就好像有點尴尬了，是吧？所以我覺得教寫作、講寫作的老師也能夠寫作就好了。包括我是當代文學的老師，那麼我了解當代文學，我自己也在做文學節，有自己的活動那就很好了。那麼寫作呢，實際上是中文系的學生能夠除去工作的最重要的能力。最重要的能力，就是看你寫作，是吧？你想聽我今天跟你們說，他們想要個秘書，也就是要寫作，是吧？那麼寫作我覺得對中文系的學生很重要。對于老師來說的話，我們教這個東西，學寫作的課，讓我覺得要有更多的有寫作實踐的老師。也有寫作實踐的老師的話，教起來的課就會好一些。這是一個問題啊。那麼我覺得，就是要鼓勵學生寫作，這一點我覺得我想不通的，我到中文系來我就想當作家，我小時候就開始做當作家當新聞記者的夢，在小學時候就開始，到中學時候老師又一直評一評作文，都把我的作文當作範文來練，就更鼓勵我寫作的欲望，所以我一直非常熱愛寫作。但是我進大學來的時候，我們學校的班主任第一次訓話的時候就說我們這裡不是培養作家的，我們是培養文藝理論的工作者，文學史的研究者的，不是培養出來，一頭一根悶棍就打到頭上。學寫作品好像是偏科的那種感覺，但是我覺得要鼓勵學生。其實在雲大的話，你看，學生辦的刊物對他們的成長非常好的。幾個文學社都請了我做他們的顧問。一個是這個銀杏文學社。銀杏文學社，像于堅他們都是銀杏文學社，創辦銀杏文學社開始，都請我做他們的顧問。所以實際上我覺得于堅他們就是在學校，他們能夠專心寫作，成為有名的詩人是吧？還有就是我覺得是于堅嘛，就是銀杏文學社，這個文學社很活躍的，都請我們去參加他們的活動，和他們一起朗誦詩歌、讨論文章，幫他們修改文章，就是評刊，評他們的刊物之類的，我覺得對他們來說也是個支持，對學生的成長是有點底。現在不知道銀杏還在不在？

采訪者：在。

楊老師：社長是誰知道吧？

采訪者：現在的指導老師是李海英老師。

楊振昆：李海英我也不認識。

我覺得這樣子就是鼓勵寫作，教他們寫作，我覺得非常重要。寫作課我覺得還是一個重要的課程。老師一定要，要是本身是能寫作的老師，能寫作而且能有理論認識的老師。你像我，我覺得我如果去教寫作課，我也很高興的，因為我自己在很早就發表作品，學生時候就發表作品，我有很多切身的經驗。你看現在看的詩歌的詩壇很混亂的情況下，我寫的評論叫是《詩歌的創作意識和風格追求》，就對當前的詩歌的混亂現象進行了一種批評和分析。就是去年的9月份在《文藝報》上登的。我覺得，要寫作的話，不單是寫這個文學創作，寫作呢還要寫其他的理論的，搞文學評論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創作以外還有個評論，評論以外的話，我覺得寫作還要有各種多樣的應用性的寫作。你說現在你叫我寫個調查報告很容易，不要說現在了，就以前我在市委的那個位置上給領導寫報告，寫新聞報道，寫什麼，我寫了很多的，很多公文類的寫作都包括在裡面。這個是我覺得寫作課作為文學的一些作用外，我覺得還有公文的寫作、新聞的寫作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學生将來可以以此為生的重要的能力，這個我覺得是需要的。

采訪者：好，老師剛才您在寫作方面給了我們很多建議，那我們知道除了寫作之外，閱讀也是我們中文系學生必備的一項技能，在這個浮躁的時代下能夠真正靜下心來閱讀人其實并不多，那請問您是怎麼看待閱讀在這個時代的生存空間，或者說您在閱讀方面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可以給我們？

