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思辨與家國情懷

                                                                     ——薛才德訪談錄

采訪人：楊睿涵、杜葉倩、盛葉、鄭哲睿、馬寶燕

時間：2021年12月1日

地點：雲南大學映秋苑

薛才德，1989年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現代漢語研究生畢業，獲碩士學位，師從謝自立先生。曾任雲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語言教研室主任。主要從事漢語方言及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關系的研究。

求學經曆

采訪者：薛老師，我們知道您曾在西雙版納下鄉插隊8年，能談談當時您去西雙版納的原因嗎？

薛才德：我們當年去西雙版納下鄉的原因，那很簡單啊。就是響應國家号召。我們這一屆是一片“紅”，全部上山下鄉有的去黑龍江，有的人去江西，有的到雲南。這是當時大形勢決定的。

采訪者：您當時在西雙版納下鄉期間主要做什麼呢？

薛才德：我在農村待了将近8年吧。我是70年五月份從上海出發的，到西雙版納的農場，再到我1978年3月進入雲南大學，就是8年。我種過菜，喂過豬，幹的比較多的是割橡膠。後來幾年是在農場的指定學校教書，既教過小學，又教過初中，最後教高中。說起來也好笑，我自己的學曆就是初中生（初中也就上了幾天學，沒畢業，）。初中生教高中學生，現在看來是很好笑的。

采訪者：有什麼事對您觸動比較大？

薛才德：觸動比較大的一件事，就是當年的第一屆工農兵上大學。那一年，我在我們生産隊得到了高票通過，我滿懷希望等待着上大學。但是很遺憾，最後我們生産隊的一個老職工子女去上大學了，而這個大學就是雲南大學。我當時很憤怒，感到怎麼可以這樣來違背民意，怎麼可以因為領導一句話就把人的命運改變了，這簡直是不講王法。但是當時我是在西雙版納，這個地方管理相對來說比較粗犷，天高皇帝遠，現在來說也是可以理解的。

采訪者：有沒有讓您覺得比較艱苦、困難的時候？

薛才德：在西雙版納的幾年是比較艱難的，為什麼這麼說呢？主要是因為看不到出路。當時我們的思想是比較簡單的，響應号召，到農村去，做好準備要插隊落戶在農村一輩子。但後來幾年就動搖了，為什麼動搖呢？因為不斷看到有人通過各種關系離開西雙版納回城了。我們那邊有北京知青，上海知青，雲南知青，四川知青，有不少北京知青的家裡人是當幹部的，他們就先走了。這對我們的打擊很大，人難道還分三六九等嗎？有背景的人可以回家，而家境普通的人就要一輩子留在農村。這時我插隊下鄉一輩子留在農村的信念動搖了，想着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呢。當時還沒想到可以通過考試上大學，這是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

采訪者：在這個過程中您最重要的收獲是什麼？

薛才德：在這種艱難困苦當中，如果有收獲，那麼收獲就是學習。我是66屆的小學畢業生，69屆初中的畢業生。我是老三屆（老三屆知青，就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三屆，就是66、67、68屆的高中生、初中生）中的後面一屆。當時中學就沒好好上幾天。我到西雙版納時還不滿17歲，我當時學習的底子就是小學水平。雖然當時社會不允許學習，但我感覺還是要學習。每天勞動完了，有人就是吹牛，而我就是要讀點書，而且家裡也希望我學習。也正因為自己讀書，後來才可以去當小學老師。我們知青裡頭有小學畢業的、有初中畢業的，高中畢業的，都有。當然我們這種小學學曆的就讓人家看不起了，被認為是最沒學問的。怎麼讓他們看得起呢，那就要自己努力學習。我每天晚上的時間大都用在讀書，那時書也是很難找的，我就把一切能找來的書都找來讀，找來看。那時一本小的新華字典翻過來翻過去，都翻爛掉了，也就從學習裡面慢慢得到了提高。後來高中生考大學都沒有考取，而我這個挂了名的初中生考上了大學，這就是學習的成果。我們這69屆成功考上大學的人是最少的，我們就是這個底子。從這個點上來說，我通過學習考上了大學，這還是很幸運的。

