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的深隧就是詩歌的力量

                                                ——朱興友訪談錄

 

受訪者：朱興友

采訪者：鄧萦夢、房夢蝶、何子怡、李樂思

整理者：何子怡、李樂思

采訪時間：2021年5月15日16：00—17:30

地點：雲南省昆明市，雲南大學校本部 

朱興友生活照(圖片來源：朱興友提供)

朱興友新聞作品集《大時代微墨》(圖片來源：王雲杉提供) 

采訪者：師兄，您好像是86級的對嗎？在銀杏文學社擔任的是社長，是第幾個社長？任職時間是那一段？

朱：我實際上是1985年進大學的人，在曲靖師專讀了三年，又保送雲大插班三年級，讀了兩年，這樣就變成了86級，“五年制”本科哈哈 。我擔任的是銀杏文學社第六任社長，和我同時擔任主編的是倪濤，時間大概是1989年到1990年我畢業 。三十年前的事，說起來遙遠又仿佛昨天… …

采訪者：師兄，您得原諒采訪者，因為采訪者對你了解太少了。

朱：然後網上關于我的痕迹也不多是吧？哈哈哈，這不怪你們，因為我非著作等身的名人嘛，而且文學創作也是斷斷續續的。五六年前，在為我的散文集《斧聲與寂靜》寫的序言裡，詩人朋友雷平陽稱我“這個與文學若即若離的人”。我在上學時就被呼為校園詩人，可詩歌創作在離開學校後五年内就徹底停止了，中間寫過小說散文，均壓箱底，多半是在寫與工資相關的新聞和文件，怕也有一二百萬字吧……寫詩是2019年又複開始的事。要說作品，發表最多的肯定是消息言論和通訊，詩歌有，散而少。2014年，我先整理了寫過的散文，出版了上述那本集子。今年以來，我又拿出嚴肅的态度，整理了新聞作品集《大時代微墨》、以一個長篇為主的小說集《那時趙錢孫》，以及年輕時和近一兩年寫的詩歌合集，書名定為《朱興友的“近視眼”》，三本書稿已交付出版社，今年下半年會陸續付梓。其中要提一下詩集，是大約二十歲時和五十歲寫的詩合在一起，是詩歌處女集，對我和我的人生，算是個重要而高興的事情吧。我出版這幾本書絕對不是為了要個結果，而是把他們當做續航的标志。再說具體點，從現在開始，我要求自己别再離開文學，不為生存不為名利，隻是因為想寫，想一直寫下去，争取三年出版一本詩集，直到寫不動。 

朱興友詩集《朱興友的“近視眼”》，（圖片來源：王雲杉提供） 

采訪者：真好。采訪者想關于文學社那一段時期的曆史，問一些比較基礎性的問題。

朱：沒事，你們問。我當了八年記者，知道該怎麼回答。

采訪者：您剛開始加入文學社時的初衷是什麼？是因為熱愛文學，還是有人介紹您進入文學社才開始熱愛文學？

朱：哈，意思我懂。但是不要拿初衷這個詞來說。你們可以學狡猾一點,譬如問我，你加入文學社的“企圖”？這樣散淡一點，文章會好寫一點。初衷啊，就跟初心一樣,太嚴肅。(衆笑)

采訪者：好的，行。

朱：我呢，剛才你們看到我跟曲靖師院的張永剛老師很熟。為什麼很熟？我在曲靖上師專也就是曲靖師院的前身上了三年學，張老師是班主任，然後保送到雲大來，插三年級。也就是說，我是1985年上的大學，然後1988年保送到雲大來插三年級。我在曲靖師專的時候就寫詩，那時很多同學都寫詩，那個時候是激情迸發的時代，一文不名照樣“念天地之悠悠”，一群人可以一起因郎平的起跳而停止心跳，可以一起在鞏俐釋放于紅高粱中間的“大”字上隻看見花開的壯美。那當然也是文學的黃金時代，青春昂揚的歲月加上詩情浪漫的歲月，寫詩的人是很值錢的，被人重視，找女朋友很容易，哈哈。那個時候雲大的人在寫，民族學院的人在寫，師大的人在寫，曲靖師專的人在寫，昭通師專的人在寫，每個學校差不多都有文學社。那我在曲靖師專百花文學社當社長，跟雲南一些高校的詩友便就有了一些交流。當時最牛的就是雲大銀杏文學社，是全國評出來的中國高校的十大文學社之一。為什麼牛？包括張稼文師兄，剛才你們看見了，他不會說話，但是他寫東西很實在，能沉下去寫。銀杏文學社牛在有一幫寫東西厲害，還能在全國報刊發表的人，最厲害的的當然就是于堅。于老師你們見過沒有？ 

