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雲南大學建校滿100周年的重要節點，同時也是雲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辦學100周年。民間文學是雲南大學文科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特色專業方向，自1937年徐嘉瑞先生到中文系執教開始便一直貫穿在中文系教學、科研、文化傳承的脈絡中。

民間文學注重到民間去采風，或曰搜集整理。這裡主要指的是将民衆口頭講述或演唱的散韻文學，轉化成書面文字，這其中包含錄音、記音、聽寫、記錄、謄錄、迻譯、轉譯、整理、彙編、校訂、注釋、改編等若幹技術性手段。當然，對雲南來說，對各民族書面典籍的搜集整理和翻譯也同樣重要。

雲南大學中文系在20世紀開展了若幹次大規模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調查，積累了一大批原始資料。這些資料有的已經先期單行出版，有的被納入了一些民間文學選集，但遺憾的是一直沒有集中公開呈現。這套“雲南大學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調查資料叢刊”便是彌補缺憾的一項重要工作。

一、影響深遠的幾次大調查

1940年，時任雲大文史系主任徐嘉瑞（1895—1977）完成了我國第一部研究雲南民間小戲花燈的專著《雲南農村戲曲史》。在寫作過程中，他開展了廣泛的實地田野調查，常請昆明郊區農村的花燈藝人講劇本。徐先生1945年的大著《大理古代文化史》也具備系統的田野調查基礎，包含大量民間文學資料和分析方法。這種實地調查的傳統在雲大中文系特别是民間文學學科一直保持至今。

在這一時期，雲大文科各系的學者如聞宥、方國瑜、陶雲逵、邢公畹、光未然、岑家梧、楊堃等，都開展過或多或少的民間文學實地調查，并且兼備語言學、曆史學、社會學、民俗學的方法，這對當時文史學系的學生産生了重要影響，其中包括後來的著名民間文藝學家朱宜初、張文勳等。

這次調查雲大師生所獲成果頗多。比如在采錄文本基礎上，張文勳先生領銜的大理調查隊撰寫了《白族文學史》、麗江調查隊撰寫了《納西族文學史》初稿，作為“三選一史”的示範本，堪稱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裡程碑。此外還出版了許多單行本，比如彜族創世史詩《阿細的先基》、納西族創世史詩《創世紀》、彜族創世史詩《梅葛》、彜族經籍史詩《查姆》等。這次調查從搜集文本的數量來說，傣族文本數量最多，比如叙事長詩《千瓣蓮花》《線秀》《葫蘆信》《娥并與桑洛》等傣文貝葉經和口頭演唱文本都得到詳細整理。“1958年調查”這一時期，李廣田（1906—1968）校長非常重視民間文藝，同時張文勳、朱宜初開始在學壇嶄露頭角，他們借助大調查，順勢推動了民族文學、民間文學學科建設。

1959年，在著名文學家、時任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的主持下，雲大中文系開辦了中國首個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本科專業，并于1959、1960、1964年招收三屆學生100餘人。這三屆學生中走出了秦家華、李子賢、左玉堂、王明達等一批民間文學家。1962和1963年，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的師生組織了兩次畢業實習，也即民族文學調查。由于這兩次畢業實習調查去的地方多為“1958年調查”未涉足且交通艱險的地區，因此兩次實習得到雲南省人民政府和雲南大學的強力支持。其中1962年實習分為三個隊，赴小涼山彜族地區、迪慶藏族地區和西雙版納傣族地區，由朱宜初、楊秉禮、張必琴、楊光漢等教師帶隊；1963年實習赴彜族撒尼人地區、獨龍江獨龍族地區、怒江怒族和傈僳族地區調查，由朱宜初、楊秉禮，以及畢業留校的青年教員李子賢、秦家華帶隊。這幾次實習采風的原始資料，包括彜族撒尼人長詩《阿詩瑪》、怒族《迎親調》，以及鐘敬文極為重視的藏族神話《女娲娘娘補天》等，現藏于伟德国际1916备用网址。

