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煙憶雲大

                                                      ——施惟達教授訪談錄

施惟達，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雲南大學文産研究院院長、國家文化産業研究中心主任、雲南大學出版社社長，現任雲南大學東陸書院院長、雲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本次訪談的主要内容是20世紀80年代雲大中文系的情況，以及施惟達教授的研究、任教經曆和東陸書院的情況。

采訪人：施老師您好！您20世紀80年代畢業于雲南大學中文系，請您談一談那時候雲大中文系的往事。

施惟達老師：78級是改革開放以後招收的第二批大學生，第一批是77級。說是77級，其實也是到了78年才入學，不過他們是春季入學，我們是秋季入學。所以雖然聽起來是兩級，實際上是同一年入學的。77級、78級加上後來的79級，現在被稱為新三屆。“新三屆”是針對于“老三屆”而言的。所謂“老三屆”，是指“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候的中學生，從初一一直到高三，一共6個年級。但是從屆數來講，因為它是初高中分開算的，所以是3屆學生，6個年級。他們經曆了紅衛兵、經曆了整個文化大革命、經曆了上山下鄉等等這樣的一些過程，稱之為“老三屆”。老三屆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新三屆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在我們國家的曆史上，因為十年文化大革命，大學沒有正規招生，隻有過短暫的幾次推薦工農兵上大學，但是考試、招生、錄取這樣的過程停頓了10年，一直到1977年才恢複高考，這得感謝鄧小平，你們可以查一下資料。

1977、1978兩年參加考試的人很多，考生是從應屆畢業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來，十年積累下來的青年人，其中絕大部分是經曆了上山下鄉，有的回城走向社會有了工作，甚至結婚生子，有的則仍然留在農村或農場的“知識青年”。我就是下鄉後回城随後參加工作，并結婚成家有了一個未滿周歲的女兒，于1978年考入雲南大學中文系。所謂的“新三屆”其實主要指的是77、78級的學生，因為這兩屆學生社會考生（“知青”）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到79級社會考生的比例就比較小了。“新三屆”的年齡相差非常大，我們班最小的大概就是16歲，最大的甚至30歲出頭，10多歲的年齡差距。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以後再走進課堂，老老小小集中在一個教室上課，非常有趣。由于荒廢了10年，所以這一波人的讀書熱情和願望可以說是相當旺盛。他們自覺學習、刻苦讀書的精神，我估計以後也很難找到。包括你們，不知道你們刻苦不刻苦，對于學習的那種熱情，愛學習的勁頭，可能以後的學生，不是講個别的，個别的當然都有，任何時候都有，但是就普遍一個群體而言，那麼熱愛學習，那麼刻苦地學習的群體，我覺得很難再産生，因為是一個特殊的年代特殊背景下的産物。

我進了中文系以後，當時中文系的情況是還有幾位老教授在。當時最老的應該是誰，我要想一下，因為已經過去40多年了，好像是張友銘、黃越等，這幾位教授是文化大革命後僅存的中文系教授。中文系在“文革”中被迫害緻死的名教授很多，如李廣田、劉堯民、王蘭馨、張文骐、湯鶴逸等。我的導師張文勳先生，他今年已經95歲了，是我們的老系主任。還有另外一位現在已經去世的導師——趙仲牧老師，那個時候他們還處于中青年的狀态，1978年張文勳先生剛剛評上副教授，趙仲牧先生卻連副教授都不是，就是一個講師。這批人也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被剝奪了教書的權利、上講堂的權利。到了77、78年以後，他們重新登上了講台，像我們一樣，他們也迸發出了極大的熱情——教書的熱情，就是要把知識、要把他們所學的東西、要把被10年耽誤的時間奪回來，追趕現代化的曆史大潮，這種使命感在驅使着他們。所以他們對教書非常地忘我，對同學是盡心盡力。所以，我覺得講77、78級的時候，确實還要講這批老師，他們那樣的敬業精神，可能在以後也不容易找到，包括我們自己以後也當老師，是不是能做到像77、78年那個時候、那種狀态、那種激情，可能未必。