楊振昆：閱讀的話，我覺得有兩種方式。一種就是系統的閱讀。系統的閱讀，像張文勳老師他們一代的學者，他對古代的那些典籍，你包括搞個《文心雕龍》，都是那個逐字逐句的閱讀，把他們新的有影響的論著，這是一種閱讀，一本書的研究性的閱讀。另外對一個領域的系統性的閱讀，你比如我們搞當代文學，當代文學發展史當中的一些重要的作品閱讀，一個系統的閱讀啊。另外一種呢，我覺得要提倡的就是速讀啊。這一點呢就是，我覺得可能和學校的觀念是相背離的，但是我在社會實踐中他覺得感覺到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速讀的話，比如人家要看十天半夜的，我可能一天看掉，人家要一個星期看掉我兩個小時就可以看掉了。速讀的話，在今天知識爆炸的時代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傻乎乎的抱着一本書的，老師說了我要讀，讀這個外國文學的，默默的就抱着去讀的，古典文學的都沒有讀。或者那些在以前的中學時代的話，有些古典文學著作就已經開始讀過了。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知識爆炸時代需要學會速讀。速讀的話他實際上在看書的時候，不是一行一行的看，可能是一目十行的看，捕捉他的觀點，他的論語論據，一目十行的話，然後你感興趣的你就仔細看，不感興趣就很快的放開看看。速讀的話，我覺得就是，在我的經曆當中，我覺得對我也很有作用，為什麼呢？因為我搞了各種各樣的角色，那麼為什麼在這個領域我都一下就會找問題、知識呢是吧？我當廣告人，我當企業家，怎麼辦，辦企業，我當政府公務員是吧？我當新聞記者，為什麼？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速讀很重要，速讀很重要，就是能夠，你像這個李踐，你們可能不知道，你們在網絡上查一下，因為我在百度上他們那麼多年沒有更新，實際上你查到那個資料是，可以說這是很少的一部分。李踐，他是，現在他的行動成功教育集團。他現在是現在中國最有名的管理培訓的老師啊，最有名的。他就靠講課都可以，一年可以掙上億的，你像這樣的講師，他的講課是不可替代的。然後我現在有的時候有的時候，有的時候我到哪裡，當然一聽是人家說是李健的老師，大家都肅然起敬，說是老師的老師，太老師。說是這樣，實際上我覺得他還有很多知識，師生可以教學相長啊，不是誰就一定當誰的老師的，他就是在速讀。我去他家裡面，他家是閣樓式，小閣樓式，一層閣樓就是他的這個書房，書房以外，他寫的書都是編的，對，筆記的編了号的就編的号的，然後他這一本一本的夾子就是他讀書的一些，他都可以有一套方法，所以他寫的書，可以說他很，很這個，很這個，這個超越了很多的這種他們的知識，學究式的老師，也超越了一些就是好像很有知識的廣告人、編輯、記者，為什麼呢？他在速讀。相當的。他當時是廣告在中國開展的時候，他是92年創造的，創造了風馳公司的。我一進去當副總裁，呃到了後來的話，這個他的是，那個時候就是一捆一捆的，從國外買來的廣告書吧，中文的，但他的外語可能還沒到讀書那階段。中文的什麼一捆捆拉回來。就在别人之前他已經超前地就是讀了，然後講給别人，就給别人也說不了，他都走在最前面，這個是讀書的方法。我覺得讀書的方法對于人們來說，對于你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采訪者：謝謝老師，您在寫作和閱讀方面都給了我們很多建議，那我們也了解到您在1997年的時候辭去了雲大中文系主任一職，毅然下海出任了昆明風馳廣告公司的副總裁一職，從一個作者、學者變成了廣告人和企業家，那麼我們也知道職業生涯規劃其實一直以來也都是我們這些同學的痛點，然後尤其是到了大三和大四之後，是考研還是就業，就業又要怎麼去選擇一個單位，這些對我們來說我們都是很迷茫的。那麼想請您談談您是如何進行自己的一種職業規劃的，我們又應該怎麼去确定自己的一個職業選擇呢？