獨龍江流域是20世紀中國疆域内最封閉的地區之一，地處滇、藏、緬交界處。進入獨龍江需要先進入怒江大峽谷，沿江而上到達貢山縣城，再翻越高黎貢山脈方能進入，一年中有半年大雪封山。1963年7月到1964年2月，李子賢帶領調查隊曆經磨難進出獨龍江峽谷，這是中國學者首次對獨龍族民間文學進行專題調查。這次調查成果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如1963年11月在獨龍江畔孟丁村收集的，獨龍族村民伊裡亞演唱的韻文體《創世紀》史詩文本，這一口頭演述傳統在今天已近乎于絕唱。

同一方向上，朱宜初、楊秉禮帶隊進入怒江大峽谷，對沿線傈僳族、怒族民間文學開展調查，取得豐碩成果，為研究怒江民間文學存留了寶貴曆史檔案。當時進入怒江大峽谷交通條件極為危險，調查隊員向峽谷深處走了很多村落，一直到丙中洛的秋那桶村（近滇藏界）。這樣的調查力度，即便在今天也是不容易辦到的。

另一邊，秦家華帶隊到宜良、石林一帶彜族撒尼人中間，不僅采錄了經典叙事長詩《阿詩瑪》的有關文本，還對撒尼民間文學做了全面搜集，留下寶貴資料。

在1978之後，雲大的民間文學學科得到恢複，時任中文系主任張文勳先生大力支持民間文學學科的發展，在原有師資朱宜初、李子賢、秦家華的基礎上，先後調入馮壽軒、張福三、傅光宇等，大大加強了師資力量。有效地支撐了民間文學調查和研究。

正是在民間文學研究特别是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人才培養和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加之1956年到1964年間的大規模調查成績，1980年教育部委托雲大中文系舉辦“全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概論》師資培訓班”。1980年3月，來自中央民族學院、吉林大學、吉林師範大學、中山大學、新疆大學、貴州大學、西藏師範學院、青海師範學院、西北民族學院、西南民族學院、廣西民族學院等16所高等院校的20多名中青年教師參加了學習。鐘敬文親臨昆明為學員授課，發表題為《談民間文學的收集記錄整理和出版問題》的演講，他認為“收集就是田野調查”，是科學性的體現。為了配合師訓班，雲大中文系又編選了28卷《雲南民間文學資料集》，将上述幾次民間文學調查的文本加以彙編。此次師訓班的學員還在朱宜初、馮壽軒、楊秉禮、秦家華等雲大教員的帶領下，到德宏和西雙版納進行了民間文學調查，采錄到一批傣族、阿昌族、景頗族、德昂族等的口頭文本及貝葉經，比如《九顆珍珠》《遮帕麻和遮米瑪》《神鬼鬥争》等。後來，《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概論》經過兩屆學生試用後于1983年正式出版，系中國首部該選題教材。

此後，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雲大中文系的每一屆本科生，都進行過民間文學搜集整理的專業實習。中文系教師朱宜初、李子賢、張福三、傅光宇、馮壽軒、楊振昆、鄧賢、周婉華、李平、劉敏、段炳昌、秦臻、張國慶、木霁弘等教師先後作為帶隊教師，參加了民間文學調查。當時，朱宜初先生已年近六旬，仍遠赴麗江、德宏等地的偏遠山村，早起晚歸，親力親為，率領同學深入調查。這一時期每次實習調查的時間通常在一個月左右，所獲不少，留下了一批調查資料。

後來，民俗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中國民間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以及中國少數民族藝術、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中國民間文學專業的博士研究生，在他們的學位論文研究過程中，也積累了一些新采錄的民間文學文本。也就是說，到民間去調查、采錄民間文學的傳統，在雲南大學中文系一直沒有中斷過。

二、1964年和1979年的内部油印本

1958年調查所搜集整理的數以萬計原始資料，僅有少數得以出版或内部油印。1963年以中國科學院雲南分院的名義内部出版了《雲南民族文學資料》，選用了部分文本。1964年雲南大學中文系内部油印了21卷《雲南民族文學資料集》，多為手寫字體，選輯了較多高質量文本。1976—1979年雲南大學中文系内部油陸續印了20餘卷《雲南民族文學資料集》，主要是在1964年基礎上增補了白族等的文本。這批油印本主要是1979年印制，個别是在1976—1977年印制。1964、1979年的兩批資料集，成為當時中國重要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一手資料，但因油印數量少，不易得見。