那是個非常難忘的年代，而且那個時候因為剛剛改革開放，大量國外的新的知識、新的學術、新的書籍如潮水般湧進來。和過去形成鮮明的反差，過去都是關起門來的，都沒有這些東西。不僅如此，包括我們古代優秀的東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都是禁止的，這個時候是開放的。中國古代的東西，寶貴的東西，重新大放異彩，當然開始主要是國外的各種思想、觀點、方法影響很大。所以那個時候有熱情高漲的讀書氛圍，同時還有文化開放，思想活躍，學術民主、學術自由這樣的一個氛圍模式，現在也是很難再有了，大家拼命地吸收新的知識、新的觀點來充實自己，想要把時間奪回來。當時的總體情況就是這個樣子。不僅是雲南大學，全國所有的高校都是這樣的，學生組織詩社，出版刊物，各種各樣的，非常活躍。

再講幾位中文系非常好的老師。比方說我們碰到的第一個印象深刻的老師，鄭月蓉老師，是教現代漢語的。現代漢語是一門很枯燥的課程，講語言學，很枯燥，但是鄭老師講起課來确實是眉飛色舞，而且把一些枯燥的知識，講的非常生動有趣。現代漢語是中文系的基礎課，現在大概也差不多，一進中文系就是現代漢語課，所以大家一下就被鄭老師講課吸引住了。再有一個就是王開蓮老師，教古代漢語的，王開蓮老師現在還在，鄭老師去年已經不在了。因為古代漢語相對于現代漢語要難一點，所以有一些同學在學習上會有一定的難度。那時沒有誰安排，學校課表上也沒有安排，但是同學們會自覺地上晚自習，而且王開蓮老師會來。她白天講完課，晚上來晚自習輔導，如果有什麼不懂的話，還繼續給大家解疑答惑。這些情景，今天40多年過去了，都還曆曆在目。我們的教室在會澤院，當時還叫紅衛樓，文革中改的名，一樓的最高靠西邊朝南的那一間，我們班人多，有108個人，所以是一個大教室。當時的情景就是這樣，趙仲牧教師上課即使是大教室也人滿為患，要在教室門口守着不讓外系同學進來。我們的老師都是各有風采，當然學問比較大的老師，會受到更多的尊敬，當時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我畢業以後就留校了，但是我沒有留在系上，而是被分配到了校黨委辦公室，在校黨委辦公室做秘書，做了一年。現在的話，高校經常有這樣的情況，大家都會比較熱衷于去做行政的崗位，去學校的機關，做一個科長，做一個處長，很多青年教師都很喜歡到那裡去。我們畢業那個時候，1982年，崇尚學術的氛圍是很濃厚的。大家在高校工作都是願意做教學工作，做科研工作，不太願意做行政工作。所以我畢業到黨辦以後，并不是太安心，一年以後我考了研究生。我考取了張文勳老師和趙仲牧老師的研究生，當然是在職了，就是一面工作，一面讀研究生的這種情況。當時，實際上我們中文系還沒有碩士學位授權點，不要說博士授權點，碩士授權點都沒有。我們有很強的老師，文藝理論有張老師、趙老師，還有杜東枝老師，還有已經去世掉的楊振铎老師，可能你們都不太知道，都是很強的老師，但是他們都沒有研究生學位授權點。因為他們有的是講師，職稱不夠，就沒有去申報研究生學位授權點，這是最強的了。另外還有研究方向很有特色的老師，包括像李子賢老師、傅光宇老師、張福三老師這樣的一大批，是在國内少數民族文學和民間文學界比較有名的，他們也都沒有研究生學位授權點。當然那個時候的學校領導也比較保守，沒有像現在這樣想到不管有沒有條件都要積極努力去申報、去争取研究生的學位授權點。相反還對自己的要求比較嚴格。我最記得當時我在黨委辦公室工作的時候，中文系去申報民族民間文學的碩士授權點，當時主要的校領導就質疑說：“他們不行吧，他們不夠水平吧。”但是當時水平在學界比他們更不行，或者是更沒有影響的，其他高校申報，都批下來了。當然後來學校也改變了态度，說沒有授權點我們先招研究生，再積極去争取，算是有了突破。

