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文系

                                       ——石鵬飛教授訪談錄

 采訪人：高田雪、鐘銀燕、袁若愚、邢舒涵

時間：2021年3月5日

地點：雲南省昆明市龍泉小區業主委員會辦公室

石鵬飛，教授，1977年考入雲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曆任雲南大學職業與繼續教育學院教授，《雲南大學報·成教版》主編，雲南省詩詞學會副會長，2009年被聘為昆明市文史館首批館員。

采訪者：石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

石鵬飛：你猜猜我今年應該幾歲了？我比共和國大一年，48年是我的生年，74了，對吧？前兩天你們采訪的李炎老師，在我來看是小輩，他現在還在任上，我退休都已經有十四年了。我是48年生的，68年20歲的時候就從上海到了雲南西雙版納當知青去了，在西雙版納當了九年知青，就考上了雲南大學。

采訪者：我們想請問一下您，您當時是文革結束恢複高考的第一屆?

石鵬飛：第一批，标标準準的老三屆。那是67屆高中生，而且我在上海的學校是名校。上海曆史上最好的大學是聖約翰大學，複旦那時候還不上榜，聖約翰大學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我是聖約翰大學附中的，光校友當中就産生過共和國兩位副總理，還有三十位兩院院士，貝聿銘也是校友之一。我高中是67屆的，也就是“老三屆”。高中畢業後，我來到雲南西雙版納農場待了九年，随後考上雲大中文系，當時的錄取率是5%。本科畢業後我留在雲大成人教育學院任教。

采訪者：我們想請問您，當年是哪些原因讓您選擇在雲南大學？

石鵬飛：我是上海人，當然首先想考回上海去，所以我的第一志願是複旦大學中文系。第二志願才是雲南大學中文系，第三志願是一個師專。最後複旦沒有錄取，雲大錄取我了。至于為何考中文系，我從小就喜歡文學。我是上海人，喜歡聽評彈，起先喜歡聽評話。評話都是大書，所謂大書，即隻有說沒有唱，比如說嶽飛、三國等曆史之類；到後來又喜歡聽評彈，是既有說又有唱的。評彈的比較抒情，蘇州人唱的都是吳侬軟語，非常好聽。起先我聽不懂，到後來拿個唱本，一看上面全是七言詩。比如有一個曲子，“香蓮碧水動風涼”，也是七言詩。我自此開始喜歡唐詩宋詞，并也開始就喜歡小說、散文，所以到後來對中文産生學習的欲望。在農場裡的九年日子艱苦，靠什麼東西來擺脫自己的苦惱？就每天晚上堅持讀四個小時的書，從點油燈開始，一直讀到我們農場裡面安裝了發電機，國家把電網拉過來，我們自己有了電，從晚8點鐘開始讀到12點，堅持若幹年當然有好處的。那時書也很少，隻有馬列毛的著作、魯迅的著作以及《紅樓夢》。唐詩宋詞也是找着看，很多書都不合時宜了，那順便拿的一本來就手抄。記得當時還曾經有個想法，想編本《唐詩宋詞字典》，幹嘛？第一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素養、文學素養，第二個是打發光陰，消磨時間。要不然這四個小時怎麼過，對吧？所以這樣對文學的愛好就更深了。後來，到了填報志願的時候，當然首屈一指的肯定是複旦中文系，要麼就是雲大中文系。複旦全國著名，那現在雲大全國也有名了。高考我考語文一半小時就考完了，還有半小時就在操場上溜達。後來聽中文系的招生的老師告訴我，他們發現給我的作文分數打低了，最終給省教育廳打報告重評。總之我身上的文學情結還是很濃的。當時為什麼會跑到雲南來呢？兩件事情，其一，中國著名的四大散文家之一的楊朔寫過一篇《茶花賦》，裡面有一句話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一腳踏進昆明，心都醉了”。像現在北方還在冰天雪地，冷山瘦水的時候，昆明已經豔陽高照，氣溫宜人。其二，當時有一部《美麗的西雙版納》的紀錄片，也吸引了我到雲南來。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原因，但這很重要。這些作品裡邊有文學因素，“一腳踏進昆明，心都醉了”這句話現在還變成昆明的廣告語了。喜歡文學到後來當然也不僅僅是搞文學，我感到文學也太窄，最終走向搞文化了。喔，你們随時都可以插話，我講課的時候學生都可以插話，甚至還可以反駁我。