楊振昆：這一點呢，我說可能會有點犯忌了。學校可能把我這種人的話可能是作為另類的，像大家就對他有錢了，他當了那什麼了，可能會這樣子，但是他們就不知道我在這裡得到的很多的好處。就是我覺得，這個有的時候你跨界不是壞事，跨界你得到的知識很多的。另外是行萬裡路，勝過讀萬卷書。那麼實際上你做多種工作也勝過你讀多種書的，為什麼呢？因為你為了實用來讀書，讀書就更下功夫了。我們現在是作為打基礎的時代，打基礎時大家也不要迷茫，該學的就學，但這個時候對于你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職業的目标：将來我想幹什麼，将來我想幹什麼？中文系的選擇範圍應該是很廣的，因為哪個行業都需要寫作，需要一個資料，需要搞這個，這個編輯這樣都需要，但是說窄呢也很窄的，為什麼呢？你除了寫作以外的專業知識很少，是吧？除了文學的知識以外，你就很少有專業知識。你說我這個下海的話都是從開始學起的，一下子把我推到副總裁的位置，但是我都在從開始學，學習廣告，廣告策劃。廣告策劃我後來評為中國十大傳媒策劃專家，而且把這個公司搞的上市了，在香港上市，我這個在戶外廣告界影響也比較大，就評選為中國推動戶外廣告發展的功勳人物。這廣告人大會我評為“中國傑出廣告人”，大概在2002年的時候評為“傑出廣告人”，我辦的企業評為“中國優秀民營科技企業”。所以這也獲得了很多榮譽。在廣告生涯當中，廣告的策劃案，也有不少獲得金獎，最高的獲得的“金長城”，“金長城”獎就是中國最高的獎項，廣告協會最高獎，所以我被聘請為廣告協會他們的講師，講課的，發給了我有關的表彰的東西，就是我們大會上在廣告節請我去做演講，講了很多場，廣告節大會上演講。所以我呢，我就是覺得，人在求職的路上，不要拒絕信息，不要拒絕知識，你可以去拒絕親戚、朋友、同學、老師，但你不要拒絕信息，一些現在的信息很多的，你說馬雲就是因為一個互聯網的信息，1995年他到國外去，就看到了互聯網，就這樣子就成了馬雲了，是吧？那麼還有其他的人都是這樣，就是他沒有拒絕性。他覺得這是對社會有好處的，這對于發展未來前衛性的東西，他們就去搞了，是吧？并不是說他學的就是這個專業，不是這樣的。專業隻是給你一個基礎，但是你的未來的選擇是多樣的，創業也好，你跨行業也好。那麼你要找到自己最佳的位置的話，你就要配備你應該有的能力。這個能力的話，其實我覺得除了寫作的能力以外，就是還有我說的思維的能力、寫作的能力，還有就是，就是洞察社會，洞察人生、洞察社會，還有就是這個捕捉最前衛的信息的能力。所以我覺得這些是，這個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們不要着急，也不要焦急，因為現在你們讀書，但是讀書的時候，就是，我覺得你選擇什麼樣的人做你的榜樣，是吧？現在大家都選擇了就是讀博士、博士後，将來找個工作找個飯碗這樣的路子。這樣的路子實際上是，不一定是你的最好選擇。花了那麼多時間，我說我讀出來的話都二十七八歲了，找對象都困難那個時候，這是當然開玩笑。有的很多博士生，你像那個很可笑的一個博士被一個農婦把他騙了賣掉。你說這種事情都發生在這個……。我毫不客氣地說，很多博士老師他們很自我的、很自以為是的，但是他們很多都是書呆子啊，都是師傅帶着，我請過博士生在我們公司講課的，哎呀，他們講的你書本上半個小時，他們講的和實踐是兩回事。我感覺現在的老師都是拿着書這樣念着，就這樣念的老師，我也不敢更多的批評，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出格的老師，所以格内的老師我也就不願意更多的評價。但是我覺得你們要清醒，要走什麼路學什麼，将來會怎麼樣，所以不妨都要涉獵廣一點。現在這個信息時代，你一個手機就可以看天下事，但不是一般的浏覽，你要感興趣，我的目标将來是要走到什麼，我就在這裡面就找尋我需要看的東西是吧？我從這個2010年、2012年就退休，從董事長的崗位上退休回來後，又回到了昆明的話，我首先就選擇的是什麼呢？選擇的是幸福學。我本來是可以搞創作的，我可以創作小說啊詩歌啊，我都發表過。小說我80年代我的《劉醫生外傳》，大概是85年吧，就在這個《小說選刊》上登的。我寫的散文在《散文選刊》的，詩歌在《詩歌選刊》等等。我寫這東西我覺得是可以的，但是我選擇幸福學？因為什麼呢？中國的幸福指數太低，中國大家的幸福指數低，因為什麼呢？因為很多人生活在幸福中，不知道幸福，這是一種理解。另外一個呢，還有人不知道怎麼來實現幸福，他就是怎麼來改變自己身上。所以我才覺得這個是可以研究幸福的。幸福學的話，又是時代所需要的。你說我現在寫的是寫的這個書是可以賣上萬冊的，但不是為賣了，但是小說出版一點1000冊，就悄悄地送給你送給我，而且一丢，看的也很少看。