那個時候，張老師是中文系第一個招收研究生的教師，是在1981年時，第一次招了兩名研究生。這兩名研究生畢業後，1983年張老師第二次招生。那個時候中文系就隻有三個方向開招，一個是張老師的中國古代文論，嚴格的名稱叫做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是張文勳老師為主，加上趙仲牧老師。因為後來這個方向有适當的專業方向調整，不是簡單的文學批評史了，主要是擴展到中國古代的美學和文藝理論、文論。那年張文勳老師招了我和張國慶老師。其他老師，像蒙樹宏先生，還有全振寰先生他們倆位是招現代文學方向的。全先生是北師大畢業，蒙樹宏先生是清華畢業，去年都去世了。全先生還有個大家都津津樂道的一件事情。1923年雲南大學成立暨會澤院落成儀式的時候，她那時候還是小姑娘，用盤子捧着剪刀給唐繼堯為儀式剪彩。全先生讀北師大時，很多現代文學的大家，她都是和他們有過接觸，聽過他們的課，比如聽過魯迅的課。他們兩位招了管喬中，管喬中是從潮洲師範學院考來的，現在是我們東陸書院的理事長。然後就是少數民族民間文學那邊三位老師，李子賢、傅光宇、張福三，他們也招了三個同學。所以中文系共招了6個研究生，全校那年的碩士研究生總共招了40名。今天我們學校每年招收的研究生要到3、4000，翻了100倍。但是雖然是招研究生，其實那個時候雲南大學中文系還沒有一個碩士授權點，剛才我已經說了，所以我和張國慶老師兩個人到86年畢業以後，是到武漢大學申請的碩士學位。所以我們的碩士學位不是雲南大學的，我們讀研究生在雲南大學讀，畢業證在雲南大學發，但是學位證是武漢大學的學位證。是把論文提供到武漢大學去，人家審定、審核、答辯通過以後頒發學位證，是這樣的情況。

從我個人的學術經曆來說，大概分成三段。

第一段，從1983年讀研究生的時候開始，大概一直到90年代。因為我的專業是中國古代美學文藝理論，所以這一段時間的研究主要方向就是中國古代的美學和文藝學。當然我的研究更多會結合中國傳統，從文化的角度、從文化思想的角度來會多一點，而不是單純地研究古代和文藝學本身。另外受大潮流的影響，也會做一些中西比較的東西。例如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就叫“虛靜與迷狂：中西創作論的文化比較”。這段時間有大概七八年，這一階段的成果主要是兩部書，一部叫做《裂變的光芒》，主要關于魏晉南北朝的文化文藝、美學；這個是巴蜀書社出的；再有一本書就是《中古風度》，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的。當然這兩本書有一定的承接關系，因為它的一些主要内容在《裂變的光芒》裡面就有了，到出《中古風度》的時候，又做了一些補充修改，然後又加了一些相關領域的研究，中國古代美學的一些論文，也不是全部，就是挑了幾篇加起來出了一本書。更早溯源一下的話，實際是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上拓展開來的。所以第一本完稿實際上是九十年代，但是出版書是在93年，第二本應該是到2000年才出的。第一個階段我主要的方向就是這樣。

第二個階段就是從1990年開始，因為那個時候中文系我們大家都在尋找一些新的突破，尋找一些新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尋找一些突破傳統學科的，能夠更貼近現實、更貼近我們實際的一些學科方向。所以那個時候張老師帶着我們就開始了這一方面研究重心的轉移。

當然與此相關，學校也成立了一個中國西南邊疆經濟文化研究中心，就簡稱西邊中心。西邊中心是研究我們西南邊疆社會的文化經濟和曆史這樣的一些内容，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開始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另外從張老師個人的學術經曆來說，他在50年代的時候，寫過《白族文學史》，做過少數民族文學這一塊的研究。後來80年代首先興起的學術熱是美學熱，第二波興起的是文化熱，大家對文化的研究相當有興趣。突破以往單純地從文學或者曆史或者經濟這些純粹的學科角度出發，而更願意體現一些綜合的視野，特别更基礎的更深入的一些東西，那就是文化研究的事情。我記得大概1990年的時候，我随張老師到汕頭去參加全國的一個文論會，在汕頭大學召開。在旅途中的火車上張老師就跟我說，我們要找一些新的學科的突破點。于是商量搞一個叫做滇文化與民族審美的一個課題，強調做一些文化學的研究，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研究我們雲南的一些傳統的文學和審美。我們大緻設計了一下，大概要包括一些什麼研究内容。回來以後就積極組織實施，我請了一些同學，當然以中文系的同學為主，不過那時已經都畢業了，都是在高校或社會科學院工作的一些同學，根據我們拟定的提綱和各人的所長分配寫作任務，最後我們統稿就成了一本書，叫做《滇文化與民族審美》。這本書比較早地提出滇文化的概念，而且從文化的角度來研究民族美學的東西，這個是一個标志性的東西。