采訪者：也就是說正因為您對文學的喜愛，才和雲南大學中文系結緣。想請問一下，您在雲南大學的求學經曆中，有哪些給您印象深刻老師和課程？

石鵬飛：第一位是趙浩如老師，就住在我們小區裡面，現在是中國當代著名書法家。我喜歡唐詩宋詞，但并非出身書香，我的父親是初中畢業，我的母親是小學文化，能識字。為什麼說趙老師對我有影響？因為趙老師可以說是我的領路人。來雲大以前我隻知道中國文學好，最多也就看一些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來到了雲大中文系讀書，講中國文學史就是從先秦兩漢開始講起，趙老師應該是我的中文入門的領路人。要知道，唐詩宋詞以前并不是一片荒漠，而裡面也照樣是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照樣是處處動人的。趙浩如老師比我大10歲，今年已經84了。

跟你們講講系史吧。張文勳老師當時是我們的系主任，如今也住在我們的小區，已經是95歲了。我們三個人好像是個梯隊，他大趙老師10歲，趙老師大我10歲。張老師跟我們講中國古代文論，也應該算是我的領路人，他也是雲南在文學界和文化界當中很出名的一個人。

還有一個，趙仲牧老師。趙老師跟張文勳老師是同學，可惜他已經去世了。趙老師思辨色彩很強，擅長條分縷析。分析本身就是科學的一個前提，什麼叫科學？就是分科學。趙老師有很高的哲學智慧。

第四位是吳進仁老師，安徽人，劉文典先生的關門弟子。他給我們講的古漢語，聽吳老師的課很讓人佩服，完全像一個“兩腳書櫥”，文學的天上地下無所不曉、無所不知。他現在也去世了，沒去世的時候有時候在馬路上見到他，嘴巴裡總是念念有詞，在幹嘛？背書。你問他一句什麼内容，他馬上一串一串地應過來。還有很重要的一條，他在跟我們講古漢語的時候還講了音韻學。我這兩年一直在搞小學，所以吳老師也是我的領路人。古今語言的語音是變化的，古人的嘴巴沒有今人的嘴巴巧，所以重唇音到後來才慢慢變成了輕唇音。前兩天我在小學裡還開了個講座，講《漢字的前世今生》。我想問你們一個問題，左字是左手嘛，左字，甲骨文就寫成左手，右字是右手，甲骨寫成右手，兩個字就是兩個手。左字加個單人旁，就是輔佐的“佐”；右字加個單人旁，就是保佑的“佑”。都是幫忙的意思。但是為什麼左字底下是“工”，右字底下是“口”呢？這個挺有意思，說明有尊卑之别。左手的“工”像是别人拿來一個工具伸手過來幫你，代表人助；右手的“口”代表禱告上天，是神助。右邊通常是主要用力手，人是重右輕左的。

你說人站起來，兩條手伸開，兩條腿叉開，這不就“大”字嘛？為什麼我們後來把大字就變成大字，人字就變成人字了？其實是一個正面形象，一個側面形象而已，本來是一個字。這個就是文字學。所以吳進仁老師、趙仲牧老師、張文勳老師，還有趙浩如老師，都應該算是我的領路人，我對他們印象還是很深的。當然我自己是有學科傾向的，我偏重于搞中國古代文化。所以對其他的老師們可能印象也就不是很深刻了。