 詩人于堅(圖片來源于網絡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tn=baiduimage&ps=1&ct=201326592&lm=-）

朱興友小說集《那時趙錢孫》(圖片來源：朱興友提供) 

采訪者：您在大學的時候，我是指在雲大。在雲大的時候，寫作有沒有一種固定的場所和固定的習慣？比如說我今天早上，或者說我今天給自己規定一個目标，今天要寫多少字，或者說我今天寫作的場地一定要是在哪一間宿舍的哪一張桌子或者别的地方？

朱：我當年寫詩有點怪異的，在路上不行，在教室不行，想寫時在哪寫？在夜深人靜，熄燈以後。我在雲大那兩年多，所有的詩差不多都是趴在枕頭上寫的。大家都知道趴枕頭什麼感覺，然後一本厚厚的書墊着，一本方格稿紙放在書上，然後開始寫……那個叫怪癖，是憑感覺的，相當于閉着眼睛在寫，寫完塞到枕頭底下就睡着了，第二天起來再辨認。一般是不會忘記的，昨天晚上寫的什麼，第二天其實不看都知道，都還記得。也就是因為這個，我覺得我那種寫法似乎有點苛刻哈，第一是時間——夜深人靜；第二是黑着燈寫，而且是高度近視，所以那個時候，我寫詩跟思念一樣神聖，有點把自己弄得神叨叨的，過火了。

采訪者：您今天還趴枕頭寫嗎？

朱：哈哈，當然不了。今天連開着會都有可能寫，定力強的很了。

采訪者：在您擔任社長期間，您印象最深刻的在社團内最活躍的女性創作者，您可以講一講她們嗎？

朱：我加入的時候就覺得銀杏社的女社員不夠多，長得好看的少。哈哈哈。但要說有才的女生，我覺得但凡銀杏社的女社員都有才。特别有才的，如87級漢專，我下面一級的申倩。她是教授的女兒，拿一等獎學金，人傻傻的，我記得她擅長寫散文。比如說我今天帶來的銀杏社刊第十三期有她寫的《大門》。她寫鐘樓寫大門，我覺得雲大至今沒有人把鐘樓和大門寫得那麼舒服。申倩人長得臉大大的、圓圓的，她也許不算一個漂亮姑娘，但她的文字總讓人覺得舒服，她的做人也一樣。所以，我經過思考，在畢業之前，有一天，從東二院去北院的路上，我老遠看見申倩在前面走，就喊:“申倩，你等等我。”然後她回頭，也不說話，頭就那樣偏着，等我。我說：“最近沒見你寫的東西啊？”她說：“感覺不好，多讀點書再說吧。”我說:“我要走了，銀杏該有個女社長了。”

采訪者：接力棒就這樣就傳給了申倩？

朱：她是不是銀杏社到今天為止唯一的女社長？應該是吧？

采訪者：是的。你們當年交班交得好任性。

朱：這還不算交班的，交班得開社員大會宣布，很認真的。窦殼跑到床邊跟我說，我在路上跟申倩說，那可以算“任前談話”吧。85級任命我是開了社員大會的，我任命銀杏社新一屆“班子”也是一樣。我記得那天，我一個以前的同學來找，他是已經拿工資的人，請我去昆明西站外面喝酒，喝得個暈頭暈腦的，我突然想起來晚上八點銀杏社通知了開會，我要搞任命。想起來那個時候隻差十來分鐘了，我起身就跑，兩三公裡路呢，我一口氣跑到東二院二棟308，并不是很喘氣，也沒遲到太久，真是青春無敵啊。見社員們都還在，然後我給所有人鞠躬道歉。大家都笑，說：“社長喝醉了。”我說我沒醉，但舌頭明顯有些大，大舌頭宣布了新一任的理事會名單，申倩當社長，楊朝晖當主編，等等。

采訪者：好玩。之前采訪者采訪好像也沒有人談到這個問題。您是第一次提到，然後就講到這個問題，我就還想繼續深入一點。在當時，你們換屆選舉的時候，有沒有人會毛遂自薦，然後會不會存在就是說有兩個人或者多個人都想去競任這個社長，最後怎麼去決定社長的人選？