本次集中出版的文本，正是以1964年和1979年兩批油印本為主要底本，整理過程中也參考了原始手稿。這其中篩除了個别不合時宜的文本。

在1964年油印本每冊的扉頁上，都印有一段《前言》，說明了編選的基本原則和工作方式。《前言》落款為“雲南大學中文系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教研室”，時間是“1964年5月中旬”。其原文如下：

也就是說，這次編選的原則是“選其中較好的作品以及具有較顯著民族風格的”“能為社會主義服務，能為今日的工農兵服務”，因此原始手稿中許多與此相悖的文本未選入，這些篩選痕迹在原始手稿檔案中都有記錄。當時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教研室，1978年升格為“雲南大學中文系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室”，一詞之易，卻是當時比較前沿的尖端系設研究機構。後來，研究室的建制幾經調整，形成了今天文學院的民間文學教研室、西南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神話研究所的“一室兩所”格局。

1979年油印本也有一個扉頁《說明》，原文如下：

三、“叢刊”問世的始末

1979年油印本實際上是在為1980年的全國“師訓班”做準備，因此隻選了小部分文本。而1956年以來若幹次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調查的原始手稿資料，多達數千份，還沉睡在中文系資料室。有鑒于此，曆次調查的親曆者張文勳、李子賢、秦家華、馮壽軒、張福三，以及此時進入民間文學學科任教的傅光宇教授，都很看重系裡這一筆資料遺産。但囿于缺乏經費和人手、資料規模龐大且千頭萬緒、出版條件制約等因素，在1980年“師訓班”結束後，一直沒有啟動資料整理工作。這一階段資料保存在東陸園的熊慶來、李廣田舊居，這是會澤院後面的一幢中西合璧的小别墅。

1997年中文系參與組建人文學院，2004年又改組文學與新聞學院。這一階段包括這批資料在内的中文系大量舊資料，已經轉移到英華園北學樓，但由于資料管理人員變動頻繁，此時已經無人知曉民間文學資料的确切情況，處于“消失”狀态。

2006年，中文系再次參與重組人文學院，由段炳昌教授任院長、王衛東教授任中文系主任。正是2006年在楊立權博士的清理下，使得這批民間文學資料重見天日。這一階段及此後數年，段炳昌、王衛東、黃澤、秦臻、董秀團等教授，都為這批資料的整理和出版計劃貢獻了很大心力。人文學院的建制一直維持到2015年底，其間還涉及學院整體搬遷到呈貢新校區。但因為中文系辦公地點幾經變更、出版意見存在分歧、經手工作人員也幾經易替，資料的整理一度擱淺。

直到2015年12月，以中文系為主體組建文學院，學院又搬回東陸校區，進駐東陸園映秋院辦公。李生森、王衛東兩任院長以及李子賢、段炳昌、秦臻、黃澤、董秀團教授再次将這批資料的整理和公開出版提上議事日程，列為學院重點工作。為此，學院多次召開座談會，張文勳、李子賢、李從宗等老先生在會上回憶了當調查和整理的情況，并為出版這些資料獻計獻策。在資料識别錄入工作早期，由時任雲南大學出版社編輯伍奇博士經手整理；後期高健博士做了大量工作。

2019年，筆者正式接手主理此項工作。在上述老師以及趙永忠、陳芳、王新、黃靜華、杜鮮、羅瑛等老師的支持下，組織本科生、研究生開展大規模系統整理。并且，我們通過多種途徑補齊缺漏文本、建立了檔案和目錄體系、在映秋院建立了資料貯藏室。在這一過程中，文學院李道和、何丹娜、盧雲燕老師，雲大出版社的王昱沣、段然老師，雲大檔案館的宋誠老師，都不同程度提供了幫助。尤其是高健博士2021年接任民間文學教研室主任後做了很多幕後貢獻。商務印書館的馮淑華、張鵬、肖媛等編輯老師也在最後階段給予了專業的支持。

從2004年算起，該項整理工作，先後獲得了雲南大學211工程項目、雲南大學一流大學建設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家“十四五”出版規劃項目、伟德国际1916备用网址“百年中文”項目、雲南省“興滇人才支持計劃”青年人才項目、雲南大學高層次引進人才支持項目等的資金支持。

