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憶良師益友情

                                                                ——降紅燕教授訪談錄

采訪人：楊沛隆

時間：2022年6月17日

地點：雲南大學映秋苑102室

降紅燕，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1984年分配至雲南大學中文系工作。曾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女性文學委員會常務理事。

 

采訪者：是哪些原因讓您選擇了中文學科作為自己的專業？您在雲大中文系又有哪些收獲呢？

降紅燕：“選擇”是一個帶有較強主體意味的詞，意味着你可以有多種選項，然後有擇其一種的權力。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沒有多少選擇的機會，不過這個選擇倒是成立的。我說通俗一些吧，從事中文專業的教學與科研，直接緣由是1980年參加高考填報的志願是中文系，同時還報了曆史系，結果錄取在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然後大學畢業分配在中文系工作。至于在雲大中文系的收獲，先概括一句，就是雲大中文系是我職業生涯的全部。這個問題留待最後再談。

采訪者：您的本科、碩士都就讀于川大，為什麼畢業後會選擇到雲大任教呢？

降紅燕：又是一個“選擇”！這與前邊不一樣，不是我的“選擇”了，當然這種不選擇與今天的大學畢業生相比是一種幸運。1984年7月我在川大完成本科學習，由國家統一分配回雲南省教育廳報到，然後由雲南省教育廳再分配到雲南大學中文系任專任教師。有4位川大同級不同專業的同學被分在雲大工作。中文系又将我分在寫作教研室，幫助寫作課任課老師們批改作文。在雲大工作2年以後，我考取母校文藝學專業研究生，由雲大委托川大培養，即所謂代培生，指在職脫産攻讀碩士學位，3年學習結束後回學校繼續工作。

采訪者：您最初承擔教學工作的時候有無導師指導？學校和院系對于教師授課有哪些基本的流程以及要求呢？您又是如何平衡科研與教學的？

降紅燕：我最初是在寫作教研室工作。頭兩年沒有上講台，主要是與學生們一起聽課，然後協助講課教師批改學生的作文。當時寫作教研室主任是李煜華老師，另外還有喬傳藻、陳麗卿、鄧賢等老師。雖然系上沒有明确指派分配，但他們都算是我的指導教師。1986年到1989年，我去川大上代培研究生，回來後，繼續在寫作教研室工作，零星上了講台，印象裡系統講授“寫作”課程是為91級師範班開設的，我同時擔任這個班的班主任。後來由于需要，專業工作在系内進行了調整，從寫作到文藝理論，最後到現當代文學教研室，直到現在。大概是1992年到1994年期間，具體時間模糊了，中文系正式給青年老師指派了指導教師，我的指導教師是譚君強老師，所以我去聽了譚老師給研究生上的《叙事學》課，這也是我後來寫的東西中涉及到叙事學内容的重要原因，但是也很遺憾，我一直沒有把叙事學學精學好。

對于教師授課的基本流程，首先要先寫講稿，給教研室主任看，之後才能上講台試講，講課時會有教研室主任或系領導來聽課。我記得當年副系主任李平老師和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楊振铎老師都來聽過我講課。再後來被聽課更是不計其數，一直到前幾年都還有教學督導來聽課，有時候并不是檢查，而是督導老師們有聽課的任務指标，恰好時間合适。但對于經驗積累少的年輕老師、初上講台的老師，被聽課是必然的，有老教師的針對性指點，對年輕老師的成長是有助益的。

教學與科研的平衡對我倒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可以說我的科研與教學是一直相結合的。我第一篇被印成鉛字發表的東西是個豆腐塊文章，好像叫《談寫作中的遣詞》，1985年發在雲南省教育廳辦的自考報上，聯系編輯是段炳昌老師，所以我一直很感謝段老師。而這篇文章就與我當時在準備的寫作課的内容有關，雖然那時我還沒有上講台授課。我在文藝理論教研室時，發表的《困境與超越：關于紀實文學的思考》（1994）、《結構主義精神與中國先鋒小說》（1995）、《讀者意識的正負效應：接受美學對新時期文學的影響》（1996）等文章就與上的必修課“文學概論”和選修課“20世紀西方文論與中國新時期文學”有關。教學與科研對我來說是一件事情的兩面，兩者密不可分，後來我開的女性文學研究課程更是與科研緊密聯系。同時我寫的論文，出版的書也都與我的授課内容相關聯。

