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往昔師友情深

                                                                                                                                                           ——殷光熹教授訪談錄

采訪人：周子雯、周奕萱、楊穎、鄭宇虹

地點：雲南省昆明市殷光熹老師家中

殷光熹，筆名晨光，教授，研究生導師。1959年考入雲南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1964年畢業後就職于雲南大學中文系。曾任雲南省人民政府科員、秘書，雲南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中國屈原學會名譽會長、顧問，中國《詩經》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采訪者：殷老師您好！很高興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寶貴時間接受我們的采訪。首先，請您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殷光熹：我叫殷光熹，字轫秋。這是我外公給我起的，他是滿清時候的一個舉人。

采訪者：那您是出自書香門第了。

殷光熹：我是1933年9月15日陽曆，陰曆是7月26日出生在杭州，祖籍是江蘇省江陰市。滿族。學曆是大學本科，專業是漢語言文學。

我是1959年秋季考入雲大中文系的。我們班一百零八人，華僑同學比較多（有十幾個），四川和其他省的同學也比較多。當時系上安排我當學生黨支部書記。我1950年中學畢業以後參加工作，原來是在省政府工作，現在說就是幹了9年多的公務員，當時我想還是要提高文化水平，要深造。因為我自幼愛好文學，從小學到中學，成績一直排名前列，當時我參加國文、作文比賽還經常得獎。比如說，老師擡了一盆花，擺在桌子上，讓大家寫作文，老師覺得我寫的好，表揚我。參加工作九年後，我覺得自己還是要去深造。我主動提出要去考大學，說了幾次領導都不同意。我的頂頭上司是個處長，他很支持我，我就請他幫我跟更高層的領導去說一說，他去幫我說了以後就同意了。當時領導就說：“好，你去準備報考吧。考上就去繼續深造，考不上還回來，給你一個月的時間複習功課。”那個時候我一個人，一大間辦公室，有沙發這些東西。平時就是随身帶一件軍大衣，吃飯睡覺就在辦公室裡面，就集中精力複習功課了，複習到最後就報名考大學了。

我記得當時高考的時候，最後考曆史這門課，到最後要交卷了。前面監考老師已經在收着卷，還有一個問答題，原來記得的，老是想不起來。剛收到前面那一個，我想起來：摩洛哥！然後我馬上答完，老師就把卷子拿掉了。後來等了一段時間，居然還是考上了。因為我是調幹，來大學讀書是帶薪的，那個時候我的調幹金是70多元。

采訪者：這工資在當時可是不少呢。

殷光熹：相當于當時的講師了，助教才56元嘛。當時到了雲大以後，有一段時間就停掉了，停掉以後生活就困難了。我的一些同事、老同學就資助我，每個月給我彙錢，隔了幾個月又恢複了調幹金。所以我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感激他們。到大學以後，那些家庭條件一般的同學，相當困難。

采訪者：這是在60年代初期嗎？

殷光熹：嗯，60年代初。當時食堂，拿一個臉盆裝好大米，放到鍋上蒸，熟了以後拿刀劃成小塊，一家分一塊，菜的油水太少了。所以好多人得了水腫病，一按腿手都是腫着的，相當困難啊！處在那種情況下，同學們還是堅持，我們班好多同學雖然困難，但讀書非常用功。有些書當時都沒有，或者買不起書，或者有些資料比較少，書店也沒有賣，就靠手抄。我記得有個同學，他就把《文心雕龍》整本書抄下來。當時沒有什麼複印，所以我也是抄了不少東西。當我們聽到南屏街新華書店有什麼新書到了,大家呼一下子就蜂擁而上，前去搶着買書。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的學習風氣還是比較濃的。像有一個同學是四川的，我記得他說：“我喜歡巴爾紮克的作品。”上課時他總是笑眯眯的，實際上他在構思小說，所以大家就開玩笑說他是未來的巴爾紮克。又比如，有一次我帶着同學到個舊去實習，個舊實習規定晚上十點就要熄燈，我查夜的時候去看，有一個同學蒙在被子裡面拿電筒照着看書，我說：“你晚上還看書，看什麼書？”他說：“《紅與黑》。”我說：“看到哪兒了？”他說：“于連爬進瑞拉夫人窗子裡。”我說：“哦喲！你這個，别看了，别看了。”有好多笑話，哈哈！