采訪者：這次西雙版納的下鄉經曆對您來雲大求學産生了多大的影響呢？為什麼選擇雲大作為目标院校呢？

薛才德：這說起來也蠻有趣的，這就是宿命了。我們當時上山下鄉到了昆明，住的地方就是雲南大學，就在會澤院。住在這個大房子裡面時，沒想到最後能考進雲大。我當年五個志願都填了雲南大學，第一個志願就是雲大中文系，我是第一志願錄取的。當時我感到進入雲南大學就是最理想的。老實說，可能是在西雙版納待久了，能來昆明上雲大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所以說這是很巧的事情，而且我在雲大一待就待了好多年。

采訪者：想請您回憶一下曾經在雲南大學生活的時期，可以分享一下您對于雲南大學的印象嗎？

薛才德：我們當年進入雲大時，我認為雲大的師資力量還是比較強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有比較才能說強還是不強，後來雲大送我出去進修，其實就是想把我留下來。當時我們班有6個同學提前畢業，最後一年送到外面進修。當時我是去西南師大，西南師大的老師就說你們雲南大學來我們西南師大幹嘛？我們又不比你們更好。而且說句實話，當時我們雲南大學的碩士學位比西南師大還多。還有同學去四川大學，那裡老師也跟他們說，四川大學和雲南大學就是兄弟，排名我們就是你們前面的一位吧，你們怎麼來這裡學習。其實後來才知道，其實學校是打算把我們送到北大，複旦進修的，但是當時學校做出這個讓我們提前畢業，出去進修的決定比較晚。做出決定後要聯系北大、複旦這些學校呢，聯系不上了，他們的進修名額已經沒有了。學校當時一方面是想要我們多學點，一方面是想把我們這批人留住。所以呢，就不管什麼學校，先派出去再說吧。那這樣一來，當年我們雲南大學師資可見一斑了。說起師資，全說說那就時間太長了，我就以語言學為例吧。當時語言專業老教師可能有四個吧，其中一個是吳進仁老師，他是著名學者劉文典的得意高徒，是劉文典的學生，是劉文典把他留在雲大的，他教應用學。這位老師讓我很佩服，四書五經倒背如流，幾千首古詩詞爛熟于心。我們當時很調皮，要難他，古詩詞我們背上句，他背下句，但從來沒有難倒過他，可以說是本活詞典。再比如說黃钺老師，他是參加王力先生的《漢語史稿》編寫工作的。再年輕一點的吧，比如當時還是中年的，像是李兆同老師，是北大高名凱、袁家骅的研究生，還有王開蓮是王力先生的研究生；還有一位鄭月蓉是北京師範大學的研究生，張耀廷也是北大中文系畢業的。雲南大學語言學的老師實力還是很強大的。正因為這些老師在，當時的學習氛圍很好，我們經常和老師同學讨論各種學術問題，比如對語言、現代漢語的語法的看法，這句話怎麼分析，再比如當時正好是傷痕文學流行，有很多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小說。從大學開始，我們同學也會寫小說貼在牆上，我們會對小說的思想内容、寫作手法進行激烈的讨論。當時學習氛圍是比較好的，我當時在老校區的四合院裡上課，晚上要熄燈，熄燈是九點鐘還是九點半，我記不得了。我們覺得這時間太早了，我們還要去會澤院（是行政樓，晚上不熄燈）學習，會澤院一樓是78級的教室，晚上去那裡還要搶占座位的。教室裡熄燈我們就趕到會澤院去，我們在那裡一直學習到晚上12點鐘才回宿舍睡覺。早上6點30起來，就跑步鍛煉，開始一天的生活。講句心裡話，我們當時讀書真是很用功的，沒有星期天，也沒有節假日，平常都待在學校裡廢寝忘食地學習。那時候雲南大學的慣例，平時吃三頓，放假吃兩頓，也就是說星期天吃兩頓。我們年輕人，肚子餓得快。星期天這天反而要吃五頓，一早起來肚子就餓了，我們當時住在東方紅樓四樓，馬路對面有一個米線店，早起我們就去吃碗米線。10點開飯吃飯，到12點餓了就再去吃碗米線，下午四五點開飯，晚上10點又去吃米線。我對雲南米線，尤其是雲南小鍋米線特别有印象。雲南大學前面那一條馬路，我記得好像就叫青雲街，那條街上有一家小鍋米線，我們晚上肚子餓了，就經常去吃。我腦海裡面雲南小鍋米線一直是保留那個味道。現在的雲南米線達不到之前那個味道了，最近幾年，我吃遍雲南的小鍋米線就沒吃到那個味道，還是很想念的。還挺有趣，我們住在東方紅四樓，房子裡沒有廁所，當時雲南房子裡都沒廁所，因為雲南人覺得廁所在房子裡髒，就在房子外面建一個公廁。當時也有人說，在四樓不建廁所，就是為了讓大家跑跑步鍛煉鍛煉。那時我們剛進雲大，雲大供應還是比較困難，吃飯好像一個禮拜隻可以吃兩次肉。到三年級還是二年級，供應好了，就可以敞開來吃。因為餓的久了，隻要有肉，就頓頓吃肉。好在我當年上學是享國家的福帶薪讀書，帶薪讀書比不帶薪情況還是好多了。