采訪者：您來到雲大之後，對雲大中文系的第一印象是什麼？有沒有與哪位或者哪幾位老師發生過一些難忘的回憶呢？

降紅燕：到雲大工作，首先是到學校報到。學校辦公樓在會澤樓，感覺會澤樓巍峨、莊嚴、肅穆，跟今天的樣子一樣，沒變過。然後是去中文系報到。中文系小樓在會澤樓東側後路的對面，就是今天的熊慶來、李廣田舊居，木質結構的小樓感覺很樸素。系會議室就是一樓進門的正房那一大間，寫作教研室是二樓東側走廊盡頭那間，開門對着走廊。今天的映秋院當時忘了是做什麼的，好像沒開放沒使用。1989年我從成都川大回雲大，系辦公室就搬到四合院，後邊又搬到北學樓二樓去了，具體是哪年記不清了。

到雲大中文系工作，在寫作教研室因為協助老師們批改學生作文，所以與幾位老師都有接觸。李煜華老師人非常好，上課認真，偶爾的晚會上李老師會帶我跳舞，我驚歎她娴熟的舞步和超強的節奏感。陳麗卿老師很熱心。鄧賢老師愛開玩笑，經常講他的知青故事給我們聽，他後來調離雲大，去成都的一所高校任教，成為了知名的知青作家，發表了《中國知青夢》《流浪金三角》等文學作品。除此外，關照我最多的是文藝理論教研室的孫欽華老師，她善良、淳樸、熱情，那時青年教師住東二院，孫老師家也住東二院，我去她家蹭過不少飯。還有，對我工作最關照的是系主任蒙樹宏老師和副系主任喬傳藻老師。當時我考代培研究生遇到點阻力，蒙老師知道後告訴我他是同意我去深造的，喬老師批準了我去成都參加複試的報銷經費。蒙老師後來成為全國知名的魯迅研究專家，撰寫出版的《魯迅年譜稿》和《雲南抗戰時期文學史》在學術界産生了廣泛的影響。喬老師則成為兒童文學創作名家，雲南兒童文學“太陽鳥”散文陣營的領軍人物。晚年喬老師出版了《映秋院日記》，記錄了他在雲南大學中文系求學的大學時代生活，對我們今天了解雲大的曆史很有助益。現當代文學教研室的主任鐘秋老師思維活躍、精力充沛，她關注到我發的論文後，積極促成把我調整到現當代文學教研室的工作，使教研室隊伍年輕化。我與中文系比我年長的女老師們相處得非常融洽，除前邊提到的幾位外，還有楊一兵、任兆勝、周婉華老師等，辦公室的楊鳳英老師在我讀研期間調來中文系，每個月給還沒見過面的我寄工資，她和紅征老師像姐妹一樣熱心地關照我。另外，系上同齡段的年青教師們相處得也很和諧。上世紀80、90年代确實令人懷念。

采訪者：您在雲大任教期間，都開設了哪些課程？又有哪些教學成果呢？

降紅燕：我開設的課程涉及必修課和選修課，針對教學對象又稍有不同。首先是必修課，針對本科生開設有“寫作”，“文學概論”，“中國當代文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課程。針對研究生開設了“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研究”這門課程。其次是選修課，院級選修有“20世紀西方文論與中國新時期文學”，“小說研究”，“中國女性小說研究”等課程，同時參與了全校性選修課“女性學”的課程講授。

取得了一些教學成果：2000年與鐘秋、楊振昆老師一起獲得了“中國當代文學主幹課及配套選修課建設”雲南大學第八屆教學成果二等獎，并且2002年獲得雲南省教學成果省級二等獎。2007年，“關于‘女性文學’課程教學理念與實踐的探索” 獲雲南大學第十二屆教學成果獎二等獎。