那個時候的生活比較艱苦，我們住在映秋院，睡的是木頭做的雙人床。臭蟲太多，它多半是隐藏在天花闆裡面，晚上一熄燈，臭蟲就像吹着集合号一樣來了。大家蚊帳都是密封嚴實的，但它們還是鑽得進來，有的同學被叮得睡不着，就把臭蟲弄死，一聲怒吼：“血債要用血來還！”當然，平時我就動員大家把床擡到外面去，用開水燙，想了很多辦法，甚至用敵敵畏噴那些臭蟲。有的同學喜歡寫詩，就在床的旁邊，貼了一張白紙，晚上構思，有什麼好詩，拿電筒照着趕快記下來，怕忘記了。

像我們那個時候，外語學的是俄語，俄語卷舌音很難，好多同學總是學不好。我們班的喬傳藻，他當時喜歡搞創作，在學生時代就寫了幾篇小說，發表在《邊疆文藝》上。我記得有一篇就是寫照鏡子練俄語卷舌音的趣事。

采訪者：喬傳藻老師堅持創作，至今仍然筆耕不辍，還是“銀杏文學獎”的獲得者。

殷光熹：在我們同學中，還有一個叫陳朝慧（筆名淡墨），他散文詩寫得很好，小說也寫得好。當學生的時候，他就在全國的文學刊物上發表了一些作品。可以說，我們的同學都各有所長。特别那些僑生，我發現他們一般主攻方向都是在古典文學和語言學方面。我猜他們可能畢業以後要出去。出去要生存，你在香港生存隻能教漢語啊，是吧？學古典文學、語言學用得上，是吧？你學其他的，去了就用不上。所以華僑同學在這一方面的主攻方向也比較多一些。在國内困難時期，有的僑生連家裡繼承遺産的事情都不考慮，就來讀書了。有一位印尼華僑（畢業後在香港工作），現在已經去世了（肝癌）。我記得他就是連遺産都不要了，就是因為愛國，來雲南讀書，成績很好，品行也很好。另外，還有一些華僑同學表現也相當好，像有一個越南僑生，他學習也相當用功。他說他考雲大的時候，考場監考宣布了最後5分鐘，他一急，把尿都急出來了，太緊張了。後來終于考上了，他就覺得機會難得。可見，這些華僑同學都是非常愛國的。

采訪者：您的這些同學讓我們也深受感動啊！那麼您在雲大求學期間，有沒有讓您印象深刻的老師呢？

殷光熹：說到老師，對我印象比較深的，其中一位就是劉堯民先生，老系主任，他是東川人，準确地說是會澤人。他是自學成才的，在家苦讀了7年。他功底相當好，滿腹經綸，我們教研室有十幾位老先生，我當時是年輕的，都很佩服他。這些老先生之間經常争論一些學術問題，不過劉先生一發言，大家就都服氣了。劉先生主攻先秦文學，但是他能夠從先秦文學一直講到現當代文學，能夠講通，學問是比較精通的，對現當代一些作家，像魯迅這些作家他都比較熟悉。他講課，比如選修課詩經研究、楚辭研究，講楚辭研究講得比較細、比較深，而且有自己的一些獨特的見解。

他曾經發表了一些文章，曾收入到《楚辭研究論文集》《詩經研究論文集》。在當時楚辭研究方面，他在全國還是有名的學者，所以當時蘇聯著名的漢學家費德林，曾到我們雲大中文系來拜訪他，交流學術。費德林後來是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在蘇聯時期曾經擔任過駐聯合國的蘇聯代表。

采訪者：像費德林先生這樣的漢學家對于中國文史之學的研究還是做出了較大貢獻，他的學術成果也有較高的價值。

殷光熹：是的，價值比較大。我們有一次在湖南開會，中國的一些學者想見到費德林都比較難。他比較喜歡為他當翻譯的人，若誰給他翻譯了些材料，他就經常接見那一位學者。在當時的漢學家中，他比較重要。他能夠到雲大中文系來拜訪劉堯民，這就說明劉先生的學術地位還是比較高。劉先生是我畢業論文的指導教師，我寫的是孔子的文學觀。他看了定稿後，在我的論文裡面有些句子旁打雙圈，表示贊賞，給了個優。我平時對先秦文學比較感興趣，有時候會去請教他。老先生也沒有什麼架子，平易近人。