采訪者：您是從什麼時候堅定的選擇語言學研究方向呢？

薛才德：講到我從教，雲南大學的老師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特别是李兆同老師，他懂四國語言，知識十分淵博。我真正對語言學産生興趣，就是因為聽他的《語言學概論》課。這使我感覺語言學很有意思，想去學學。李兆同老師，可以說決定我選擇語言學這條道路。

采訪者：在您本科期間，哪幾位老師讓您受益頗多，對您影響最大？

薛才德：給我上現代漢語語法的鄭月蓉老師。我們當時一講語法就有很多問題要問，問了以後就要讨論，大家最後争得面紅耳赤，甚至有一次課堂裡面鄭老師哭起來了。但即使這樣，鄭老師也對我們很好，要是碰到小心眼的老師，會說這學生怎麼老跟我出難題，但我們畢業後鄭老師同我們的關系還很好，亦師亦友，一直讨論問題，這對我影響很大。我始終覺得學生向老師提問題，能把老師難住，就是好學生。其實我在上課的時候，我經常這麼說，如果學生提了一個問題，我回答不出來，就給他加十分，什麼十分？就是考試時加十分，這十分就留着呢。但是很遺憾，現在還沒有學生能把我問倒過。

還有已經過世很多年了，的趙仲牧老師。趙仲牧老師搞美學，但是他有一個特點，就是思辨能力特别強。問題會像潑水一樣，一個一個鋪，一直讨論下去。他是搞美學的，但他對語言學也很關心。我經常跟他一起讨論語言學中的一些學術問題。我很佩服他的思辨能力，而且他的思辨能力就是不斷地否定自己。我今天是這個想法，感覺很有道理，明天我就把自己這個想法否定了，找出另外一種更好的說法。從他的身上，我得到了很多的啟迪。很可惜，他的很多想法沒有寫成文字，人就走掉了。有的話寫出幾本書來，這會是很了不起的。

任教經曆

采訪者：我們知道您當時是提前一年畢業并獲得留校任教的機會，在您任教期間有沒有什麼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嗎？對您今後的科研有沒有什麼影響？

薛才德：我上學三年讀完就要留校，當時通知的很突然的，就說你要留校了，你考慮下，同意就是送出去進修一年，而且第二天就要答複。我當時想法很單純，我們這一屆感覺大學之後可以從事這個專業或者留在大學當老師是最好的。我們當時到國家機關任職就是當現在的公務員是最差的，最好就是專業對口，所以留校當然就是最好的。我們也有同學不願意留的，他們想回家鄉，想回上海，想回北京。當時我的地域觀念沒有這麼強，我覺得留校是最好的。一是老師覺得你學得不錯，另外一方面在大學裡面想要進一步學習，條件肯定更好。

采訪者：比如當時有沒有計劃繼續讀研，會不會因此産生了一些沖突？

薛才德：當時我也有自己打算的，打算畢業以後去考研究生。留校時學校沒說，進修回來了，同學都畢業了，然後學校說留校學生三年内不可以考研究生，三年後才可以考研究生。我當時很無奈，也沒辦法了，那就算了吧。