需要說明的是，“1958年調查”有一部分文本因不同原因未納入“叢刊”的首批出版。第一種情形是先期已經公開出版。例如納西族史詩《創世紀》在1960年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2009年再版。第二種情形是搜集整理工作不是雲南大學師生主導（但有不同程度參與）。例如《查姆》主要是雲南師範大學師生搜集整理，但其中雲南大學學生陶學良、黃生富等人參與了整理。而《阿細的先基》則主要是雲南師範大學中文系師生搜集整理。第三種情形是後人重新整理，但原稿不全。例如壯族逃婚調《幽騷》，系劉德榮（雲大中文系1970屆畢業生）、張鴻鑫（雲師大中文系1959屆畢業生）在1958年調查油印本資料的基礎上，于1984年重新搜集整理出版，但原稿已殘缺。這些文本清理和研究也很重要，留待日後再做。

“雲南大學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調查資料叢刊”第一輯的分冊安排如下：

《雲南大學1958年白族民間文學調查資料集》。主要1958年雲南省民族民間文學大理調查隊（張文勳先生領銜）搜集整理的白族民間文學文本，但實際上該冊白族文本采錄的跨度是從1950—1968年。1956年到1958年的少量文本采錄為“1958年調查”奠定了基礎，1959年到1963年的調查，實際上是“1958年調查”的延續，有些也是在撰寫《白族文學史》的過程中的補充調查。其中也包括怒江地區的白族勒墨人、白族那馬人的文本。

《雲南大學1958年傣族民間文學調查資料集》。主要是1958年雲南省民族民間文學西雙版納調查隊（朱宜初先生領銜）、紅河調查隊，在西雙版納、臨滄、普洱、紅河等地區搜集整理的傣族民間文學文本。

《雲南大學1959—1962年傣族叙事長詩調查資料集》。主要是“1958年調查”西雙版納調查隊于1959年在西雙版納采錄的叙事長詩，以及1962年雲南大學中文系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畢業實習，在傣族地區采錄的長詩。包括《章響》《蘇文》《喬三冒》《蘇年達》《千瓣蓮花》《召香勐》《帕松敏》《姆萊》《召波啦》等長詩。

《雲南大學1962年藏族民間文學調查資料集》。主要是1962年雲南大學中文系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畢業實習，在迪慶、怒江等藏族地區采錄的民間文學文本。

《雲南大學1963年怒江民間文學調查資料集》。主要是1963年雲南大學中文系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畢業實習，在怒江和獨龍江流域傈僳族、獨龍族、怒族地區采錄的民間文學文本。本冊還包括迪慶州維西縣傈僳族的資料。

《雲南大學1962—1964年彜族、哈尼族、壯族民間文學調查資料集》。主要是1962、1963年雲南大學中文系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畢業實習，在甯蒗、石林、元陽、紅河、金平等地采錄的彜族、哈尼族、壯族民間文學文本。

《雲南大學1980年德宏民間文學調查資料集》，主要是1980年“全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概論》師資培訓班”教師和學員，到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采錄的傣族、阿昌族、德昂族、景頗族民間文學文本。此外還附有田野調查筆記。

四、跨越70年的師生代際協作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幾次大調查，是師生合作的成果。那個時代，研究和教學條件簡陋，外出調查的交通和後勤條件非常艱苦。但在青年教師和青年學子的通力合作之下，這幾次調查反而是取得成果最豐碩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及此後的調查，大體也采取師生合作的方式。

從1964年和1979年油印本的署名情況來看，可以大緻整理出從1958年到1963年參與曆次調查活動的師生名單，這也是本“叢刊”所收入文本的來自雲南大學的調查者名單。需要說明，由于當時具體調查人員的細節難以考全，以下名單是不完全名單。

時任教師：

張文勳、朱宜初、張必琴、張友銘、楊秉禮、李子賢、秦家華、鄭謙、徐嘉瑞等。（當時還有其他教師參與，暫未考出。）

本科生：

1944級漢語言文學：陳貴培

1947級漢語言文學：朱宜初

1948級漢語言文學：張文勳

1951級漢語言文學：楊秉禮

1954級漢語言文學：趙曙雲

1955級漢語言文學：張福三、杜惠榮、楊天祿、魏靜華、喻夷群、李必雨、王則昌、李從宗、楊千成、史純武、景文連、朱世銘、張俊芳、戴家麟、向源洪、吳國柱、刁成志、楊光漢、佘仁澍、戴美瑩、“集體署名”