在他的家裡邊，我看他書法也是寫得比較好，我隻看到過他寫的隸書和甲骨文。老先生還會繪畫，有時候師母坐在旁邊做針線，他就順勢作素描。據說他還會彈琵琶，可惜我沒有親自聽見。他的興趣還是比較廣。

當時民間有“雲南三大才子”之稱，一個是原來省政府的秘書長張子齋，一個是龔自知（民主人士），再有一個就是劉先生。劉先生後來得了一種頭會搖的病，就叫什麼？

采訪者：帕金森綜合征？

殷光熹：可能就是帕金森。講課也是會這樣，後來我們教研室的湯鶴逸老先生說：“我給你出個主意，你拿左手托着下巴，然後頭就穩住了，不會搖。”的确有效！所以劉先生上課時就是按照湯先生說的辦法，經常用左手扶着下巴。講課也常帶幽默，因為他知道的典故比較多，上課有很多閃光點，所以學生很喜歡聽劉先生的課。

劉先生接受新事物還是比較快的，在學術問題上常有自己的一些新見，他發表的論文在全國還是有一定影響的。特别是他的著作《詞與音樂》，這是他的力作。這本書在他去世以後，張文勳先生幫他整理、出版了，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搞詞學研究，懂得音樂的人并不多，劉先生就懂古典音樂，像工尺譜這些東西都是比較熟的，所以他來研究詞與音樂的關系，就有一定的權威性。後來，我看到施議對也出版了一本書。

采訪者：就是《詞與音樂關系研究》吧。

殷光熹：對。其實我覺得他多少還是受劉先生著作的某些啟示和影響，但是他就不提這些東西。

采訪者：有人已經指出他這點不太好。

殷光熹：所以後學還是要尊重老先生。我覺得在全國來說，研究詞與音樂，有古典音樂方面的深厚素養，已經很不簡單了。如果音樂素養不行，要研究這些東西，就會感到底氣不足。

劉先生後來在“文革”當中遭迫害，那些造反派把他的“翅膀”紮起來，拿到中文系資料室裡面去批鬥，當場休克，馬上送到醫院搶救，已經不行了。老先生膽子小，突然一下子，要批判抄家，把他捆起來，把那麼大年紀的人拉到裡面去批鬥，怎麼受得了。我是沒有去參加，根本不忍心看到這種場面。他去世以後，人們一提起這些事情，心裡面很難過。

采訪者：那個時候劉文典先生還在不在？

殷光熹：不在了，劉文典先生是1958年去世的。那個時候正好是批判什麼法權思想，寫大字報、小字報。反正他是受到一些沖擊。在我們古典文學教研室，有一個習慣，原來系上專門為大名鼎鼎的劉先生配坐的那一把交椅，在他去世以後好多年，誰都不敢坐，開會都是空在那兒。

另一位讓我印象深的老師就是張文勳老師。張文勳老師當時比較年輕，在我心目當中，他是一位全面發展的理論家、教育家。剛才我說了，我現在也是把他當做自己的學習榜樣，緊跟慢跟也跟不上他的步伐。他腦子聰明，功底也很深厚，腦子反應也快，善于捕捉學術上的一些新問題。他給我們上古代文學批評史課，當時我有一篇作業，後來拿到昆明師範學院學報上發表了，說明我對他這門課還是比較重視，下過一定功夫。他在全國古代文論研究方面，可以說是比較早的一位學者，特别在《文心雕龍》方面。我覺得張先生是基于陳中凡、郭紹虞、羅根澤之後，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上有突出成績的學者，也可以說是開拓者、引領人之一吧。