采訪者：之後又是因為什麼原因讓您選擇繼續去讀研、讀博呢？

薛才德：留校階段學校考慮還是很周到的，給每個留校學生配備了一個老師來指導我們。我當時就當了李兆同老師的助手，他對我要求還是很嚴格的。我在他的輔導下讀了很多語言學著作，比如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論》，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英文版中文版我都讀。不僅要讀，而且李兆同老師還要我寫讀書筆記給他看的。當時還是很好的，所謂十年磨一劍，老師就要求我們要多多讀書，不像今天，年輕教師一到學校，任務就發下來了，必須要完成論文，今年要發幾篇論文，評教授、副教授要發幾篇論文。我們當時沒有這種事情的，就要你好好讀書，沒有現在學生一入學就寫論文一說，因此我感覺在這個階段自己讀了很多書。為什麼我讀了書還想去考研究生呢，李兆同老師就跟我們說，你們跟了我了，考不考研究生不也就那麼一回事了。但當時自己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有機會還是想去考，後來我考取了人民大學。中間還有一個小插曲，當時面試回來，李兆同老師把我叫去，說你錄取了。我的老師也是北大畢業的，跟李兆同老師很熟，還和李兆同老師一起編過書的。李兆同老師說，你的老師說你考得不錯，他們想将來畢業時想把你留校。哈哈，我還沒入校就想留校的事了。當時李兆同老師就和我的導師說：不行，你們人民大學還來挖我們雲南大學的牆角，不行不行，現在我告訴你，薛才德必須要回來。我是正式的，結果要以委派接受，搞得我當時很難受。今年我回雲南，去看李兆同老師，老師跟我道歉，說他把我留下了，原本可以去北京的，我覺得沒什麼，雲南也是不錯的，不是說我一定要走的。當時我在雲南已經結婚了，我感覺在雲南也不錯。在我讀碩士的時候，老師上的課我都知道，因為我這幾年一直在讀書，我讀的書甚至比老師講的還深。當然不是說這三年白讀了，我當然也有很多收獲，不過不是在讀書上，是課下和老師談的過程中，向老師提問題，在這個交流中收獲很大。因為上課時候，老師隻能給一個班講，不可能為你一個人講，但是在課下，你問什麼，老師就跟你說什麼。我就想現在的學生向我們當年去問老師那樣的太少了。我在北京讀了碩士研究生，就有了自信，就是我們雲南大學出來的學生和你們北京的、社會科學院的并沒有什麼差别，并不比你們差。不是我來自邊疆的省份，我學的就比你差，大家是一樣的。這就使我獲得很大的自信，就是現在所說的學術自信，我感到我們雲南大學還是不錯的，教學質量還是蠻高的。最後去讀博還是和我在雲南搞研究有關的，搞方言研究必然要遇到少數民族語言問題。我就感到，将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結合起來一起研究，那豈不是更好嗎？而且其實雲南漢語是受少數民族語言影響的，我來學習研究，這是很好的方向。本來當時我已經評副教授了，也沒那麼大的沖動，但因為當時學校鼓勵年輕教師讀博，後來就讀了博士。雲南大學當時整體環境比較寬松，鼓勵年輕教師讀書、學習，沒有說硬性規定，你一年要發表幾篇論文，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将來我們國家也是這樣比較好，不要硬性規定，讓大家有感而發，這樣寫出來的文章水平會更高。

采訪者：您剛到中文系就開始承擔教學工作嗎？有無導師指導？是否先要經過培訓、考核或作為助手之後才能正式授課？

薛才德：留校時學校都有給我們配備老師，我們當助手，我一留校就開始上課了，就教《語言學概論》。

采訪者：對教學的内容、教材、教學大綱等學校或系裡有無要求？學校和系裡的老教師是否常來聽課？

薛才德：我當時教《語言學概論》這門課，我要非常感謝李兆同老師。李兆同老師就是教《語言學概論》，他就要求我要寫講義拿給他看。我把講義寫好拿給他，那講義好厚一沓，他花很多時間從頭到尾看完，而且他還要提意見。我第一次上課他就來聽課，第二次又來聽，第三次還來聽。我當時心裡想，你聽幾次課算了，怎麼老是來聽。我《語言學概論》的課從頭到尾每一節他都來聽。後來我倒希望他來聽了，因為每節課下課他都會跟我講解，哪裡講的好，哪裡還不夠，要怎樣講，這使我不斷提高。我在雲南大學中文系沒有想到任何一個老師可以這樣認真的聽學生的課的。講句老實話，我現在也是老教師，我對我的學生也做不到。我感覺李兆同老師對于我的教育，如果我不說，還沒有人知道，因為這個不算在工作量内，完全是老師額外的付出，沒有幾個人可以做到這一點。李兆同老師值得我一輩子學習，是永遠都不能忘記的。真的講起一些老師來，他們就浮現在我眼前了。我前面講的吳進仁老師，兩個眼睛看起來炯炯有神，滿是童真，沒有一點社會的世故，他的整個心思都撲在做學問上。每天吃完飯在校園散步，嘴裡都哼着唐詩宋詞，整個人都是浸泡在這樣一個境界裡，對這個世上亂七八糟的事從來不關心。我當時跟着李兆同老師，他也給我定了規矩，你不要去管中文系的事情，人事的關系，年輕教師就好好學習，家長裡短的不要去打聽。我一直聽着他的教導，直到後來離開雲南大學，雲南大學有些老師家裡的事我都不知道，也從不打聽。而且我當時就住在學校，我和系裡面老師就是學術上的交往，正是可以說一句話，君子之交淡如水。現在就是很庸俗，聚在一起就是喝酒，我們當時沒有這樣的東西。這就是雲南大學老教師對我的影響，我現在很懷念他們，如果有機會我還會去看望他們。