朱：采訪者那個時候，其實剛才已經說到這個問題了，上一任社長是絕對的權威

采訪者：絕對的權威。

朱：競争也沒用，那就是指定，我看你東西寫得好，在銀杏社頂尖，又覺得你人品不錯，那就是你。你想當社長，你寫不出好作品，你沒有上一屆的任命，你當不了。那麼選擇的人，社長和主編這兩個是比較重要的，必須有所區别。區别在哪？比如說申倩當社長，她代表一種水平高度，但她憨厚不善于交際，我就給她配一兩個嘴巴厲害、跟老師、跟系裡邊……說白了也就是活動能力較強一點的當主編、當副社長，要錢呐。出一期刊物那時候需要一兩百塊錢，那個錢要得不容易，要心思靈活，嘴甜。

采訪者：比如說社長和主編看上了自己的接班人，然後你去跟這個人講，會不會出現這個人，他就不願意來參加，不願意承擔這個職務。

朱：不可能這樣的。銀杏社，當時的銀杏領導，是要憑水平說話的，他的校園地位甚至是學生會主席無法比。

采訪者：想問問您在銀杏文學社發表的作品是什麼内容？

朱：你說在《銀杏》發的，我當社長的兩期都有啊，主要是詩歌，尤其是今天帶來這期，冬天印制的，刊載了我寫秋天的一些詩，愁，頂着烏雲。上大學時除了文學社的刊物，當然也竭力往外面投稿，成本低嘛，方格稿紙謄抄，八分錢的郵票寄出。公開發表當然是很不容易的，比如中國最高級的詩歌刊物《詩刊》，我怕是寄了幾十次都沒見發表。我在《人民文學》隻發表過一首小詩，其他如《詩歌報》、甘肅的《飛天》、雲南的《大西南文學》(就是現在的《邊疆文學》)、《雲南日報》《春城晚報》都有一些發表，主要是詩歌，也有些散文。那時的刊物，國家級的不用說，省級刊物裡最受校園詩人看中的就是《飛天》，有個欄目叫“大學生詩苑”，責任編輯叫張書紳的，在大學生心中大名鼎鼎，人特好，選稿特公平。我在校期間，在他手裡兩次發詩各一首，第一首的題目叫《哦，我做夢的窩》，第二首叫《山羊的愛情》，不容易的，也很自豪，直到今天還自豪。

采訪者：您在雲大之前的創作和您加入到的銀杏文學社的創作，這個團體有沒有對你産生一些影響，影響到你創作的風格、内容？

朱：有。比如說我在曲靖，我寫什麼東西呢？我寫的東西都比較怪，怎麼怪呢？一個青蛙坐在井裡，好像就是要在水裡燃燒自己的那種感覺，别人不大理會。在曲靖師專的時候，我的創作是這樣。到了雲大以後，經常聽老于(堅)談詩歌，經常讀師兄們寫的詩，當然就耳目濡染了。老于是大師兄也是著名詩人了，但沒有絲毫的架子，采訪者在一起可以摟肩搭背，包括稼文，包括李森。李森老師那時候就住在東二院二棟旁邊的教室宿舍，一發工資他就在上面喊：“朱興友！朱興友！上來嘛。”上去後，采訪者并肩站在教師宿舍的走廊，看三棟那邊源源不斷走過來的女生。李森目光迷離地說：“朱興友，青春的豆芽，好看啊。”接着，他會把我拉進他的宿舍，拿出幾頁詩稿，叫我讀，眼睛瞪得牛眼似的，等我誇“好”，最後是請我吃燒豆腐宵夜；也有的時候，我說他的詩臭，多說了兩句，他就不請我吃燒豆腐了，哈哈。

采訪者：青春的豆芽，美女。

朱：就是女生，就是你們啊。說起來就有點感傷了，那個時候我大四，李森剛畢業不久，就好像自己不是豆芽了一樣，就覺得有一種蒼老感在看别人。那麼，我來雲大以後突然感覺到以前的那種晦澀裡多了一些滄桑，所以寫的詩就開始有些滄桑，裡面少了以前的孤傲和狂妄，突然覺得人很渺小，世界不可把握，因而多了謙遜。這種感覺，拿趙仲牧老師的話說就是崇高感。這就是變化吧，也就是銀杏社的影響。比如說我有一首詩《另一種歲月》，也作《老家》，寫回老家的感覺，回到老家我感覺到很無力、很無用，妹妹把衣服洗好晾在柴頭上，我就是個廢人，坐在院子裡，看70歲的爹幹活，上房揭瓦、檢修房子……突然一下子把自己降下來，把别人、把天地升上去了，就是仰頭看銀杏綠黃那般感覺，對吧？ 