1979年在昆明召開首屆中國古代文論研讨會，就由我們中文系主辦，張先生主持的，我也參加了。那時剛剛粉碎“四人幫”後不久，來的人多半是重量級人物，像吳組缃、程千帆、舒蕪、馬茂元、霍松林、王達津、蔡厚示、袁行霈等等，都是現在很有名的大學者，來了一大批。這些曾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人物突然一下子翻身了，來參會時心情都非常好。所以作詩、吟詩，像錢仲聯、周振甫他們都是搖頭吟詩，作學術報告；像程千帆先生也很感慨，他說：“我曾被貶到鄉下去放羊，親自給羊接羊羔。”霍松林先生在“文革”中也受到迫害，他在這次大會上也寫了好多詩，在《雲南日報》上發表了一些，還給我寫了一些。程先生、錢先生也給我寫了，還得到姚奠中先生的一首贈詩墨寶。他現在100多歲了，他的高徒劉毓慶也是相當有名的人。這些老先生非常謙虛，而且心情也非常好。從昆明到安甯溫泉，又聚會了幾天，然後回到昆明又到石林去參觀一天，我也陪着他們去了。我記得霍松林先生在阿詩瑪那個地方，一個小山包上，那個情景他相當激動，一聲聲長嘯：“阿——詩——瑪——！”當時那種情景，這些老先生們的心情就可以看得出來。很不容易。馬茂元先生有哮喘病，走了一段路就會哮喘，我就陪着他。他走不動了就坐下來，然後吟詩一首，也送給我，我覺得這老先生真好。這次會議開得很成功，我當時還把大家的發言綜述了一下，發表在《思想戰線》上。然後請十位先生每人寫一篇學術讨論的心得，後在《思想戰線》上發表了。所以我印象就很深，張先生主持的這一次會，首次把全國一些知名的中國古代文學學者邀請到昆明來聚會，影響相當大。

當時像吳組缃老先生年歲比較大，有時候身體不舒服，他兒子也來了，我說：“你照顧照顧你父親。”他說：“哦喲！我也不敢負責，萬一出個什麼。”并建議：趕快先把他送回去，免得萬一出了什麼事，誰也負不了這麼大的責任。吳組缃是一級教授，當時名聲也很大。會議盛況表明，張先生乘召開這一次會把全國學術界的一些知名人士聚集在一起，還把全國高校的中國古代文論教材都研究、讨論好了。這次會議開得很成功，我覺得他對我們系的建設貢獻和影響也比較大。

張先生是比較全面的，除了古典的東西以外，文藝學、美學、佛學，他都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寫過不少著作，還有少數民族文學。雲南白族文學史，也是他首先帶着學生去調查過，後來組織學者一起編寫了《白族文學史》。他的成果豐碩，我們望塵莫及了。最近聽說還在弄幾本書，我前幾天打電話問他，得到證實。“文革”時期，我和張先生是鄰居，住在附中的小平房，那個時候生活是相當艱難。油、米、柴這些都要購糧本，連燒柴都由購糧的分配定多少。我記得有一次和張先生到蓮花池米糧店去申請發放燒火的柴皮，批了以後将柴皮捆起來扛在肩上。張老師還不錯，比較輕松地扛着走。我滿頭大汗，扛着它很吃力，結果腰就閃了一下。那個時候有一點錢買一塊肉，先把它腌起來，然後挂在高處，一天割一小點。唉，油水太少，但是學問、讀書還得搞，是吧？勒緊褲帶，還是要讀出來一些東西。所以從這些小事看，張老師比我們還要強。

采訪者：張先生是大才嘛。

殷光熹：張老師是劉文典的學生，劉文典先生去世以後，留下來的遺著需要整理。張先生作為他的學生，想到要為先生整理他的遺著，就和劉先生的兒子劉平章聯系，準備為劉文典出全集。工作量當然比較大，你要收集這些東西，還有點校做起來是相當麻煩的，還需要解決經費這些問題，有一系列問題要面對。但他還是推動了《劉文典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

采訪者：殷老師您也參加了吧。

殷光熹：我也參加了。《淮南鴻烈集解》就是我點校的，李學勤還做了評價。李學勤也是權威學者了。他認為這個點校本“應屬于最佳之列”，“比如《全集》所收《淮南鴻烈集解》，系據作者手批本重校，勝過通行的标點本”，并表示僅以《淮南鴻烈集解》和《莊子補正》這兩種書來說，“全集即足以傳世”。