采訪者：在您的教學生涯中，有沒有讓您印象深刻的學生？

薛才德：我留校後就是80 級的班主任，當時還出來一些名人。比如說楊崇勇，以前是雲南大學學生會主席，擔任過雲南昆明市的市委書記，後來當河北省委副書記。當年他在學校還比較活躍，在政治上相對其他學生是比較成熟的，他也願意從政。我當時感覺他還是個不錯的青年，沒想到後來成貪官了，下馬了。還是蠻可惜，一個人要保持一生廉潔是不容易的。還有一個學生，是80級的馬豔，當時留校了，就在雲大中文系。還有一個學生，你們可能都記不住了，她叫王豔紅。雲南大學畢業，保研到我們上海大學。我對雲南的同學是很關照的，我在上海上課期間，王豔紅就在我這裡讀了三年的碩士研究生，學的是很不錯的，看得出在雲南大學的底子就打的很好。他後來讀了複旦大學的博士，現在是在浙江的嘉興學院教書，也說明雲南大學教學質量是不錯的。

采訪者：您著有《昆明市志•方言卷（一）》，那麼您覺得雲南方言研究對上海話研究有沒有什麼影響呢？

薛才德：語言學就是一門學問，不論搞雲南方言，搞上海方言，都是對具體的方言的研究，盡管方言不一樣，但都是語言，我們使用的研究手段、研究理論都是一樣的。說到方言，這就又要提李兆同老師，他是教《語言學概論》的。我們年輕人當時也是好高骛遠，講好聽，可以去海闊天空想象。李兆同就教導我理論要和實際結合起來，否則你的理論是很空的。怎麼和實際結合起來呢？比如搞方言，不像我們今天可以通過視頻來對話，當時通訊不便利，交通閉塞，雖然雲大圖書館有點書，但那些書拿來搞學術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李老師說搞研究要先學雲南方言，隻要去調查就行了，不需要很多文獻資料。你隻要通過自己去調查，這樣你對語言的認識就會一點點深刻。從對雲南方言的調查到上海話調查再到吳語調查，我讀碩士研究生時也曾到山西，也做過對山西方言的調查，這些對方言的調查研究就加深了我對語言學的理解，語言學是什麼東西？語音、詞彙、語法他們是怎麼互相影響的？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他們之間是什麼關系？以前因為說漢語的人多，人們感覺是漢語在影響少數民族語言，其實影響一定是雙向的，漢語會影響少數民族語言，少數民族反過來也會影響漢語。在雲南方言裡面，我們就看到很多語言現象是少數民族語言影響雲南漢語造成的。上海話好像沒和少數民族語言接觸過，跟雲南話差距比較大，其實上海話也受到曆史上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深入研究下去就會發現，語言就是相互影響的，而且都通的。方言和方言，語言和語言都是通的，應該說通過不同方言、語言的研究，可以開闊我們的思路，開闊我們的眼界，使我們更好的深入了解。

采訪者：您現在是否還在關注雲南方言呢？

薛才德：雖然我現在在上海，但對雲南語言比較關心，，特别是昆明方言，昆明方言現在到底發展怎麼樣了？我都想哪天到雲南來再好好調查一下。雲南方言，昆明話有一個顯著特征就是語音，沒有撮口呼，或者撮口呼變成齊齒呼，但那是以前，那現在新的年輕人“i”“ü”是不是出來了呢，還是需要調查。我曾經在2015年中國方言學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為《從語音系統看昆明話和南京話的曆史關系》，我認為昆明話和南京話是有曆史淵源的。也就是說，昆明方言的前身就是南京方言。因為南京方言在明朝的時候是當時的權威語言，跟現在的普通話差不多。我感到還是很有意思的，我有機會還是會來雲南調查的。