但是除了有名的小說，有名的詩歌，有些詩歌你雖然有名也看看，也無法看的是。我們省的某個著名詩人寫的，瀾滄江上面是哪個江哪個江哪個江，這個都是魯迅文學獎、魯迅詩歌獎。開玩笑這些都是，亂搞都是。這叫什麼詩？還有的詩是現代詩，我把我的樓梯，腦袋切下來，當皮球一樣踢着走，腦袋什麼。看看還有一個詩刊的副主編，我在我的論文裡面都批評了他，詩刊副主編叫商鎮的，他那個詩叫什麼？我桌子上放着一個核桃，放着一個核桃。問題是我想不想吃它。我現在不想吃它，如果我想吃它的話，一錘把它磕爛，我就吃掉了。這是什麼詩啊？詩刊的副主編，老天爺他媽的，真的都要罵粗話的，為什麼呢？不要受那些影響，那些潮流的，沒有真善美就沒有真的文學，詩歌也是這樣。詩歌是情嘛，詩歌是情，詩歌是自我的一種感情的表達，所以我覺得不要學那些。另外的話就是，這是從文學的角度來說，從這個就業的角度來說，我覺得要看成功的人士，他們怎麼成功的。看咱們真實的人生，有很多都經過很多挫折的時候，但是你有的時候選人選對了，就對了。你說李踐他請我去，辭掉系主任就是為了到他那去，他能看中我，我就覺得就到那邊上副總裁了。學校後來，這個學校當時領導一起吃飯的時候，就是我說對不起了，你們還在為教育行業裡面這個做貢獻，我呢我要到企業裡面去。他說楊老師，我們是以你為驕傲，為什麼呢？你豎起那杆旗幟，就是說教授是可以在企業裡面拼搏的，可以起到作用的。很多知識界的人下海都被淹死了，包括我們文學界這些人都是下海，到後來都搞不成。後來我到李踐企業之前，他請過幾個也是教授級的，都是搞不成就走了。我和他到現在為止我們相處，20 來年了，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你的選擇我覺得不一定是終極選擇，要學會跳槽，為什麼呢？我覺得你有本事了以後啊，你本來在這個位置上先幹着，看那個位置高了，他到那邊去同時去應聘，就辭職就到那邊去了。你因為這個事情是這樣子。我覺得，我這是這樣。我的兒子原來在李踐當副總裁，後來他跳槽，他覺得是要搞大數據，又和人合夥成立一個公司搞大數據，後來他又跳到了這個英國的渣打銀行，現在年薪百萬啊。就是一個一個人不要想着你要吊死在一個位置上。我們那個時代是這樣的，我們實際上沒辦法，你是分配工作以後你沒法走的，你沒有職業。現在就是要學會跳槽。另外現在你們就可以關注未來的人生，看一眼成功的人士。我覺得這樣子對你們來說，我們不單單是一個采訪，我們是談心，可能有些老師會覺得講這些可能不太恰當，對你會動搖軍心，是不是？但是我覺得從我的人生來看，我就感覺到是選擇決定人生，所以我有一本書叫《學會選擇，學會放棄》，在我幸福學的八本當中。幸福學的八本當中第一本叫《幸福營造》，幸福的經營和創造。第二本就是這個《學會選擇，學會放棄》，這兩本都是出，出2萬冊書的。然後就是《女人幸福學》《女人幸福錦囊》，還有一個《建築幸福學》，建築這個領域搞得很亂，《建築幸福學》。現在三本書到出版社要出的就是，一個是《企業幸福學》，一個是《社區幸福學》，還有一個《老年幸福學》，三本書。所以我覺得我的人生呢，我自己感覺到我沒有辜負，我覺得幾十年，現在快，已經快80歲的這個年齡了，我覺得也是，我42年出生的，快80歲了，所以我覺得人生呢也就是，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像這個蘇聯的這個作家說的，就是你自己沒遺憾，我的人生的這些時光沒有随意把我殺掉，我到時候說在每一個階段我都有所得，哪怕是痛苦的時光都有所得。這個是，我在市革委那個時候派性很嚴重，因為我的寫作很突出，我們很多人都在背後整我，有的和無的都誣陷我，但是我管他，我将來走的腳印你踩不到的，我并沒有時間和你們去較勁，是吧？但是呢現在看來，走到我這個位置，這個地位的，很少有，所以我呢，我就是在學校的話，可能會說誰是成了什麼專制化之類的，我搞到社會學去了，搞教育學習，搞幸福學，但幸福學恰是社會需要的，是吧？提高大家的幸福，是提高國家的幸福指數。另外呢，是習近平号召的中國夢的最終的就是為了人民幸福，對吧？中國共産黨初心也是，為人民幸福，重點也是為人民幸福，所以我覺得搞這個幸福學恰恰是有很多人會看到，我雖然是有些領域是我開拓的領域，因為是建築幸福學，我們沒有人寫過建築和幸福怎麼聯系，我的建築幸福學，但是我覺得隻要是在社會上留着就都有價值的。而且很多文學書的話呢，可能被垃圾丢掉了，但是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采訪者：非常感謝您給我們分享的您的經曆，還有您給了我們很多很寶貴的建議。在采訪的最後，您有沒有什麼話想要留給雲大中文系的？