采訪者：您在雲大中文系短短幾年的求學經曆。對您的整個人生有什麼樣的意義？

石鵬飛：我是1977年底考上大學的，開學是1978年2月份。所以這一年是很特别的。前三年我是在雲大中文系讀的，第四年時，雲南大學推行了一套政策，就是把一些讀書讀得好的學生送到外校去，便派我到四川大學中文系去讀，讀什麼？專攻蘇東坡。因為川大中文系整體質量要比雲大中文系高。川大中文系有兩個寶貝，第一個是杜甫，第二個就是蘇東坡了。所以我最後一年實際上是在川大讀完的，也就是說我提前留校了，但是還沒有提前畢業。我跟着川大中文系的77級學生一起讀，讀完一年以後參加他們的考試，學分都認的。後來我就回到雲大來了，在成人教育學院任教。這個政策很好，因為學校裡邊需要補充一大批高校老師，但是研究生剛開頭，招的非常少，所以就讓尖子生出去學習一年，現在看來有點像訪問學者一樣。當然我們也談不上學者，我們當時還是學生。

我讀書期間是敢挑戰權威的。我跟你們說個事情好了，一年級的時候有寫作課嘛，我把作文交上去了以後，一位老師把作文批下來，我一看批語，他壓根就沒看懂吧，我就寫對批語的批語給退回去。于是被寫作教研組的組長、副組長狠狠地批了一頓，一年級那麼狂，四年級不得了。我當時隻有大一。現在張文勳老師見到我還常常講，石鵬飛是非常個性的一個學生。

至于我從教以後的經曆那就多了。因為我在成教院嘛，成教院教書都是教成人生，年紀跟我差不多大。我當時34歲，他們也是34歲上下，有的還比我大。我入職成教院後備了一年的課，就開始給他們講中國文學史，先秦兩漢部分，這個是最難講的。《紅樓》《水浒》《三國》《西遊》，你拿來讀，至少六成、七成，你們是看得懂的。但《詩經》如果沒有借助字典，沒有人輔導的話，就是大學生也讀不懂。什麼叫“關關雎鸠，在河之洲”？什麼叫“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們那些學生比你們要老辣得多，因為都在社會上泡過，年紀都跟我差不多已經搶到工作了，已經搶到位置了，唯一少張文憑。如果跑到本科裡面去拿文憑，他的工作就沒有了，位置就被人家搶掉了，再加上有的都已經成家立業，有老婆生孩子了，要養家糊口，考上日制，工資也沒有了，所以全跑到成教院了。那個時候他們的素質要比你們的素質還高。他們最初要反對我，要把我轟下台，他們說雲南大學成教院糊弄人，怎麼找一個畢業才一年本科生進來，教我們中國文學史先秦段。但是講了一兩個月後，我收到一封匿名信，不是罵我的，而是誇我的，說我的課講得好，是知識青年的驕傲。這樣我就有底氣了。我于是去查一查到底是誰寫的，如果罵我的我查，這樣就不講師德了。最後查出來，是來自雲南人民出版社的一個學生。這樣我就有底氣了，就開始有點“張狂”了，所以上課的時候就講了一句，你們不要天天去歌頌得了諾貝爾獎的英雄，你們要是能夠發現他以後可以得諾貝爾獎，那才叫做慧眼識英雄。我還講了一個比方，不要一天到晚去歌頌長江，應該去歌頌在崇山峻嶺當中努力掙紮奮鬥的金沙江。後來他們給了我個綽号叫“金沙江”。