采訪者：薛老師，我們了解到您在漢藏語言學、比較語言學、方言學等方面都特别厲害，我們在下學期就要開設相關的課程，不知道您能不能給我們一些學習建議和學習方法？

薛才德：我感覺我們學語言學有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搞現代漢語的不去碰古代漢語，搞漢語的不去碰少數民族語言，搞少數民族語言不去碰漢語，搞外語的不敢碰漢語，搞漢語的對外語也不感興趣，互相之間都分得很清楚。那麼好了，這樣研究漢語時，搞音系的不管詞彙語法，搞語法的不管詞彙，我感覺這種界限應該要打破。語言學應該是大語言學，不但要融入漢語、少數民族語言，全世界語言都應該放進去。這樣就要首先要學理論，入門課就是《語言學概論》，我認為這門課很重要，因為他加了理論，可以帶我們走入語言學的殿堂。再比如說，無論你搞不搞方言，都需要實際的調查能力，就是聽音記音能力。搞田野調查，比如到台州，就是要把發音記下來，聽辨出來，這是基本功。除了這個就是外語，現在學生外語比較好，這就比我們強，我們當時10年文化大革命耽擱了，我們的外語是進到大學才學的，所以到今天我們還是啞巴外語，聽說能力不行，隻能看看。要有一門外語過關，這樣可以開闊你的眼界。數學也是要學好的，可以鍛煉你的思維能力，掌握統計學知識對你搞語言學研究也是有好處的。還有電腦，電腦要學好，特别是要會一些簡單的編程。這樣在搞研究時，你就可以根據個人需要充分利用電腦的優勢，編一些小程序。這幾項本領，我很希望同學們可以掌握。而且，我感到很遺憾就是，當時在西雙版納，沒有做一個有心人去學那裡的少數民族語言，如果當時做個有心人，學習一門傣語應該沒有問題。當時自己就沒這個想法，也就錯過了這個機會。現在你要研究少數民族語言，不懂少數民族語言你是沒有辦法進行研究的。所以說，我們今天能學什麼就學什麼，說不定哪天就會用上。一個人總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時代的洪流總是裹挾着你前進，那麼隻有去适應這個時代。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就像我當年考本科一樣，你有準備就能考上，你不準備也就考不上。

校慶祝願

采訪者：請您為中文系今後的發展提幾點建議，您認為中文系應該培養什麼樣的學生？

薛才德：首先，希望你們做個獨立思考，有辨别能力的人，要有獨立思辨能力，不要别人說什麼就說什麼。我們受過高等教育，應該要獨立思考，有獨立思辨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有家國情懷，現在就想多掙點錢，讓自己生活的更好點，這當然不錯。人人都希望過的好，但怎樣生活才是好？這是沒有止境的。我們在吃、穿、住上面過得去就行了，沒必要追求名牌，更多精力應該去做對社會有利的事情。我希望今天的年輕人、大學生應該有家國情懷、社會責任感，謹記你們年輕一代擔負着中國的未來，中國的未來就在你們肩上。大家還要順應時代潮流，掌握比較全面的知識；要做一個正直的人，不要搞那些歪門邪道。這些說說容易，真正做到也不容易。我還記得雲南大學的校訓是“會澤百家，至公天下”，我感覺我們的校訓很好。無論學校廣招人才，還是個人學習知識來說，都要有會澤百家的胸懷。另外把知識學到，更要對社會有所貢獻。

采訪者：雲南大學百年校慶在即，作為雲大的學子，雲大的教師，請您說幾句寄語給雲南大學。

薛才德：雲南大學現在已經成為國家雙一流的學校了，說句老實話，這是政策傾斜。我很關注綜合排名，我看雲南大學綜合排名，感覺在八、九十位。希望雲南大學綜合實力持續提高，實至名歸地進入中國一流大學。雲南大學民族學比較強大，我希望可以做的更好，特别是把民族語言學，多招一些這個方面的人才，把民族語言的研究搞起來。當然，我個人希望雲南大學越來越好。我在雲南大學待了很多年，我對雲南大學是很有感情的，我對雲南大學的同學來問問題是很歡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