另一件事，張老師組織我還有黃澤老師、張勝斌老師，（張勝斌老師後來不在了，調走掉了，現在也是海洋大學的博導。）寫了一本《民族文化學》，從理論上闡述民族文化的涵義、特征、形态、結構、功能，民族文化學研究的對象與方法等等，努力想有一個突破，想在傳統的中文學科以外，能夠設立一個文化學的學科。《民族文化學》後來在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應該算是國内第一本吧，現在網上賣高價。當然要設立一個新的學科很難，别人不會輕易承認，當時做了很多工作，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剛才我說的西邊中心，出了叢書，還專門召開了民族文化學的學術研讨會，出了論文集，等等。我們學校的民族學科是很強的，一直到今天都是這樣，但傳統的民族學主要是研究民族曆史，民族識别，民族社會形态，我們就想從民族文化方面和一些新的突破，結合我們雲南的特色和優勢，來研究民族文化的問題。

1990年代開始，一直到2000年左右，大概10年時間，我個人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民族文化。當然我隻是說個人的主要研究方向，而且這個研究方向是有背景的，就是有張文勳老師和其他一些學校相關的老師參與的共同的研究方向。

我們這個方向實際上後來為雲南大學的一級學科博士點是出了力的，我們的民族學開始有一個博士點，但不是一級學科博士點，隻是在民族史上有一個博士授權點，是二級學科博士點。要升格為一級，必須有大概4個不同的研究方向，才能組成一個學科群，然後民族學才能升格為一級學科博士點。而建設民族學博士點，是雲南大學建設211工程的一個重大項目，因為要突破，建設211工程，要有标志性的成果，要有突破的成果。雲南大學就把這個民族學科的建設作為重點建設。今天也是一樣，雙一流還在建設民族學科。所以我們的民族文化加進整個學校的民族學科的建設，但是稍微改了一下，不叫民族文化，因為學科目錄裡邊沒有民族文化這個方向，那麼有什麼呢？有民族藝術，少數民族藝術，所以我們以少數民族藝術這樣一個學科方向加進雲南大學建設民族學重點學科的隊伍裡面。當時是三個老師，一個是我，一個是段炳昌老師，一個是黃澤老師。

三個老師又有不同的偏向，我的方向主要就是民族藝術理論，少數民族藝術理論；段炳昌老師就是偏重少數民族藝術史，黃澤老師就是偏重于少數民族藝術的實證研究。所以我們系（文學院）第一次有的一個博士點，就是這個博士點。現在當然不隻這一個，現在有好幾個。

2000年的時候，我們成為了文學院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導師。剛才我說的段老師、黃老師和我，就是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導師，開始招收中國少數民族藝術的博士研究生。在這個點上我先後一共培養了9位博士。其中2008年和2009年兩位博士生的畢業論文者都獲得了當年省教育廳評出的雲南省優秀博士論文。

從2008年以後，我就沒有再招設在文學院的民族藝術理論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而主要集中在文化産業研究院招民族文化産業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因為當時學校開始規定，每個博導隻能在一個方向招生。這個也和我的研究方向又有點轉變有關系。在2000年以後，我們國家的文化産業開始興起，雲南同時也就大力地發展文化産業。因為我做的是民族文化，開始是民族文化的變遷、保護、民族文化的傳承這一塊做的比較多，後來覺得各地發展文化産業，實際上在我們雲南這個地方就要發展以旅遊業為依托的民族歌舞、民族工藝品、民族土特産品這些東西。就在旅遊的開展過程當中，民族的文化産業也就不知不覺地發展起來。我們就在關注這些東西，我們寫了一個分析麗江旅遊業發展的報告，發表在第一本《中國文化産業藍皮書》上。後來我和文産院的馬翀偉教授又申請在民族學下新增一個民族文化産業的方向，獲得批準在2008年開始招生。這也是全國第一個。所以實際上大概從2000年以後，我的研究方向慢慢地就從民族文化的理論，或者說是理論性的研究轉到更加應用性的産業化方面，就是民族文化産業。這不僅僅是适應國家文化産業發展的大方向大潮流，而且實踐證明，民族文化産業化是保護、傳承、發展民族文化一條有效途徑，當然這不是唯一的途徑。