1956級漢語言文學：周天縱、餘大光、李雲鶴、“集體署名”

1957級漢語言文學：高連俊、餘戰生、陳郭、唐笠國、羅洪祥、仇學林

1958級漢語言文學：陶學良、陳思清、吳忠烈、陳發貴、黃傳琨、黃生富

1959級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李仙、李子賢、秦家華、曾有琥、田玉忠、李榮高、鄭孝儒、馬學援、楊映福、周開學、吳開倫、馬祥龍、符國錦、羅組熊、李志雲、翁大齊、梁佩珍、朱玉堃、王大昆、段繼彩、杞家望、陳列、孫宗舜、盧自發、曹愛賢、雷波

1960級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楊開應、李承明、馬維翔、胡開田、呂晴、苗啟明、李汝忠、左玉堂、張華、吳廣甲、肖怡燕、何天良、李蓉珍、董開禮、夏文、張西道、冷用剛、李中發、李承明、陳榮祥、楊海生、張忠偉

2019年底接手整理工作之後，文學院專門劃撥實訓場地存放這批資料，又以百年校慶和百年系慶為契機，為組織學生參與整理提供了制度和資金支持。在突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困難條件下，首批出版整理工作到2022年夏天正式完成，并提交商務印書館。在這一階段，筆者帶領學生，将科研與教學相結合，高效推進了文字電子錄入、校對的巨量工作。參與資料整理、錄入、校對的學生名單如下：

本科生：

2018級漢語言文學：張芮鳴

2019級漢語言文學：高绮悅、常森瑞、施堯（白族）、李江平（彜族）、張樂、王正蓉、李志斌（回族）、丁斯涵、趙潇、王菁雅、趙潔莉（壯族）、楊麗睿、任阿雲、張芷瑄

2019級漢語國際教育：陳佳琪、張海月、李堋炜（白族）、黃語萱、黃婉琪、顧弘研（彜族）、林雪欣（壯族）、羅雯、萬蕊蕊

碩士研究生：

2018級民俗學：鄭裕寶、陳悅

2018級中國現當代文學：田彤彤

2019級民俗學：劉蘭蘭、龔穎（彜族）、晏陽

2019級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王旭花（彜族）

2020級民俗學：梁貝貝、周泓楊、張曉曉

2021級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趙晨之、曾思涵、冉苒、茜麗婉娜（傣族）、宋坤元、鄭詩珂、夏祎璠、吳玥萱、闵萍、杜語彤、黃高端

2022級中國民間文學：滿俊廷、徐子清

博士研究生：

2020級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王自梅（彜族）

2021級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楊識餘（白族）

2022級中國民間文學：楊慧玲

上述學生，全部聽過民間文學有關課程，他們都對民間文學有或多或少的興趣。在整理工作的第一階段，本科生對文字錄入有重要貢獻；整理第二階段，早期碩士生對校對工作貢獻較大；整理第三階段，後期碩士生和博士生對細節編輯工作貢獻了力量。

從20世紀50年代的師生合作調查，到21世紀20年代初的師生合作整理，這些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文本再次發揮了科研和育人作用。如果從徐嘉瑞先生算起，從調查、油印到再整理、出版的過程，中間大約經曆了本系七代學人。目前所呈現的“叢刊”是正式出版的第一批文本。當然，調查、整理的成果和榮譽是屬于幾十年來參與此項工作的全體師生的，而出版環節如有失誤和瑕疵則由編者負責。

五、整理和編輯說明

“叢刊”的整理、研究和出版，經曆了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其“艱難”主要是由于這批曆史資料遊走于口語和書面、民族語和漢語、原始記錄和整理文本之間。對待這種特殊性質的曆史文獻檔案，不僅要具備民間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的基礎理論素養，還要有對雲南現代社會文化史、行政區劃史、民族關系史的相當把握。許多學生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不斷暴露出知識盲區，這是課堂教學所不具備的鍛煉機會，同時對筆者來說又何嘗不是呢。