我當時集中精力投入到《淮南鴻烈集解》的點校工作中去，一投進去，時間就隻能搞這個，其他我的計劃也就完不成了。但是老師叫學生弄嘛，考慮半天還是承擔下來了，一弄就是近兩年。校勘需有多種版本，這些東西弄起來相當複雜，是個細活，必須耐心和認真。工作時我的桌子要鋪得寬一點，搞這個相當麻煩，雖然很辛苦，終于把它弄出來了。張老師說：“你各種各樣東西都要搞一點嘛，校勘也是一個成績。”所以在張老師的主持推動下，在大家的努力下，把《劉文典全集》出版了。當然，安徽大學也參加了。我覺得這個表明張老師對自己的老師還是很尊重，要繼承文化遺産，這些老先生的一些好東西你不繼承、不發揚也不行，對吧？所以劉文典先生的兒子劉平章對我們還是比較感激的。

還有一位老先生張為褀，是胡适先生的高足。當時，胡适先生提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他支持胡适先生的主張，專門寫了一些考證性的文章。他在雲大中文系時，教漢魏文學史，選修課上文獻學、文選學，還有一門工具書課。這個工具書使用法是很有用的，特别搞古典文學，你要學會自己查很多工具書。有些東西你會查工具書，你自己就解決了。所以我覺得搞文史哲的同學學會查工具書很重要，如果你不會查工具書是寸步難行，深入不下去，隻能看别人的注釋，看第二道、第三道的材料。你學會了查工具書，有些東西就無師自通了。

張為祺先生在課堂講課，是坐着講，不像我們年輕人，不能坐着講。上課前，學生把藤編椅擺好、茶泡好，他闆書有時候助教替他闆書，不時學生就幫他擦黑闆，很尊重老師。他非常強調打好基本功。他曾經說過：“你們要把基本功打好，比如說你能夠破譯一個甲骨文字，就像天文學家發現了一顆恒星！”這裡姑且把它當做一種鼓勵大家努力練好基本功的話來理解。

他平時上課要布置作業，若要問什麼問題，你們先去查工具書，查了以後課堂上再提問。有一次布置的什麼東西，我現在記不大清楚了，反正是《漢書》裡邊的一個什麼，布置我們同學去工具書上查。到上課時，他說：“我給你們布置的，查了沒有，查了的請舉手。”當時我正在看剛發下來的講義，應聲舉手，結果全班隻有我一個人舉手。他問：“你叫什麼名字？”我就站起來說了我的名字。他可能就記錄在案，知道了。他又問：“你們為什麼不查？”大家都低着頭。我也不好意思了，怎麼弄成全班隻有我一個人舉手。

他愛下象棋，下棋的水平也比較高。當時我們班有一個四川的同學，姓龔，叫什麼名字我忘了，也是下棋高手。在昆明，他經常到文廟和昆明的那些棋手下棋，都下不過他。先生來上課時，對龔同學說：“棋手，你是棋手。”曾邀請到他家去跟他對弈，勝敗不知。先生很有趣，有一次講課（内容是《文選》中的賦體作品），他突然站起來說：“叔雅先生生前準備寫一首《火箭賦》。”大家為之一震。很不簡單哦，《火箭賦》！

先生講課的時候說：“你們讀書，不要讀那些僞書。寫文章寫論文，不要引這些僞書，像《孔子家語》《孔叢子》什麼的，你們千萬别引！”他提醒我們以後讀書寫文章應注意哪些東西，真僞問題要搞清楚。

聽說他信仰佛教，經常讀佛經，讀佛經之前要先把手洗幹淨，然後盤坐，才用手去翻。他家有幾套線裝書，版本非常好，他去世以後家人就要賣，當時我聽說這個消息，就建議學校圖書館趕快把他家裡面二十四史這些成套的、版本好的書都買下來，後來不知道學校去買了沒有，如果賣到社會上那就太可惜了。他在我們系也是一位很有功底的老先生。

還有些值得一提的事，因時間關系，以後有機會再說吧。

采訪者：謝謝殷先生耐心細緻地回答，今天辛苦您了！

(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