（講座中，石鵬飛老師供圖） 

第二個事情就是開講座，93年雲南大學成立東陸講壇，當時的金子強老師叫我去開個講座，讓我也講個題目，把小年輕全震倒了，什麼題目知道嗎？《改革大潮下的現代婚戀觀》。那天我去講，在在北學樓階梯教室。我7點1刻進去的，樓道、教室裡全部都擠滿人。我說：“你們要讓我進去，你們不讓我進去，今天你們白來。”他們說：“你就是石老師？”我當時的名氣在成教院，在日制生之間是沒有名氣的，他們是沖着這個題目來的，這個題目太震撼。進去了以後我發現左右前後全是人，他們給了我把圈椅，我連黑闆都無法轉身去寫。我的夫人要進去聽我的課，她是7點鐘進去的，根本找不到位置，進去站在過道的人群裡面，穿着高跟鞋足足站了兩個小時。後來站不動了，怎麼辦？脫了高跟鞋站在地闆上。那場講座掌聲、笑聲不斷。所以到後來有人寫報道的時候，說石老師那個講座真是奇葩了，兩小時當中竟然沒有一個人跑掉。怎麼跑？那架勢完全像春運高峰擠車一樣，前胸貼後肚。這一講了以後，全校轟動。一半贊成，一半反對。你們的日制同學給了我一個非常精彩的一個綽号，就叫“鐵嘴”了。後來，我陸續講的主題有死亡，有宗教，講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基因，講了傳統文化，也講了女權。97年《女人的發現》是我最後一次演講，有人說女人都存在，還需要發現嗎？你們是否思考過什麼叫“女人的發現”？那個時候聽晚7點半的講座，有些學生甚至中午12點半就進去把位置占住了，礦泉水、面包圈全部都帶進去了。還有些學生是吊在窗台上聽完的，就像鐵道遊擊隊一樣，爬火車吊在窗台上。這個是我記憶非常深的東西。為什麼成為“鐵嘴”？就是這樣來的。我以前跟日制是無交集的，隻教成教；後來就開始開校選課了，我96年開了一門《老子研究》。一挂牌，教務處打電話過來，說613個學生選你的課。我說這可怎麼講？他說到慶來堂去講。我說你尋開心的嗎？等到我改卷子時，真是“愚公移山”，後來分了三個學期把這批學生消化掉，一個學期200多個。200人我就感到頭大的不得了，因為我有看法：講課是炒菜、監考是等飯吃，改卷子是洗碗。有道理吧？講課是展現我才藝的，那當然是精神抖擻，而且一到課堂裡面去，就像戰馬聽到槍炮聲一樣，鬃毛全都豎起來。監考不是等飯吃嗎？老不到時間，你說是不是？而洗碗就太沒有味道了，看來看去都是看自己的回聲。

其實我在東陸的故事多了，随便跟你們再講一個。現在是百年校慶了，在70周年校慶時，要搞一個校史展，我是副組長。我那個時候一文不名，是個普普通通的布衣老師。到了80周年校慶校史展，我成主策劃。還有雲南大學搞校園文化，當時我跟金子強老師聯手在教代會上發了一個提議，要求提升雲南大學的校園文化。後來校方也非常重視，成立校園文化課題組，我是校園文化課題組裡面的一個主要成員，搞了一本書，叫《UIS——鑄造大學之魂》，得了省教育廳的德育特等獎。現在的“會澤百家，至公天下”就是我們課題組組織搞出來的。什麼叫做“會澤百家”，什麼叫“至公天下”？等一下我要說的。到後來我又跑到江岸小區打造社區文化建設，也跑到瀾滄江水電公司，去搞他們企業文化建設。所以現在人家問我搞什麼，我說搞文學太小了、太窄了，還是要搞搞文化。

采訪者：您算是目前雲南大學的元老級教授。

石鵬飛：也不能叫元老級教授，雲南大學都已經100年了。我們這一批人經曆比較奇特，老三屆受過傳統的教育，然後到農村裡面去打磨九年，不得了，真是對我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影響是極大的。可以說，我是在西雙版納的茅草屋裡邊形成我的三觀。