大約在2003年的時候，我們成立了雲南大學文化産業研究所，2005年發展成文化産業研究院。2007年，我們被授予國家文化産業研究中心的牌子，是首批獲得這一設置的全國6所高校之一。同一年，雲南省委宣傳部依托高校建立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我們的“雲南民族文化與文化産業發展研究基地”成為首批9個之一。當然我的民族文化産業博士點設在院裡的，我從2008年開始招生到2013年，先後培養了8位博士。大概就是這樣子。那麼這段時間我個人的一些代表作品，比方說是《文化産業概論》《雲南民族文化概說》等等。當然，《雲南民族文化概說》還有一些同行、我的學生一起來編寫，我是主持者之一。

《文化産業概論》這書，我是副主編，主編是上海交通大學的一個資深教授，這部書是全國第一本文化産業的高校教材。還有其他一些國家級和省級的課題成果就比較多了，不細說了。

采訪人：我稍微總結一下，您剛剛有說到70年代到80年代的中文系的情況，然後講了老師當年的一些經曆；以及到後來研究方向的轉變，從中國古代美學文藝理論，到民族文化學科，再到民族文化産業這樣的轉變；以及一些著作的情況。我們還想再了解一些細節方面的内容，首先您是為什麼要進行這樣的學科的選擇和轉變？

施惟達老師：學科的選擇，實際上是根據社會的變遷和需要來做的一些變化。第一是整個社會在變化，我們傳統的那些研究，它是有價值的，但是它确實和社會是有差距的。研究古代的文學作品，或者研究古代的文學批評，或者研究古代的文學理論，它和現實的生活有一定的距離。所以老是守着過去的那一套研究方法和它的研究模式來走，很難走出來。因為任何學術研究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創新，如果都是沿着老路來，又很難去創造什麼新的東西，很難去為這個學科增加一點什麼新的東西。這樣沒有增加的話，這個研究是沒有價值的。為了使我們的研究能夠有新的東西出來，新的東西從哪裡來？它一定是要和社會的變化相關聯的，不可能憑空地脫離社會。搞創新脫離現實生活很難搞，又不是做科幻小說的，科幻小說也還是從現實裡面來的，對不對？它也不能脫離。所以研究的話，一定要和現實要有一個張力，不是說去研究現實問題，但是和現實要有一個關聯度，不能離太遠或者完全隔絕，這個是不行的。那麼整個學術界的思潮實際上都是這樣走的，一定要跟着社會的變化，有新的東西，有新的思潮出來，所以要變要新，那麼學科要适當地調整、要突破；甚至要轉向，要轉移研究重點，這個是其一。

其二的話，我們是雲南的學者，我們不在北京上海，沒有占領着全國的學術制高點，對不對？我們的思想由于地理的差異和社會的差異，我們和北京上海相比，總是有差異的。應該承認嘛，我們雲南肯定和北京是有差别的，我們雲南大學和北京大學肯定是有差别的嘛，如果你的突破、你的創新是和人家一樣的路子，人家搞什麼你也跟着搞，那個東西你怎麼搞得赢人家呢？你永遠追着人家的屁股後面。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些特點，自己的突破。那麼自己的突破在哪裡？我們雲南最豐富的最有特點的是什麼？是我們的資源，不僅是我們的自然資源，我們有礦産對不對？這個是我們的自然資源，我們有生态，這些是我們的自然資源，但是我們也有文化資源，我們的文化資源是什麼？就是我們的民族文化資源，所以要利用自己的優勢。為什麼雲南大學建設“211”、建設“雙一流”，它都要緊緊地抓住民族學和生态學，你們想這個道理。為什麼它不做别的學科，它不抓别的學科去建設“雙一流”，去建設“211”的重點學科，為什麼？就是因為這個是我們的特點，既是我們的特點，也是我們的優勢，因為别人不搞這個東西。

采訪人：老師，我們接下來想問一些關于東陸書院的問題。之前通過資料了解到，東陸書院是2013年正式建立開辦的。我們主要想了解一下，最初是怎麼決定要建立一個東陸書院的？

施惟達老師：建立東陸書院的動因是我們的一個校友，剛才說到的我的一個同學，就是1983級的我的研究生同學，但我和他不是一個方向了，他是搞魯迅研究的，我搞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當時我們關系很好。

