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套叢書的整理出版是一件偶然的事——準确說，是源于一件偶然的事。2006年5月的一天，楊立權沖進我的辦公室，興沖沖地對我說:“王老師，挖到寶了。”他迫不及待地告訴我，在四樓中文系會議室旁邊小房間的亂紙堆裡發現了雲南省民族民間文學調查的資料，我和他跑上去，看到雜物堆上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調查資料，有署名“雲南大學中文系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教研室編”的1964年和1979年版的《雲南民族文學資料集》，有署名“雲南大學中文系”的1979年12月版的《民族文學作品選》，有署名“雲南大學中文系少數民族文學概論師訓班編”的1980年6月版的《民族民間文學資料》，有署名“雲南大學中文系”的《雲南民族文學資料》，還有署名“雲南大學中文系印”的1980年4月版的《雲南民族文學資料》、署名“雲南大學中文系翻印”的《雲南民族文學資料》，此外還有很多“雲南大學中文系翻印”的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最為珍貴的當然是雲大中文系調查整理的雲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資料。大家都非常高興，這純屬意外之喜。2005年8月份我任中文系主任後，有兩項重點工作：文藝學博士點申報和教育部本科合格評估。博士點獲批，我就全力以赴做評估的準備。除了常規的教學檔案整理之外，我希望借此機會把我之前做的科研檔案擴展為人員檔案和中文系系史，于是就請楊立權把中文系資料室和其他地方的東西清一清，圖書雜志造冊上架，供師生查閱；教材著作如果數量多，部分留存後可以給願意要的學生，不必堆在那裡浪費；涉及中文系曆史的資料分類整理，作為曆史檔案保留。沒想到整理過程中驚喜連連，在圖書雜志之外，發現了很多會議記錄、規章制度，還有講義、教案、課程表、曆屆學生名單、畢業論文、學年論文、課程作業，甚至還有入黨申請書……出乎意料又令人驚喜的是，還發現了《阿詩瑪》的多個版本。這次的發現，更是令人想不到的大喜事。楊立權帶着學生把四樓和一樓徹底清理後，将名為“雲南民間文學資料”的油印版單獨歸類，我和他審查後确認，主要有1964年、1979年和1980年三批。随後我和楊立權給中文系所屬人文學院院長段炳昌老師彙報了這事。段老師對中文系的曆史以及民間文學調查比我和楊立權更為熟悉，也更了解這些資料的價值。我也給黃澤兄說了這事，他是專家，為此很是高興。過了一段時間，我和段老師去見張文勳先生，告訴他這個發現。張先生極為興奮，說1964年中文系印出來以後，部分進行交流，大多用作教學。這套資料主要留存在雲大中文系和雲南省文聯。“文革”期間，省文聯的全都流失不存，中文系的也不見蹤影。他也曾動過尋找的念頭，但“文革”後百廢待興，1984年初他離任中文系主任後不再參與管理，中文系的辦公室、資料室地點屢遷，資料室人員變動頻繁，他以為這些資料已經消失，沒想到竟然從雜物堆裡打撈了出來。
資料有了，下一步就是整理和出版的事。但就在這個環節大家出現了分歧。我力主出版，認為署名不是問題，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調查是政府主導，各個單位安排的，屬于職務成果，不是任何個人的，統一署名雲南大學中文系調查整理，把所有署名者列出即可。但不少人還是有所顧慮甚至是顧忌，擔心到時出現署名權的争議。編纂出版是出于公心，是為雲大，是為學術，但最終責任由個人承受，這就不值。2004年至2005年曾任文學與新聞學院黨委書記，時任雲大宣傳部長的任其昆老師認同我的看法。但當時有顧慮的人畢竟更多，這事也就擱下了。