楊振昆：我覺得中文系的話，他們的負擔太重了。你看，一個一級學科，8個博士點，11個碩士點，總共就是40來個人了，是不是40多個人。他們的負擔太重了，這樣子，這是一個問題，能不能夠在編制上解決一點，然後讓大家換口氣，這是一個。而且他們的負擔太重，這是一個。包括領導你比如像李森啊，王衛東啊他們都是有成就的，他們都還搞行政工作，太沉重。我那個時候，我就老師能夠教上三門課的人就不錯了，一星期能夠上5節課的人就覺得不錯，在我這裡。這是一個。我覺得要減輕大家的負擔，減輕負擔才有創造。這個是一個。第二個的話，就是不要靠那種學術和金錢的指揮棒。讓老師們去走他們的路。現在說一篇論文在新華社如果摘了，就可以獎勵30萬，開玩笑，現在可以獎勵8萬，在那裡發一條又是多少，就都是這樣。這個錢的話，引導老師們就是為了金錢寫作，不一定是學術了，有經驗，學術有的時候他并不在乎這些。他覺得自己喜歡他才做這個事。所以我覺得這個導向的話有問題。我覺得我們應該給老師們要清醒的，就是他們的這樣做也會影響到學生。這是第二點。第三點呢，我覺得要有一些培養學生的實際能力的一些方法和措施，要給他們搭建相關的平台，讓他們能夠參加這些平台。你比如說這個網絡的這個主持，網絡的采訪，網紅的，我覺得為什麼不可以，我就當個網紅為什麼不可以？不影響課程這樣子。不過這裡說到這裡面呢，我和其他的老師确實是不一樣的。因為像我這個年紀的老師還能夠開汽車，還能夠打電腦，打電腦還不是一般的打電腦，而且我還可以做PPT，還可以就是開騰訊會議，大家開騰訊會議。還可以就是把我在網絡上寫的東西，在電腦上寫的搬到了手機，把手機上的搬到網絡上，是吧？可以這個做很多事，我都是。我覺得都是，我覺得這個老師像我這樣的年紀的老師，可能沒有第二個人。我知道有的人現在寫作都是靠筆寫作的。電腦太好了，電腦太好了，手機也很好。我之所以能完成這樣的八本書，是電腦起了重要作用，是吧？它收集資料，大量的資料，是因為幸福的話，大家幸福的狀态是個什麼狀态，怎麼分析這個狀态，這狀态怎麼來解決他們的苦惱，怎麼樣提升他們，讓他們感覺到人生應該怎麼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