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往昔師友情深

                                                ——殷光熹教授訪談錄

采訪人：周子雯、周奕萱、楊穎、鄭宇虹

地點：雲南省昆明市殷光熹老師家中

殷光熹，筆名晨光，教授，研究生導師。1959年考入雲南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1964年畢業後就職于雲南大學中文系。曾任雲南省人民政府科員、秘書、雲南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中國屈原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詩經》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采訪者：殷老師您好！很高興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寶貴時間接受我們的采訪。首先，請您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殷光熹：我叫殷光熹，字轫秋，“轫秋”的“轫”就是《楚辭·離騷》裡面的“朝發轫于蒼梧兮，夕餘至于縣圃”。這個是我外公給我起的，他是滿清時候的一個舉人。

采訪者：那您是出自書香門第了。

殷光熹：我是1933年9月15日陽曆，陰曆是7月26日出生，是滿族，籍貫是江蘇省江陰市。學曆就是大學本科，專業是漢語言文學。

我是1959年秋季考入雲大中文系的。本來分在少數民族文學專業，後來想了一下，我還是要讀漢語文學專業，這個是主流文化方面的。少數民族文學，我覺得好像在當時來說東西不是很多，也不是主流，所以我要求領導給我調整到漢語言文學專業，領導也就同意了。我們班一百零八将，多數是省外的同學，有華僑，人數比較多，有十幾個，還有四川和其他省的同學比較多。當時系上安排我當黨支部書記，因為我是調幹。我1950年中學畢業以後，原來是在省政府工作，現在說就是幹了9年多的公務員，當時我想還是要提高文化水平，要深造。因為我自幼愛好文學，從小學到中學的話，一般成績就是第一名了，當時我參加國文、作文比賽還經常得獎。

比如說，老師擡了一盆花，擺在桌子上，讓大家寫作文，老師覺得我寫得好，表揚我。後來我想着搞行政工作意思不大，成天弄到事務性的工作裡邊，所以我覺得自己還是要去深造。我主動提出要去考大學，說了幾次領導都不同意。我的頂頭上司是個處長，他很支持我，我就請他幫我跟更高層的領導去說一說，他去幫我說了以後就同意了。當時領導就說：“好，你去吧。考上就去，考不上還回來，給你一個月的時間複習功課。”那個時候我一個人、一大間辦公室，有沙發這些東西。平時就是裹一個軍大衣，吃飯睡覺就在辦公室裡面，就複習功課了，複習到最後就報名考大學了。

我記得當時考的時候，最後考曆史這門課，到最後要交卷了。前面老師已經在收着卷，還有一個問答題，原來記得的，老是想不起來。剛收到前面那一個，我想起來：摩洛哥！我到現在還記得。然後我馬上答完，老師就把卷子就拿掉了。後來等了一段時間，居然還是考上了。因為我們是調幹，來大學讀書是帶薪的，那個時候我的工資是70多塊。

采訪者：這工資在當時可是不少呢。

殷光熹：相當于當時的講師了，助教才56塊嘛。當時到了雲大以後，有一段時間就停掉了，停掉以後生活就困難了。我的一些同事、老同學就資助我，每個月給我寄錢彙錢，隔了幾個月又恢複了。所以我現在想起來，這些老同志、老同學，還是很感激他們，幫我度過了一段時間事業的困難時期。到大學以後，特别是60年代前後，這幾年不是全國都是到饑荒，非常困難，我們同學特别是那些家庭條件一般的這些同學，相當困難。

采訪者：這是在60年代初期嗎？

殷光熹：嗯，60年代初。當時吃飯，拿一個臉盆裝好大米，放到鍋上蒸，熟了以後拿刀劃成小塊，一家分一塊，菜油水太少了。所以好多得了水腫病，泡腫，一按腿手都是腫着的，相當困難啊！還有的學生早點吃稀飯，吃完以後拿調羹去刮。處在那種情況下，同學們還是堅持，我們班有些好多同學雖然困難，但讀書非常用功。有些書當時都沒有，或者買不起書，或者有些資料比較少，書店也沒有賣，就靠手抄。我記得有個同學，他就把《文心雕龍》整本書抄下來。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複印，所以我也是抄了不少東西。當時，我們聽到南平街新華書店有什麼新書到,有的一發現回來就給大家說有什麼書了，大家呼一下子就蜂擁而上，前去搶書。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的學習風氣還是比較濃的。像有一個同學是四川的，他喜歡巴爾紮克，我記得他說：“我喜歡巴爾紮克，将來我有他的成就就不錯了。所以上課時候聽着，看到他笑眯眯的，實際上他在思考别的事情，所以大家就說他是未來的巴爾紮克。又比如，有一次我帶着同學到個舊去實習，個舊實習規定晚上就要熄燈，我查夜的時候去看，有一個同學蒙在被子裡面拿電筒照着看書，我說：“你晚上還看書，看什麼書？”他說：“《紅與黑》。”我說：“《紅與黑》！看到哪兒了？”“于連爬進德瑞納夫人窗子那裡。”我說：“哦喲！你這個，别看了，别看了。”有好多笑話，哈哈！