“叢刊”編輯的過程中有一些情況，需要做如下說明：

（一）年份問題

由于20世紀下半葉本系經曆過多次民間文學調查，規模大小不一，地區遠近不等，因此有些民族的調查時間跨度比較大。比如白族的調查資料時間跨度從1950年到1968年，其中以“1958年調查”的資料為多，其前期預備工作其實從1956年就開始醞釀，那時候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雲南省文聯都參與過有關工作。“1958年調查”是從1958年底開始的，一直到1959年底結束。而後來為了編寫《白族文學史》又進行過若幹次補充調查。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資料搜集整理的時間年份不一，但由于“1958年調查”這一事件是核心，因此資料集以“1958”為題，以彰顯“以事件為中心”的民間文學學術史理念。其他幾冊的情形也基本如此，年份命名都以學術史眼光來加以判定。

（二）篇名問題

民間文學書面整理文本的題目、或曰篇名，基本上都是搜集整理者根據文本情況起的，多數并不是民間口傳演述的題目。在民間演述過程中，往往也不會刻意起一個題目。因此在1964、1979年油印本中，有很多篇目的标題相互嵌套，比如《開天辟地神話》《開天辟地的故事》《關于開天辟地的傳說》，同時使用了三個文類概念。對這種情況，編輯者一律将其改為“神話”，如遇到重名，則采取“同題異文”的編排方法，在同一篇名下區分“文本一”“文本二”。有少量标題比如“情歌”“兒歌”之類，大量重複，為了區分則用起首句子重起标題。

（三）地名問題

由于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今，雲南省的行政區劃發生了巨大變遷，地名變化較多。本次“叢刊”統一采用2022年的地名和行政區劃。在必要時對原地名和原行政區劃做出标注，以利研究。地名标注統一使用全稱，例如紅河哈尼族彜族自治州、耿馬傣族佤族自治縣等。雲南省地市級行政區劃的地名變更主要涉及“思茅地區——普洱市”“玉溪地區——玉溪市”“麗江地區——麗江市”，縣級行政區劃的地名變更主要涉及“中甸縣——香格裡拉市”“建水縣——建水市”“路南彜族自治縣——石林彜族自治縣”“潞西市、潞西縣——芒市”“碧江縣——泸水市、福貢縣”等。鄉鎮級行政區劃調整主要是合并、撤銷居多，統一使用當前區劃名稱。

（四）族稱問題

德昂族在20世紀八十年代之前被稱為“崩龍族”，本書中一律使用現稱“德昂族”。獨龍族在20世紀八十年代之前被稱為“俅族”“俅人”，本書中一律使用現稱“獨龍族”。

對于現有56各民族之下各民族的支系，有的支系在學術研究上常常單另看待，這部分民族支系統一采用“某某人”的寫法，例如白族勒墨人、彜族撒尼人、壯族沙人。

（五）語言問題

“叢刊”在整理過程中，語言和文字的識别和訂正是最大的障礙。

第一，1964年、1979年油印本使用了大量“二簡字”，“二簡字”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0年向全國征集意見、1966年中斷制訂，到1972年恢複制訂、1975年報請國務院審閱，1977年12月20日正式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二簡字”于1986年6月24日廢除。因此，大量筆者以及學生都沒有使用過“二簡字”。識别并更正“二簡字”造成了極大工作量，對2000年前後出生的學生來說更是極大挑戰。

第二，許多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翻譯成漢語的時候，采用了雲南漢語方言詞彙，例如“過了一久”“老象”“咯是”等。筆者相對精通雲南方言詞彙，整理過程中全部保留了原詞，必要時加注釋解釋意思。

第三，有些民族語詞彙翻譯時采用了不同的漢字，比如“嗎回”“瑪悔”“媽瑞”都是“窮小子智救七公主”故事的标題，這種情況都保留了原用字，并加以說明。有個别地方采用了通行用字。

第四，油印本中的用字不規範之處，皆予以更正，比如“好象”改為“好像”，“一支老虎”改為“一隻老虎”等。

第五，由于油印本年代較久，保存狀況較差，有些地方由于紙張破損、墨迹暈染、墨迹淡化、手寫字迹潦草等原因無法辨認。對無法辨認的字，如果能根據上下文還原的，皆予以補全；如果無法還原，則用脫文符号“□”占位。

第六，由于雲南各少數民族普遍通用包括漢語在内的多種語言，故有的文本用民族語講述後經過翻譯，有的文本則是講述者用漢語講述的，這一點在部分文本原稿中并沒有明晰的記錄，故無從查證。