采訪者：請問一下，您一直堅守的教學理念是什麼？

石鵬飛：我強調大學老師應該具有四個素質，第一個是德，第二個是學；第三個是識，第四個是才。德是什麼？當然就不是在課堂裡不抽煙了，馬路上不随地吐痰了，但這也都是屬于小德，對不對？孔子在《論語》裡面講：“賢者識其大”。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吃起飯來了浪費得不得了，叫“食前方丈”，一桌子全是菜，吃不完就倒掉了。如果在這個地方去摳文天祥，那民族英雄也當不成了是吧。我們不能一天到晚老盯着那小的地方去看。什麼是一個老師應該有的德？幾句話：追求真理、發現真理、捍衛真理、講真話。所謂德就是在這。第二個，學問要開闊，要廣博、厚積薄發。第三個要有見識，不能一天到晚淨把陳谷子爛米炒給學生，要講些人家心中所想、嘴中所無的東西，講些人家不了解的東西。所以見解一定要新鮮，新鮮了以後再追求深刻，像達爾文發現進化理論，哥白尼發現日心說，弗洛伊德發現力比多。至于才，作為老師來講，第一，口才要好，但有些人口才好，筆才不行。第二個，還應該筆才好。人家說鐵嘴，說明我的口才很好。至于筆才，我現在每天起來最起碼要寫500到1000字，我自己有個座右銘叫“不讓一天白過”。魯迅先生講，要把别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做學問上。如果今天我寫不出文章來，我會特别的沮喪。等到我把文章寫完了以後，一天感到特别的充實和飽滿。這些就是我想一個大學老師應該具備的素質。我們大學老師應該堅守一個信念是什麼？其實這恐怕也就是刻在我們雲南大學的會澤院底下的“會澤百家，至公天下”。“會澤百家”，講學問要開闊、廣博。“至公天下”，就是講你對國家、對人類、對民族、對社會要有一種關注，你要關注人類、社會、國家的命運。這也是我希望我們的學生所能做到的一條。所以中國古人講知識分子，四個字兩個詞：道德學問。如果老師不能信守自己的底線、不能信守真理，那能叫老師嗎？這種老師我就認為就絕對是個牆頭草。

采訪者：我們了解到您之前就有一本書叫《石鵬飛語錄》。

石鵬飛：對。《石鵬飛語錄》實際上是在八九十年代寫的，我把上課的時候産生的一些思想的火花記錄下來，然後找了我的一個學生畫畫，配成漫畫，我說叫“漫話”，他畫叫“漫畫”，所以叫《漫話漫畫》，後來的《石鵬飛語錄》，實際上是《漫話漫畫》的2.0版。有人就說石老師當時在課堂裡講的有很多話，後來都成了段子在校園裡面流傳。打個比方，婚姻是不是愛情的墳墓？後面我就跟了一句，“但假如沒有婚姻，愛情将死無葬身之地”。再比如說，找老婆要找三點，有點姿色、有點風情、有點思想，風情是要褪的，姿色是要老的，唯有思想是越沉越香的。這本書到2015年的時候還得了個“雲南十大好書”。我是民主黨派的，民盟的《群言》雜志連載了将近150多期《漫話漫畫》。

（教授黑闆報，石鵬飛老師供圖） 

采訪者：在您退休之後，您在江岸小區創辦了教授黑闆報？

石鵬飛：93年的時候我搞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情，成為雲大校史展的副總策劃了，第二個就是開了講座。當時我們正好搬家到江岸小區，校工會就給了我一個弼馬溫的小官當當。我在雲南是屬于标準的“三無教授”，第一，沒有任何研究生；第二，我基本上不申報課題的，隻寫自己想寫的東西；第三個、是沒有任何官銜的。我最大的官銜就是江岸小區的“保長”，龍泉苑的“副保長”。我還是感到人家看得起我，我就還是想把那個事情做好，想了半天，就搞了一個黑闆報，面積很小，從95年一直出到04年。還找了幾個夥伴，其中包括以前雲南大學新聞專業的元老，我們就搞了一個所謂的“教授黑闆報”，沒想到這個教授黑闆報甚至還驚動了中南海的眼球。教授黑闆報每個月出一期，就拿粉筆抄。學校裡面給我們唯一的資助就是搞了一塊牆報之類的東西，其他就沒有了。每次出牆報，三四個人就開始用筆畫、用筆寫，下雨了就到旁邊去躲躲雨，出太陽就頂着草帽。搞了四十多期以後，昆明《春城晚報》首先報道，說是我們江岸小區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我們搞這個小報宗旨很簡單，就四句話：通情況、連感情、揚正氣、糾歪風。人家說石老師，你吃飽了撐的，你大材小用去搞這些東西，人家老頭、老太太搞的那些東西。但正像剛剛我說的，知識分子要成為社會良知，後來沒想到一炮而紅。《春城晚報》寫了文章以後，立馬就被香港的《大公報》轉載了。到後來有關方面都非常重視，于是乎，就開始以江岸小區的“教授黑闆報”為契機，打造江岸小區的社區文化的行動。