銀杏樹，圖片源于網絡(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tn=baiduimage&ipn=r&ct=201326592&cl=2&lm=-1&st=-1&fm=result&fr=&sf=1&fmq=1667818銀杏樹) 

采訪者：這種變化是您一個人有了這種滄桑感，還是說這個時候整體的風格都是這樣的？

朱：不算是整體的風格，甚至還算不上風格。因為每個人經曆不一樣，我覺得大多數人都在找，怎麼說呢？那個時候，包括老于寫的詩也是這樣，他在找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就是以前沒有的，小時候沒有的，或者是之前的時代沒有的東西。歸根結底，在天地間，在人流裡，采訪者在找位置，找自己，找人生态度。我覺得做人也好，寫詩也好，你必須有準确的人生态度，你才做得好人，才寫得好詩。關于這個，相信師兄們說得都比我深刻，我看見你們李海英老師給我發的關于于堅的訪談裡邊，老于也談了很多。

采訪者：對，也提到這個。采訪者昨天去采訪蔡毅老師，他也是提到這一些。他認為銀杏其實不是說隻是寫作，隻是愛好文學，它到最後其實是對人生的，一種人生精神的一種指導，就和您說的其實是一個意思。

朱：對。

采訪者：采訪者寫的時候會注意的。因為剛剛您已經提到回到家鄉，回到你自己家的時候，會有一些不同于在學校的一些看法和想法。我就想繼續問問您，在您的創作當中，“故鄉”會給您帶來一種什麼樣的影響，或者說素材還是想法？

朱：我上學的時候，“故鄉”并不是我最想念的地方，我所有的想念都是圍繞着父親來的。我媽很早就不在了，差不多是我父親一個人把我養大，在這個過程裡邊，想，我隻會想我爹。然後，他的彙款不按時到的時候，我會産生兩種擔心，一種當然是愁自己沒飯吃，更嚴重的是在擔心彙款沒按時到肯定是我爹沒掙到錢，他肯定在着急，我能不跟着急嗎？故鄉那時候是人，是我爹，當然也包括我爹對我的影響，它是無形的，進入骨髓。故鄉，你想不想它，它都在。我剛才說了，我那時候不想故鄉，那時候故鄉就是我爹，但是今天不一樣了。我1990年畢業，大約1995年開始，一首詩沒寫，為什麼？我當記者，通信、消息、言論，這三樣東西把我腦子擠得滿滿的，我就寫不出詩來。

直到2018年春天的某個日子，我一個人在昆明市體育館盯着大太陽散步，也許是因為人生進入了五十歲吧，心态悄悄變了，覺得沒那麼多壓力了，走着走着我就在手機上寫了一首詩……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一兩個月之内我寫了四五十首詩，寫的是什麼？大部分跟故鄉有關。故鄉回來了，不是故鄉回來了，故鄉一直在，而這個時候，各種閱曆、各種經曆、各種體驗、各種感受彙在一起，就成了另一種故鄉，成了有去世的父母墳堆的處所，成了記憶裡的石頭和風，成了你堆放感情的閣樓。所以說，所謂故鄉它就是每個人心靈深處的意象牆，是詩人的庫房，也是不寫詩的人情感沉澱處，也就是你們所說的“初衷”吧。故鄉是神秘的，也是普通的。故鄉是物，也是魂。

采訪者：師兄，現在的詩寫得怎麼樣？你能舉個例子嗎？另外可不可以提供幾首稿子，作為采訪者這個訪談的附件。

朱：比如去年《大家》雜志發的一首，比較長，200多行的一首詩，叫《尖山》。典型的寫故鄉的詩，我從起筆到初稿落成隻用了三個多小時。自我判斷，技巧沿襲了當年，比當年有所提高，但也高不到哪裡去，隻是裡面的内容比較豐富吧，一個長篇小說的内容，像一條河找到出口，就流了出來。所以，我今天寫詩，總體是把自己當成“初學者”來的，我不缺詩情詩意，但我需要像匠人一樣重新熟悉和提高技巧，我要做到堅持下去不再停筆。詩稿很多，回頭我整理幾首上邊提到的一些詩發給你們。