采訪者：您川大本科畢業後在雲大工作了兩年，然後又考取了川大的文藝學碩士。請問這是出于什麼樣的考慮呢？這對您日後教學又有何影響？

降紅燕：我在雲大工作了兩年，在寫作教研室聽課、改作文，感覺自己還缺乏站上講台的勇氣和能力，教寫作課也沒有資格和基礎，因為覺得要講好寫作課得是作家才行，而我是當不了作家的，所以考了研。三年的深造對後來影響很大，專業方向明确了，專業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随着年齡增長，膽子也變大了一些，雖然開始時還是會很緊張，但可以上講台了。以後的路都是在這個基礎上走出來的。

采訪者：在您剛開始任教的時候，中文系規模如何？經過了這麼多年，發生了哪些變化和沿革？對此，您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降紅燕：我初到中文系頭兩年沒上課，然後又去讀書，距離現在已經近38年了，加上我1994年出過一次嚴重的車禍，記憶不一定準确，隻能盡力回憶一下，可能會有訛誤和遺漏，若有請見諒。另外有的老師的名字可能會寫錯，也請見諒。

記得剛進雲大中文系，教研室有寫作、語言學、文藝理論、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民間文學、外國文學、大學語文等教研室。此外還有新聞教研室，這是與現在不同的地方。規模的話，隻能回憶一下各教研室有哪些老師才知道。

寫作教研室：李煜華、喬傳藻、陳麗卿、鄧賢、降紅燕

語言教研室：黃钺、吳進仁、楊一兵、王開蓮、薛才德、丁崇明、木繼紅

文藝理論：張文勳、趙仲牧、杜東枝、楊振铎、孫欽華、楊世強、曹鵬志、張國慶

古典文學：吳佩珠、殷光熹、陳紅映、李平、段躍慶、段炳昌、劉敏、許雲和

現當代文學：全震寰、蒙樹宏、曾廣輝、李從宗、楊振昆、任兆勝、鐘秋、張維

民間文學：朱宜初、馮壽軒、付光宇、張福三、李子賢、秦臻

外國文學：譚君強、蔣印蓮、姜文清、白雲

新聞：高甯遠、羅大眉、敬蓉

大學語文：汪漢洲、史少青、閻大中

資料室：周婉華、孟龍盛

辦公室：李素珍、李金惠、龍家溢、紅征

電教室：劉昆

回憶中至我進中文系的第二年（1985年），全系大約有60人。

與文學院如今相比，發生的變化在于新聞教研室分出去成立了單獨的系，具體是哪一年分離記不清了。中文系在學校的架構發生過變化，先是合并在人文學院裡，然後又在文學與新聞學院裡，再後來又是人文學院，到2016年單獨成立文學院。我一直是普通教師，對這些具體時間記不住，感受不是那麼深，是查閱了自己發表論文時的署名單位才知道，至少1998年中文系在人文學院裡，2006年是文學與新聞學院，2010年又是人文學院。

這種沿革應了那句老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是一種變化，而變化意味着發展和前進。這一發展與整個學校緊密結合，也是應時代、社會、民族、國家的變化發展而自然發生的。我剛到中文系工作時，中文系師生比現在少，還沒有碩士點。年輕教師大多是本科畢業生甚至有工兵生留校的。倒是老教師裡有好幾位接受過研究生教育的，比如張文勳、王開蓮、蒙樹宏等。而現在專任教師都要求是博士，中文系本科、碩士點、博士點以及博士後流動站一應俱全。這些是很明顯的變化，中文學科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采訪者：您本科期間的學業主要以語言學為主，碩士又走了文藝學方向。那後來是為什麼又會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以及女性文學的研究呢？