那個時候的生活比較艱苦，我們住在映秋院，雙人床、木頭做的雙人床。那個臭蟲之多，天花闆一直嗚嗚的，它一般是隐藏在天花闆裡面，晚上一熄燈，臭蟲就像吹集合号一樣來了。大家蚊帳都是密封嚴實的，但它們還是鑽得進來，有的同學就叮得睡不着，要把臭蟲弄死掉，有血嘛——“血債要用血來還”，哈哈哈哈哈！當然，平時我就動員大家把床擡到下面去，用開水燙，就是想了很多辦法，甚至用敵敵畏噴那些東西。

還有一個華僑，是泰國的，他晚上睡着，突然一下往這一看，驚叫：“哎呀！哇，我發現了一條馬克思沒有發現的原理！”嚯——他思維很活躍；還有的同學喜歡寫詩，那麼他就在床的旁邊，貼了一張白紙，晚上寫了構思，想起來以後有什麼好詩，拿電筒就趕快記下來，怕忘記了。

像我們那個時候，外語學的是俄語，俄語卷舌音很難，好多同學總是學不好。我們有一個喬傳藻老師，他當時喜歡搞創作，他在學生時代就寫了幾篇小說，發表在《邊疆文藝》上。我記得有一篇就是寫照鏡子練俄語卷舌音的趣事，還有一篇是寫一位女助教的第一堂課。其實，老喬很喜歡搞創作。

采訪者：喬傳藻老師堅持創作，至今仍然筆耕不辍，還是“銀杏文學獎”的獲得者。

殷光熹：在我們同學中，還有一個叫陳朝慧，在雲南師範大學，也是教授，當過師大學報的主編。他散文詩寫得很好，小說也寫得好。當學生的時候，他就在全國的文學刊物上發表了一些作品。可以說，我們的同學都各有專長。特别那些華僑，我發現他們一般主攻方向都是在古典文學和語言學方面。我就想他們為什麼不選馬列、現當代這些，我猜他們可能畢業以後要出去。出去要生存，生存你在香港隻能教漢語啊，是吧？這教書你就古典文學、語言學用得上是吧？你學其他的，去了就用不上。所以華僑同學在這一方面主攻方向也比較多一些。生活困難的時候，華僑裡面有一些愛國的，連家裡邊遺産都不要，繼承遺産的事情都不考慮，就來讀書了。印尼華僑有一位，現在已經去世了，肝癌。我記得他就是連遺産都不要了，就是因為愛國，來雲南讀書，所以這位同學成績很好，品行也很好。另外，還有一些華僑同學，像有一個越南的，他也相當用功。他說他考雲大的時候，監考宣布了最後5分鐘，他一急，把尿都急出來了，緊張得吓壞了。但後來終于考上了，他就覺得機會難得。可見，他們這些華僑都是非常愛國的。

采訪者：您的這些同學讓我們也深受感動啊！那麼您在雲大求學期間，有沒有讓您印象深刻的老師呢？

殷光熹：說到老師，對我印象比較深的，我覺得一位就是劉堯民先生，老系主任，他是東川人，準确地說是會澤人。他是自學成才的，在家苦讀了7年。自學了7年，他功底相當好，經史子集如數家珍，我們教研室的十幾位老先生，我當時是年輕的，都很佩服他。這些老先生之間經常争論一些學術問題，不過劉先生一發言，大家就都服氣了。劉先生的學問主攻先秦文學，但是他能夠從先秦文學一直到現當代文學，能夠講通，學問是比較精通的，對現當代一些作家，像魯迅這些他都比較熟悉。他講課，比如選修課就是詩經研究、楚辭研究，講楚辭研究講得比較細、比較深，而且有自己的一些獨特的見解。
 他曾經發表了一些文章，曾收入到《楚辭研究論文集》《詩經研究論文集》，那麼在當時楚辭研究方面，他在全國還是有名的學者，所以當時蘇聯著名的漢學家費德林曾經專門到雲南時，曾到我們雲大中文系來拜訪他，交流學術。費德林後來是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在蘇聯時期曾經擔任過駐聯合國的蘇聯代表。