采訪者：下面的一些問題可能要涉及到您自己的創作方面的習慣，采訪者想問問您，您在閱讀的過程當中覺得哪位詩人對您最有影響？可以稍微談一談嗎？

朱：早期，我最愛讀泰戈爾。

采訪者：之前采訪者采訪張稼文老師，他也是提到說泰戈爾是他最先讀的。還有昨天的蔡毅老師也是。 

印度詩人泰戈爾，圖片源于網絡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tn=baiduimage&ipn=r&ct=201326592&cl=2&lm=-1&st=-1&fm=result&fr=&sf=1&fmq=1667818658353_R&pv=&ic=&nc=1&z=&hd=&latest=©right=&se=1&showtab=0&fb=0&width=&height=&face=0&istype=2&dyTabStr=MCw2LDQsNSwzLDEsNyw4LDIsOQ%3D%3D&ie=utf-8&sid=&word=泰戈爾 

朱：你看，這本《銀杏》封殼，這個是泰戈爾的話，這個也是，我弄上去的。我那時覺得泰戈爾太來勁了：“到我花園的小徑來吧，我的情人。走過那擠到你眼前來的、熱情奔放的花朵。走過花朵，為不期而遇的歡樂而駐足吧；這歡樂像突如其來的晚霞異彩，灼灼照耀而暗暗遁形。”泰戈爾的東西，他總給你一種召喚的感覺，好像不知不覺是在聆聽神說話。采訪者那時候，其實可讀的書，國外進來的大詩人的書，還不是很多，無非是惠特曼、艾略特，以及前蘇聯一些詩人的詩，等等，都讀，影響多深不知道。其實說影響，怕是中國古代詩詞最大，這應該對每個詩人都一樣，唐詩宋詞實在太霸道了，說不好聽點，新詩再怎麼寫，也寫不到那樣的輝煌。

采訪者：您在寫作詩歌的過程當中，會有憂慮的情緒嗎？覺得我寫不出來，或者說我這首詩寫得我自己好不滿意，但是我改、改、改，然後我又改不出來我滿意的？

朱：憂慮啊，憂慮是大憂慮。我就跟你說，剛才其實已提到這個問題，1995年開始一首詩沒寫，到2019年又重新寫詩，中間說白了不是沒寫過，是寫出來都不滿意，讓自己不舒服，所以幹脆就不寫了。我自己寫東西有一個标準，我不跟誰比，我就比自己。今年寫的東西不如去年，那肯定就憂慮了，那就不如不寫，我又不是靠寫詩來掙飯，是吧？甯肯不當詩人，也不能當臭詩人。

采訪者：因為當時的銀杏文學社，是在昆明活動最活躍的，但是它和全國其他的大學，比如說重慶大學，然後西藏大學——因為是于堅老師他給采訪者提到的——有交往、交流活動，您還記得？因為于堅老師他們第一任、第二任的早期，您相當于是第六、第七任中期的情況，您在擔任社長期間，就是銀杏文學社和外校的其他社團的交流活動的情況，您還記得嗎？

朱：到了八十年代末，基本上就是說那個文學或者是說高校文學生狂熱勁它已經過了，開始進入了一種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就是說一些人還在堅持，一些人已經離開。在那種情況下，首先采訪者那個時候沒有任何餘力，自己拿一分錢出來為文學社做出點什麼事情，那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就是系裡邊給的也就是這本油印刊物。這本書印了多少錢？大概是一兩百。這個錢可以拿去報銷了，别的沒有。你要搞個活動，那個時候也沒有瓶裝礦泉水吧，你要買點水果、瓜子來放着那裡頭，你都掏不出那個錢。所以，活動搞過一些，但是僅僅限在昆明。比如說，在鐘樓旁邊那個房子裡，我搞了一兩次詩歌朗誦加上分享，就近請在昆明的老社員和其他高校文學社的人參加，沒有水和瓜子。跟昆明的高校有些交流，跟外地高校的交流就不多了，也是條件所限吧。

采訪者：當時銀杏文學社，是在祖國的，就是地理學分區上，是在祖國的西南方，然後，您覺得就是這一塊地理上的詩歌創作和采訪者中國其他地方的有什麼區别嗎？就是屬于大西南，采訪者高原上的詩歌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或者，它不是當時的五大還是十大社團之一。它和其他的那些社團相比它的一個獨特性在哪？它為什麼就成為了很重要的一個社團？

 

 