因為他是僑胞，他是汕頭人，他的父親解放前夕就到香港去了，那麼他母親帶着他們在這裡。他的祖父輩就是華僑領袖，所以他畢業以後就到香港去了，到香港搞實業，就是投身實業界，就是搞經濟了，沒有再做學問。因為香港那個地方，你要做學問的話也不好做，而且他是碩士畢業，也沒有太多的學術的資源可以去做這個東西。而且他也有經濟的背景，他去做實業，這當然起起伏伏，最後還是發展比較好的。

這個人非常重情義，也非常有人文情懷，他非常懷念母校，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就願意幫助年輕的學生們來學習。2010年我退休了，退休以後，我們見面，他說要讓我繼續為雲大做點事。做什麼事？後來跟學校領導商量，就說搞一個書院。書院的目的，一是搭建一個學術的平台，給學者來做一些學術交流的一個平台，另外一個就是能夠為我們的學子提供一些高層次的指導。因為我們的學生，包括青年教師，很難接觸外邊的這些一流的專家學者們，那麼書院希望能在這方面搭建一個平台，搞一個研習生的制度，聘請國外一些專業的知名度比較高的，水平比較高的一些專家，來指導我們的學生，包括青年教師。那麼方法是什麼呢？報名你要研究什麼東西，當然因為書院嘛，主要是以搞中國古代傳統的東西為主，所以主要是文史哲，從文化來說就是儒、道、佛。你要研究什麼問題，列一個課題來上報。然後我看那個課題，覺得還可以，就在其他地方聘請一個這個專業的頂級專家來指導你做工作。

所以我們書院成立了以後，我們請的導師就是陳鼓應，是北京大學的特聘教授，是一個台灣的教授，搞莊子、老子研究的。《老子今譯今注》《莊子今譯今注》都是陳鼓應先生做的。第二個就是陳來教授，他是清華國學院的院長，馮友蘭老先生的弟子，搞儒學研究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院長，也是國務院李克強總理聘請的國務院中央文史研究館的官員。第三個就是方立天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的，主要搞佛學研究的，中國的一把手。所謂我們書院的四大導師，也都各自招了研習生的研習。然後開一些學術讨論，還辦一些講座。總之來說，為雲南大學提供一個學術交流和研究的平台，是做這樣一個事情。經費是由管先生提供，學校也還是支持，學校也給了地方，給了一些辦公的設備等等，都很支持。另外書院還做了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為中文學科的老教授們出版他們的著作。比如六卷本的《蒙樹宏文集》、八卷本的《殷光熹文集》、《吳進仁老師》等等。大概這個就是書院的情況。

采訪人：我有點好奇當時書院的費用這種具體是怎麼周轉的？

施：資金不存在周轉。他撥一筆錢過來，撥到學校的賬戶上，學校就專門列一個戶頭，就是東陸書院的戶頭，然後你要做什麼事，你就到那去報賬。之前就是這樣子了。

采訪人：那學生報課題是需要費用的嗎？

施：有研習費用，研習費用是一個項目是5000塊錢，拿發票去學校财務報賬。

采訪人：可以請老師聊聊您任教時期的事情嗎？

施老師：我雖然不是中文系的在編教師，但中文系的事我一直都是積極參與的，本科的課我沒有上過，但是在中文系帶過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參與中文系的學科建設等。我編制的工作在過學校好幾個單位，我剛才講了，開始在校黨委辦公室，考上研究生一年以後我就出來了，當時是想回中文系去，确實是迫切地想回中文系去，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沒有回去，就到了《思想戰線》去做編輯，做了有七八年，做到副主編。後來從《思想戰線》去出版社做社長，做社長的時間就長了，我做了13年的社長，雲南大學出版社。在做社長的期間還辦了幾件事，第一就是和文化廳合辦《民族藝術研究》這樣一個刊物，現在他們還繼續辦。當時我們文藝學不是要建學科嗎？要建學科的話，要有一個刊物。後來段老師我們就商量就去文化廳，因為學科有一筆費用，文化廳民族藝術研究經費有困難，我們就去商量兩家合辦，經費我們出，大概合作了三年。我和原來的主編作為《民族藝術研究》的雙主編，段老師他們是副主編，拿這個學科建設的錢進行刊物的創辦。所以我當主編也當了幾年。然後另外在2000年的時候，學校又辦了一個刊物，又申請了一個刊号，叫做《雲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開辦的時候，我也是它的主編，我也在主辦，也辦了好多年了，後來讓其他人去。所以創辦了兩個刊物，就除了出版社以外，同時創辦了一個研究所，最後又創辦了一個書院。剛才談的是學術嘛，這個就是我在學術以外的另外做的一些工作。