雖然出版被擱置，但這套資料的價值在那裡，誰都清楚。楊立權還帶着學生整理，段炳昌老師和董秀團老師等會讨論這書的處理方式，老先生們也不時會提到這事，主要是李子賢先生。每年去見李老師時，他都會說到這套書。他基本同意我的看法，但也擔心出問題，畢竟有前車之鑒。一次，我與何明兄聊天時說到這事，他馬上就表态，經費由他擔任院長的民族研究院解決，中文系和民族研究院聯合整理出版，作為中文學科和民族學學科的共同成果。遺憾的是最終沒有落地。那些年雖然我在很多場合都在說這套書，告訴大家這是不可複現、不可再得的，強調它的唯一性、不可替代性，說明它在史學、文學、民族學、社會學以及學術史等方面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但出版的事一直拖而不決。2015年學校給中文系50萬的出版經費，我準備抓住這次機會把書出了，不再左右顧慮。請學校把出版經費直接劃撥給雲南大學出版社，同時把全部資料給了他們，希望他們先錄人，再組織人員進一步整理、出版。但沒想到年底，學校進行教學科研機構調整，我調到雲大藝術與設計學院主持行政，這套書自然就離開了我，雖然我還時時惦記着它。
沒想到，這套書确實與我有緣。2020年，學校把我調回文學院主持行政。在了解文學院近幾年的情況時，我得知這套書仍未完成整理，決定借助雲南大學百年校慶把這事解決了。在學院黨政聯席會上我提出文學院百年校慶的活動内容，包括編寫院史、口述史和整理出版這套書，這個想法得到文學院班子的支持。幾經波折，這套書的整理出版終于露出了曙光。
在文學院校慶活動的會議上，确定由何丹娜副書記具體負責院史，陳芳副院長負責口述史，張多、高健負責這套書的整理，我整體統籌。後因資料從出版社取回後由張多管理，張多做了很多的整理工作，還以此申報2020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并獲批，就由張多具體負責，并以百年中文課題立項的形式組建團隊進行整理、錄入和校對。
我原來希望這套書由雲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但由于雲大出版社五年内換了三任社長，社内領導班子也幾經變動，編輯變化很大，直到 2020年再次啟動時，這套書與2015年我離開時幾無區别。（負責這套書的副社長伍奇老師在2015年底調整時調離了出版社，也無法再管這套書的整理出版，更不清楚這套書的着落，直到2021年她還提醒我把資料從出版社取回以免遺失。）我擔心雲大出版社在 2023年百年校慶時不能完成這套書的編輯出版，有老師推薦商務印書館。應了好事多磨這話，這套書确實否極泰來，遇上了一個好編輯，馮淑華老師了解到這套書的情況後，以極高的效率完成了報批，使這套書進入出版程序。雖然這兩年中諸多波折，但馮老師都以她的超常耐心和毅力，忍常人所不能忍，迎來了最終的圓滿。在此對馮淑華老師緻以最高的感謝！
這套書能夠面世，首功當歸楊立權老師。他是當時不多、現在罕見的隻為做事不問結果的人。他發現了這些資料，才有了這套書的出版。包括這套書在内的所有中文系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調查資料最初都是他帶着學生整理的，從雜物中找出來，分類歸檔，标明篇目，順序陳放。沒有楊立權老師，就不可能有這套書。
另外要感謝張多老師。這套書整理的工作量和難度是沒參與的人難以想象的。首先是工作量，當初談論這套書的整理，大家都認為應該以1964年版為基礎，1979年、1980年版為參考和補充。段炳昌老師和我們也讨論過，認為應以雲大中文系師生調查整理的資料為原則，至少是雲大中文系師生為主調查整理的文本才能納入，楊立權老師找到的資料從1958年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除了1977年以後是雲大中文系師生調查整理的，參與調查整理的人員來自雲南省的各個地區和單位，全部納入，體量太大。即便如此，内容仍然十分龐雜，一則上述三個資料集之外的資料還有很多，二則三個資料集以及其他資料都混雜着不同單位的搜集整理者的文本，有一些并沒有雲大中文系的師生參與，需要仔細甄别。這就需要了解和熟悉那個時期雲大中文系師生以及他們參與調查、整理的情況。其次是難度，編輯整理這些資料對學術水平的要求很高，要有學術眼光，有學術史的标準，有嚴謹的學術态度，有細心和耐心。整理時應該忠實于材料，盡可能呈現出最初的樣貌，不能依據自己的立場觀點，或者為了文雅、結構的“合理”、避免“重複啰嗦”等随意增減删改，否則就成為改寫本，這也是對整理者的考驗。（其實，民間文學中的重複是其非常重要的結構特點，是文本的必要構成。我在給學生講課時，曾提及《詩經》的“風”和後來的“樂府”詩，保存了民間歌謠，但有得亦有失，得是如果沒有當時官府的搜集整理，我們無法窺見當時的民間文學；失是人們見到的文本都是經過雅化的，這就大大降低了這些作品的價值。1964年版的“前言”裡說“對這些原始資料，除字句不通加以适當修改外，一律不予删改，保持原始面貌，以提供研究之用”，這體現了老一輩學者的學術智慧。）此外，1964年的版本是手刻油印的，1979年、1980年版部分文字是當時的簡化字，沒有經過那個時代教育的師生可能不認識，等等，這也增加了錄入和校對的難度。感謝張多老師和他的團隊，給我們呈現出一個較為理想的文本。