銀杏文學社團團徽（圖片來源：謝竺軒提供） 

朱老師：我在曲靖跟着張永剛老師一塊寫詩的時候，他提過一個概念叫“地域文學”。意思就是說，采訪者站在滇東北，站在曲靖那塊土地上，寫出來的詩歌應該有滇東北紅泥土的氣息和魂魄。後來我就此給他的詩寫過一篇評論。他也踐行了他的理念。但實際上，銀杏社它不是這個概念，它不是雲南的文學社，或者大西南的文學社。由于比較早的于堅他們幾個人的覺醒，銀杏某種程度上，早期的銀杏它已經引領了中國詩歌的一種潮流。它在全國的地位，都是排在前面的，這種排前并非來自地域或者高原痕迹，而是來自藝術價值本身。比如，老于是中國最早寫口語詩的詩人之一。口語詩是什麼呢？他悼念一個工人：“他們說他個頭小/擡着不重/從前他修的表/比新的還好……煙囪冒煙了/工人們站在車間門口/羅家生/沒來上班。”語句似乎淡如白開水，平淡裡出現一種張力，出現一些後勁，彌漫一些語言之外的巨大的空白。這就是詩，而且是當時讓人耳目一新的詩。所以說，你要說從地域來定義銀杏是定義不了的，但你可以說，銀杏是全國高校的先鋒文學社之一，銀杏的好些社員的藝術探索都對中國詩歌有先鋒意義，這一點毫不誇張。當然，我的這個評價，指的是我之前的銀杏。因為我來到雲大隻呆了兩年，很多了解都屬于間接的。我覺得老于他們那個時候創造了一個時代，烘托了一個時代。當然，時代也在烘托他們。時代需要詩歌，時代需要抒情，時代需要浪漫。于是他們抒情，他們浪漫，他們寫詩。所以他們在全國是領先的，從銀杏文學社1983年成立，銀杏有五年左右的最輝煌時期。我有點來晚了，我個人貢獻不大，我那時的銀杏社已經處于下坡狀态。

采訪者：師兄，您剛才用過一個詞叫“企圖”，您覺得您加入銀杏社，企圖實現了麼？

朱：肯定啊，賺大了呢！我認識了一大幫終生朋友，哪怕采訪者很少來往，但拿我某篇文章裡的話說“天天見是那個球樣，多年不見還是那個球樣”，不管在幹什麼，不管寫不寫詩，“銀杏”兩個字永遠是采訪者不用出口的互相緻以微笑的理由；我在銀杏寫詩，詩句把初戀捆得結結實實，直到今天那個癡迷于背詩的我的女人依然時刻走在我身邊，相當于不到二十歲時我就被詩歌授予了“終身成就獎”……多了，我邁過了求生存的人生大坎，兒子也長大遠走高飛了，天命之年我又抱着詩歌睡覺，這不也有銀杏的功勞麼？1999年，我采訪昆明世博會，有位甘肅植物專家送我一棵大葉子的銀杏樹苗，二十公分高，我養在花盆裡，中間幾次搬家，十幾次給它換盆，至今擺在我的茶台旁，銀杏葉一年一輪萌芽、碧綠、泛黃、落我一茶台，看着它如回母校，看着它如見青春和文學恒溫，它就是我身邊的一首讀不完的個人史詩，我還有什麼沒實現呢？

采訪者：你能用簡單的話陳述您的詩學觀嗎？或者說，您認為詩是什麼？

朱：詩歌首先一定是語言，暢通而彌漫萬種風情的語言；詩歌同時是意味，詩人的深邃就是詩歌的力量。一句話，詩歌是語言在墜落狀态下發散的貫穿傷。

采訪者;說點寄語吧。對文學社，今後的發展、還有現在的社員的期待。

朱老師：寄語不敢，因為我不夠高大，還因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說法、寫法。我隻是覺得，既然進了文學院，或者加入了銀杏文學社，有些基本的原則是要遵循的，一是必須讀書，最好拼命多讀書，書往多處讀，将來的好處無法估量；二是最好學習寫點東西，寫詩寫散文寫小說甚至寫日記，都可以，通過寫，訓練思維，學習策劃，提高思想境界。也許，讀和寫的目的并非成名成家，那樣的人畢竟是少數。讀和寫的目的主要是形成自覺，就是那種主動積極的向上向前，管理好時間，管理好行為，讓人生不欠賬不生過多遺憾，讓親人高興，讓自己健康快樂，讓人生盡量散發一些熱量，或者稱溫暖。 

朱興友老師與同學們合影（圖片來源：鄧萦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