采訪人：基本上我們想問的您都講的差不多了，最後您在雲大待了這些年，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趣事？輕松一點的，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施：講一個小趣聞給你們聽，和我們中文系有關的。當初搞改革開放，1980年代的時候，開始提的是改革開放搞活，搞活就是搞活經濟。經商是最直接的搞活。于是全民齊動員，有順口溜說“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要開張”。把臨街的圍牆打開建成商鋪，安裝上卷簾門，稱為“圍牆經濟”或“卷簾門經濟”。學校也不例外，沿着圍牆建商店或者是燒烤店，或者是米線店，創取收入。因為當時的學校不像現在，80年代的時候，學校的辦學經費是非常緊張的，有一段時間學校還宣布過一個政策，就在大會上校長宣布一個政策，凡是為學校創收50萬以上的老師，直接評教授。可以想見學校經費的緊張，捉襟見肘。雖然一方面說大家的教學科研熱情高漲，但那個時候确實很窮，也沒有什麼課題，也不像現在國家有很多課題可以去申報，一個重點課題就是幾十萬，一個一般課題有好幾萬這樣的，那個時候都沒有，研究什麼都是自己去研究，經費也很緊張。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所以校長一天憂心忡忡的，就是要怎麼去弄錢，要怎麼去擴大收入，要創收。學校東陸園的圍牆外面全部支起燒烤攤，煙熏火燎的燒烤。我們中文系的喬傳藻老師實在覺得是斯文掃地，就去找校長，去跟他反映，意思是讓他去管理一下，不要這樣搞，學校要像個學校的樣子，要有安靜的學習環境。學校周圍盡是燒烤攤，影響學生學習。校長哪裡有心思來管這個事情呢，有一分算一分，不把喬老師的意見當回事。喬老師很生氣，就當面指責校長：“你有知識沒有文化。”雖然是一個趣事，但是你們可以從這樣一則故事裡面聽出一些東西，當時的氛圍是個什麼氛圍，當時的校長是個什麼樣子，當時的教師是一個什麼狀态。

采訪人：在最後，因為也是百年校慶在即，您有什麼想對雲大的學子，尤其是中文系的學生說的一些話？

施：前兩天我在學校辦一個講座，題目是“天人合一——中國古代的詩歌詩論”。講天人合一不僅是中國文化的精髓，講古代詩歌與詩論中與天地相俯仰的溫柔敦厚風格。有個學生就問我，說現在競争那麼激烈，要去競争，和溫柔敦厚是不是矛盾的。溫柔敦厚，不是不要去争了。

其實我今天想說的意思呢，就是我們做為大學生、做為讀書人，其實你在大學裡面學的知識，到了社會以後，大多數都用不到，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用的，就是一種人生态度。你通過這些知識的學習，你通過大學期間的整個氛圍的熏陶以後，你能不能夠确立一種态度，一種人生的态度、生活的态度，我覺得這個是至關重要的。那麼聯系到溫柔敦厚，溫柔敦厚其實是一種态度，它不是說不要去競争，到處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它不是。它講的是一種态度，就說你可以去競争，但是你的行為要有底線，要有規範，不要不擇手段。不要說别人沒有底線，為了競争我比他還不要底線，不能這樣搞。孔子說：“君子愛财，取之有道。”“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君子不是不愛财，錢誰不愛，對不對？你說我君子不愛财，那個東西也是虛僞的，特别在今天這樣的社會裡面。但是你要取之有道，你要合法地——用今天的話說，你要依法依規地來獲得财富，而不是靠歪門邪道，靠坑蒙拐騙。溫柔敦厚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态度。所以，你們要說我想對中文系的學子講點什麼，我就說希望你們能夠堅守一種态度走向社會。社會有分工，不是人人都要去做學問，去搞純粹的理論研究的東西，不需要。這些隻是少部分人，即使是大學畢業也隻是少部分人。我們班108個同學如饑似渴地學習，最後搞專業的有幾個？隻是極少幾個，大量的人都是去做各種各樣的工作。但是不管你做什麼工作，你有沒有一個大學生的樣子，你是受過高等教育，特别是我們中文系的，能不能有一點儒雅之風，溫柔敦厚之态？這就是我所希望于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