第七，本“從刊”有很多文本涉及傣語、彜語、白語、藏語等民族語的詞彙，有的如果用漢語思維去理解會有邏輯瑕疵。對此，我們盡量保留原文面貌，交給有語言背景的讀者去判斷。

第八，有的同一個詞語，原整理者在不同篇章做注，表述上略有差異。為保持原貌，予以保留。

（六）體例問題

“叢刊”文本大多數都有采錄信息，包括講述者、記錄者、整理者、翻譯者、時間、地點、材料來源等數據項目。這些信息對研究來說意義重大，因此全部保留，有些信息還根據資料整理成果予以補全。由個别文本沒有任何采錄信息，為了體現油印本的收錄全貌，也都予以保留。

凡标注為“編者注”的腳注，都是“叢刊”編者所作，沒有标明的都是原整理者所作腳注。

（七）表述問題

原文本中，有些文類劃分、文類表述有歧義，比如“寓言故事”。這一類問題皆按照當前最新的民間文學理論加以訂正，力求表述清晰。對于材料來源的表述，沒有特别說明的，都是口頭演述。

原文本中有些表述，在今天的學術倫理中屬于原則問題的，皆予以删除。例如有一則故事的附記是：“内容宣傳×教，作反面材料。”這顯然是不符合當前學術倫理的。還有有關曆史上多民族起義事件的傳說，也涉及一些不符合當前民族宗教表述倫理的語彙，也予以删節。

（八）曆史名詞倫理問題

在個别文本中，原搜集記錄者标出了講述者的“富農”“貧農”身份，這是特定曆史時期用來區分人的手段，帶有對講述者的政治出身評判，因此出于學術倫理的考量，一律删去。

（九）署名和人員問題

納入本“叢刊”的文本，都與雲南大學中文系有關，或是由雲大師生搜集整理、或是由雲大組織調查、或是搜集整理工作與雲大師生有合作關系。但是涉及到的具體人員未必都是雲南大學的，例如劉宗明（岩峰）是西雙版納州文化館工作人員、金雲是宜良縣文化館工作人員、楊亮才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著名學者等。這些民間文藝工作者居功至偉，特此緻謝。

1980年“師訓班”赴德宏等地的調查人員中也有來自其他高校的學者，這部分學者已盡可能注明其單位。

由此牽涉出的所謂“版權”問題，在此作如下說明：第一，中國民間文學的知識産權劃分問題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形成立法共識，學界、法律界和全國人大為此已經開展了若幹次大讨論。如果從有利于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說，民間廣泛流傳的口頭文學（包含與口頭法則有關的書面民間文學材料）的知識産權不應隻屬于特定個人（尤其不應專屬于搜集整理者），因為“專利化”不利于民間文學在廣大人民群衆中的再創編、傳播、流布和共享。第二，“叢刊”已經盡最大努力還原每一篇文本的講述者、翻譯者、整理者，并标出姓名，如有讀者能夠提供未署名部分的确鑿證據，編者十分歡迎并緻力于還原學術史。第三，“叢刊”緻力于為學術界、文化界和廣大群衆提供曆史資料，如有讀者引用、采用本“叢刊”文本，懇請注明出處和有關署名人員。

有些文本，在雲南大學中文系前輩手中經過了二次整理，例如傣族的《岩叫鐵》于1958搜集整理，到1985年張福三、冉紅又對其重新整理。對此，“叢刊”盡量将兩個文本都加以呈現，并對新整理文本有關人員也予以署名。

編者衷心希望和歡迎曆次調查、整理的親曆者提供資料。如條件許可，後續我們将繼續編選《續編》，出版此編以外的散佚資料和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文本。在此，也要向在調查、整理和編纂各個階段發揮巨大作用的張文勳、朱宜初、李子賢、秦家華、傅光宇、張福三、馮壽軒等先生緻以崇高敬意。在出版過程中，商務印書館的編輯馮淑華、張鵬、肖媛三位老師付出了許多心力，使得叢刊避免了諸多訛誤。在此特緻謝忱。

2023年2月22日于雲南大學東陸園
 
 

本文引自伟德国际1916备用网址編《雲南大學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調查資料叢刊》（七卷）商務印書館，2022年。
 
 

注釋省略，請參見原書；引用請核對正式出版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