2000年的時候，8月12号北京新華通訊社新聞信息中心開了一個專題會，專門讨論把江岸小區的社區文化，把它稱為“江岸模式”“江岸現象”。不僅僅是雲南的媒體了，全國的媒體都在報道。後來我精力衰退，不想再編牆報了，也搬家到了龍泉路雲大小區。

搬到這以後，他們又叫我搞，就開始鳥槍換炮，就變紙質版的《龍泉苑》，現在辦到168期了，每個月出一期。中新社專門寫了一篇長篇文章，講一個教授堅持了25年的社區文化建設。這個就是我所謂的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很重要一條，要變成社會良知的呼聲。小報如今變成了我們小區的一張名片。回過頭來講，我這一生，教書不用說了，要不然怎麼會叫“鐵嘴”；社會良知就是辦報，在小區裡面開展社區文化。

采訪者：您覺得雲南大學，尤其是中文系培養的應該是什麼樣的學生？

石鵬飛：我想咱們還是扣着校訓講。“會澤百家，至公天下”，首先學問要好，出類拔萃。第二個，你要成為社會良知的傳聲筒，成為社會良知的一個代表。知識分子不能隻是講前面半截的話，中西之間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差不多，中國人講知識分子，就是講道德學問。西方是把知識分子界定為兩個定義，第一個定義是知識載體，第二個定義是社會良知。所以愛因斯坦講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這裡面我們可以體現出來他們對知識分子是怎麼定義的：“一個核物理學家如果不在反核宣言上簽字，那就不配當知識分子。”一個核物理學家他既然能開發原子彈，那絕對說明他是知識的載體；但是他必須在反核建議上簽字才能守得住人道主義的底線。所以，我想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應該從這兩個角度去。我希望我們雲大中文系的學生，一個就是在自己的學科領域當中能夠出出其類，拔其萃，很難有人跟你比肩。第二個，你要變成社會良知而呐喊。

采訪者：随着我們雲大快要進入百年校慶的籌備階段，我們的中文系也到了百年慶典的時刻。我們想請您為中文系今後的發展來提一點建議。

石鵬飛：我們大家都說中國最好的大學第一個是20世紀初期的北京大學，第二個是20世紀中期的西南聯大。咱們向北大、西南聯大學學習吧，更多點學術自由，讓我們的學生能夠思考、能夠表達。當然自由思考、自由表達也不是随随便便的。知識分子最重要在于講道理，你必須講出道理來。前不久我看了篇文章，講中國人多是詩性思維，西方人多是邏輯思維。你們去看看古代西方的學院門口挂塊牌子，“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内”嘛。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幾何學是講道理的，“已知”“求證”“證明”，任何一步後面都有個括号。道理是什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同位角相等，如此等等。有人說北大之所以能辦好，就是因為蔡先生提出兼容并包，學術自由；西南聯大之所以辦得好，也是因為堅持了現代大學制度。

現代大學制度當中有幾根支柱，第一根支柱是教授治校，治校教學有質量。第二條是學術自由。第三條是講通識教育，也就素質教育。第四個就是學生自治。西南聯大裡面有很多學生社團，他們是很奔放的，也是很自由的。但是我認為現在大學最核心的一條就是讓我們的學生、老師能夠有更多自由思考和自由表達的機會。但是這個自由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不是胡說八道，不能随地大小便，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自由前提就是要講道理。這就是我對中文系的學生的希望和要求了。

（給孩子講《說文解字》，石鵬飛老師供圖）

蔡元培當時搞學術自由的時候，你是講中文的，既可以講知乎者也，也可以講的了嗎呢；你是搞哲學的，你既可以講你的唯物論，也可以講你的唯心論；你是搞經濟學的，你既可以講看得見的手，又可以講看不見的手；你是講倫理學的，你也可以講樂觀主義，也可以講悲觀主義。看看我們的先秦諸子，孔子講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老子講是“絕學無憂”；莊子還講人生有涯，知識無邊，以有限的人生追求無邊的知識，殆矣。這就有了我們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輝煌。我希望我們中文系也有大輝煌、有大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