還要感謝李子賢先生。我和黃澤兄管理中文系後，于教師節以中文系的名義去慰問兩位老師，又讓中文系辦公室恢複了他們的信箱，請他們參加中文系的活動，李老師也就順勢回到中文系。（2005年他告訴我，以後他的會議就由中文系主辦，之後他主導的學術會議确實都交給了中文系。）整理這些資料時發現1964年、1979年、1980年版各有問題，1979年版少了兩冊（已記不住哪兩冊，好像是18冊和21冊）。幸運的是，去看望李子賢老師時，說起這事，李老師說他家裡也保存了一部分，放在老房子裡，剛好有這兩冊。這又是一個意外之喜，看來老天爺也想促成此事。之後幾年去看他，他都與我談起這些資料，支持整理出版。2015年底，我調到雲大藝術與設計學院。随後幾年我與李老師和任老師聯系較少（李老師給我打過電話），直到 2020年确定回文學院，我給李老師打了個電話。他聽到我的聲音，第一句話就是“衛東，這麼多年，你終于想起我們了”。聽我說回到文學院後準備出這套書，他歎道:“早就該出了。”
感謝張文勳先生。張先生是雲南省民族民間文學調查的全程參與者,也是1977年以後把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調查作為畢業實習主要項目這個傳統的決定者。1979年、1980 年版的資料集，1980年為“全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概論》師資培訓班”編印的《民族民間文學資料》都是在他任上編印的。
感謝段炳昌老師和黃澤老師。他們從學理上明确了這套書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提出了不少有關整理的原則和方法。段老師一直是這套書整理出版的推動者。
感謝董秀團、高健、伍奇、段然各位老師。他們在不同時間、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參與了這套書的整理，推動了這套書的出版。尤其是段然老師，由于出版單位的變換，給她的工作帶來了不便和沖擊，但她了解到整個過程後，表示對調整的理解。我們以1980年為界，之前的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後的雲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調查資料以及所有年代的影印版交給雲大出版社。感謝小段老師的理解和支持。
還要感謝雲南大學校領導的支持。校黨委林文勳書記今年7月到文學院調研時，我把這套書的出版經費作為第一項訴求，得到他的明确表态支持。感謝于春濱和張林兩任“一流辦”主任，得知這套書的價值後，他們都表示支持。張林兄去年年底上任後就把這套書作為重點支持項目，這次在省财政經費未足額下撥的情況下，他把這套書的出版經費單列，才保證了這筆錢沒在最後關頭被争先恐後的報賬者們“搶走”。
最後，要感謝上世紀三十年間進行雲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調查的各位前輩，是他們不畏艱辛，克服重重困難，才給後人留下了一批無法複現、不可替代的一手資料，讓我們能隔着半個多世紀的時光，觸摸到那個時代的脈搏，感受那個時代人們的情感，得以重現那個時代的社會面貌。那個時代的人們借助于這些資料而複活，各位調查整理的前輩因了這些文字而永恒！向各位前輩緻敬！
六十年，這套資料從口頭文本到紙質文本；十六年，這套資料從重新發現到出版。與這套書結緣的人或有始無終，或有終無始，隻留下我經曆從重新發現到出版的始終。終于得以出版，為這套書做出貢獻的所有人也可以心安了！
2022年12月23日于雲南大學映秋院
本文引自伟德国际1916备用网址編《雲南大學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調查資料叢刊》（七卷）商務印書館，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