降紅燕：我在川大讀本科的時候，确實選了不少語言學方向的課程，學年論文寫的《詩經》方面的，具體題目記不清了，指導老師是向熹老師。畢業論文寫的現代漢語的《詞綴的範圍》，指導老師是周家筠老師。後來的變化是與我的性格和工作相關，我是那種沒有明确規劃，但是一旦做什麼事就會盡量認真去做的人。分配在寫作教研室，寫講稿、改作文，接觸的多是文學方面的知識，加上我其實一直喜歡文學，所以後來就報考了母校的研究生。中學時候地方小，受的教育不夠，讀外國文學作品、 認識繁體字我都是到大學裡才開始的。考文藝學專業是與自己本科老師們上課的精彩程度有關的，文學概論和馬列文論的老師講得真好，我的成績也比較好，所以對文藝理論更加感興趣。至于後來的變化，是一種自然發展的結果。在工作中感到對當代文學更有興趣。女性文學研究的興趣主要來自于自身的性别身份認同，每個人都在尋找、認識自己，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說到底我還是個女人，我更喜歡讀女作家的作品，有意無意間喜歡想一些與性别相關的議題，所以從事了女性文學研究。

總的來看，有的人年輕的時候，并不能完全看清自己适合做什麼，興趣點在哪裡，而是在不斷的學習、工作中慢慢發現、認識自己的。我就是這種人，不像同輩中的有些傑出者，對自己有超高的要求來實現自身的價值。我是按部就班、順其自然的普通人。隻是認定了一塊領地以後，就在這塊地上盡力耕作。1994年6月28日《春城晚報》幾百字的豆腐塊文章《你在跷跷闆上嗎？》是我第一篇與性别有關的東西，1997年《文藝争鳴》上發《關于“超性别意識”的思考》是第一篇有關性别研究方面的學術論文，從此以後，我寫的東西都與文學中的性别表現相關。

采訪者：您和中文系的同事之間經常就教學或科研進行探讨交流嗎？

降紅燕：以前鐘秋老師健在時，我們經常一起聊天，談閱讀的書，互相借書看。我第一次外出參加全國性的學術研讨會是1996年南京召開的第二屆女性文學研讨會，就是鐘老師給我的會議邀請函通知，因為她去參加過1995年的第一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女性文學委員會就是1995年會議後成立的。南京會議對我後來确立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影響，之後我也主要參加女性文學研讨會，各屆系、院領導也給予了大力支持。

中文系一級學科碩士點獲得以後，與同事的交流主要體現在研究生培養各環節中，比如出題、閱卷、複試、開題、答辯等。

另外參與組織全國性的學術研讨會也是一個互相交流、共同學習的機會。我有幸參與過三次，2008年第九屆中國女性文學研讨會；2015年首都師大女性文化研究中心與雲南大學共建基地圓桌會；2016年與冰心文學館合開第五屆冰心文學國際學術研讨會。

采訪者：您覺得在中文系工作的這麼多年，最大的收獲是什麼？在雲大這麼多年的教學和科研中，有哪些值得傳承下來的經驗？

降紅燕：雲南大學中文系是我的職業身份的承載地，是我職業生涯的全部，是我在公共空間的安生立命之所。系辦公室從1984年中文系小樓、四合院、北學樓、呈貢文史樓到映秋院，上課教室從四合院、北學樓、楊浦校區緻知樓、呈貢校區中邦樓、文彙樓、格物樓到東陸園文淵樓、南學樓，我也從助教、講師、副教授一路走來成長為教授。我一直在這裡工作，明年将要退休。

不敢說經驗，就個人體會而言，往大了說，我信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具體而言則是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尊敬師長，團結同事，愛護學生，與人為善。個人以為這樣的人生道路才能走得遠也走得寬一些。

采訪者：結合您自己的求學、任教經曆，您認為中文系應該培養什麼樣的學生？您對雲大中文系的學子又有哪些期望和寄寓呢？

降紅燕：我認為中文系培養的學生應該是學習認真努力，踏實勤奮，有堅韌不拔的奮鬥精神，為人正派善良，心理健康陽光，敢于開拓進取。

希望每一位同學在校期間能打好基礎，走出校門時可以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全面發展，成為一個能實現個人自我價值又于家庭、社會、國家、民族有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