采訪者：像費德林先生這樣的漢學家對于中國文史之學的研究還是做出了較大貢獻，他們的學術成果也有較高的價值。

殷光熹：是的，價值比較大。我們有一次在湖南開會，我們中國的一些學者想見到費德林都比較難。他比較喜歡為他當翻譯的人，若誰給他翻譯了些材料，他就經常接觸那一位學者。不過，他給大家的印象是架子比較大，因為他權威嘛，在當時的漢學家中，他比較重要。他能夠到雲大中文系來拜訪劉堯民，已經不錯了，這就說明劉先生的學術地位還是比較高。劉先生是我畢業論文的指導教師，我寫的是孔子的文學觀。他最後看了以後，在我的論文裡面有些句子打雙圈，表示贊賞，給了個優，我平時對先秦文學比較感興趣，有時候經常去請教他。老先生也沒有什麼架子，平易近人。

在他的家裡邊，我看他書法也是寫得比較好，我隻看到過他的隸書還有甲骨文，其他的我們沒看過。老先生還會繪畫，有時候師母坐在旁邊做針線，他就在那素描。據說他會彈琵琶，這個我倒沒有親自聽見。所以興趣還是比較廣。

當時民間有“雲南三大才子”之稱，一個是原來省政府的秘書長，一個是龔自知，副省長、民主人士，再有一個就是劉先生。劉先生後來得了一種頭會搖的病，就叫什麼？

采訪者：帕金森綜合征？

殷光熹：可能就是帕金森。講課也是會這樣，後來我們教研室的湯鶴逸老先生說：“我給你出個主意，你拿左手這樣，然後頭就穩住了，不會搖。”的确有效！所以劉先生上課就是按照湯先生的辦法，經常拿左手扶着，講課也非常幽默，因為他知道的典故比較多，上課有很多閃光點，所以學生很喜歡聽劉先生的課。

當時我們系提倡要又紅又專，反對走白專道路。所以在當時我們系對劉堯民先生和張文勳先生有這麼一些看法：劉先生是先專後紅，其實他原來早期是參加過共産黨，後來也因為什麼原因斷了聯系，後來才又重新入黨了。他實際上也是個老布爾什維克了。劉先生是先有學問，然後是共産黨員，所以先專後紅；張文勳先生是又紅又專，是榜樣。這是兩條道路了，他們走的道路——一個是又紅又專，一個是先專的。你要學在當時那個環境下，當然要又紅又專了，對不對？要先專不可能了，因為解放後了你還先專就成了白專道路了，就要挨批評了，所以說不行的。所以說你在當時要走什麼道啊？都是又紅又專。白專，你成天埋頭專業，不管政治不行。

張文勳先生當時是副系主任。像劉先生，接受新事物還是比較快的，在學術問題上常有自己的一些新見，他發表的論文在全國還是有一定影響的。特别是他的著作《詞與音樂》，這是他的力作。這本書他去世以後，有張文勳先生幫他整理、出版了，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搞詞學方面，懂得音樂的人少之又少，劉先生他就懂得古典音樂，像工尺譜這些東西都是比較熟的，所以他來研究詞與音樂的關系，就有一定的權威性。後來，我看到施議對也出版了一本書。

采訪者：就是《詞與音樂關系研究》吧。

殷光熹：對。其實我覺得他多少還是受劉先生的影響，但是他裡面就不提這些東西。

采訪者：有人已經指出他這點不太好。

殷光熹：他還要指手畫腳的，我當時看了當然不服氣。我說因為你的功底和劉先生的功底那是相差太大，是吧？你懂這些古典音樂嗎？音律你懂嗎？所以後學有時候還是要尊重老先生。有時候你不要太過分。我覺得在全國來說，詞與音樂，特别是音樂方面，要十分精通，這個已經很不簡單。你音樂素養不行，要研究這些東西，你就感到底氣不足。

劉先生很可惜，後來在“文革”當中遭迫害，那些造反派把他“抓翅膀”，拿到中文系資料室裡面去批鬥，當場休克，馬上送到醫院搶救，已經不行了。因為老先生膽子小，突然一下子，湧進去，要批判抄家，把他捆起來，你看那麼大年紀的人拉到裡面去。我是沒有去參加，根本不忍心看到這種場面。所以很可惜。去世以後，一提起這些事情，心裡面就是很難過。

采訪者：那個時候劉文典先生還在不在？

殷光熹：不在了，劉文典先生好像是1958年去世的。那個時候正好是批判什麼法權思想，寫大字報、小字報。反正他是受到一些沖擊。在我們古典文學教研室，有一個習慣，劉先生坐的那一把交椅，在他去世以後好多年，誰都不敢坐，開會都是空在那兒。

另一位讓我印象比較深的老師就是張文勳老師。張文勳老師當時比較年輕，在我心目當中，他是一個全面發展的老師，一位全面發展的理論家、教育家。剛才我說了，我現在也是把他當做自己的學習榜樣，緊跟慢跟也跟不上他的步伐。他腦子聰明，功底大也很深厚，腦子也快，善于捕捉學術上的一些新問題。他上我們的文學批評史，我還是下過一定的功夫。他給我們布置的作業，當時我有一篇作業，拿到師範學院發表了，所以我還是下過一定功夫，對他這門課我還是比較重視。他在全國古代文論方面，可以說是比較早的一位學者，特别在《文心雕龍》方面。實際上陸侃如、牟世金等知名學者，像牟世金，他的許多工作是在翻譯方面，在理論建樹上我覺得好像還欠缺一點。我覺得張先生是基于陳中凡、郭紹虞、羅根澤之後，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上有突出成績的學者，也可以說是開拓者、引領人之一吧。
 1979年在昆明召開首屆中國古代文論研讨會，就由我們中文系主辦，張先生主持的，我也參加了。那一次剛剛粉碎“四人幫”後不久，來的人都是重量級人物，像吳組缃、程千帆、舒蕪、馬茂元、霍松林、王達津、蔡厚示、袁行霈等等，都是現在很有名的大學者，來了一大批。那一次聚會是把“四人幫”粉碎以後，這些原來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人物突然一下翻身了，來參會時心情都非常好。所以作詩、吟詩，像錢仲聯、周振甫他們都是搖頭吟詩，作學術報告；像程千帆先生也很感慨，他說：“我那個時候被打成大右派、貶到鄉下去放羊，親自給羊接羊羔。”霍松林先生也是受了重大的打擊迫害，他在這次大會上也是寫了好多詩，在《雲南日報》上發表了一些，還給我寫了一些。陳先生也給我寫了，錢先生也給我寫。還有姚奠中先生，現在100多歲了，他的高徒劉汝慶都是相當有名的人。這些老先生非常謙虛，而且心情也非常好。從昆明到安甯溫泉，在溫泉裡面又聚會了幾天，然後回到昆明又到石林去參觀一天，我也陪着他們去了。我記得霍松林先生在阿詩瑪那個地方，一個小山包上，那個情景他相當激動：“阿——詩——瑪——！”當時那種情景，這些老先生們的心情就可以看得出來。很不容易，馬茂元先生他有哮喘病。對，哮喘病。走路走了一段就會哮喘，我也就陪着他。他走不動了就坐下來，然後吟詩一首，也送給我，我覺得這老先生真好。這次會議開得很成功，所以我當時還把大家的發言綜述了一下，發表在《思想戰線》上。然後請他們每人寫一篇學術讨論的心得，也在《思想戰線》發了十幾篇。所以我印象就很深，張先生主持的這一次會，首次把全國知名的中國古代文學學者邀請到昆明來聚會，影響相當大。
 當時像吳組缃老先生年歲比較大，有時候身體不舒服，他兒子也來了，我說：“你照顧照顧你父親。”他說：“哦喲！我也不敢負責，萬一出個什麼。”趕快先把他還是送回去，免得萬一出了什麼事，誰也負責不了這麼大的事情。吳組缃是一級教授，當時名聲也很大。所以張先生這一次會把全國文人、知名人士聚集在一起，還把全國高校的中國古代文論教材都研究、讨論好了。這一次我覺得他對我們系建設貢獻影響也比較大。

張先生是比較全面的，除了古典的東西以外，文藝學、美學、佛學，他都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寫過不少著作，還有少數民族文學。雲南白族文學史，也是他首先他帶着學生去調查過，後來組織學生一起編寫了《白族文學史》，所以少數民族的文學他也搞，比較全面。他的成果也比較多，我們望塵莫及了。最近好像聽說還在弄幾本，我前幾天打電話，他說我這兒又弄幾本。“文革”時期，我和張先生是鄰居，住在附中的小平房，那個時候生活是相當艱難。油、米、柴這些都要購糧票，連燒柴都由購糧的分配給多少。

所以我記得有一次和張先生到蓮花池米糧店去批燒火的柴皮，批了以後捆起來扛了，我扛着就閃着腰了。張老師還不錯，他還扛着走。我這滿頭大汗，結果腰一扭，就閃了一下。現在想那個時候有一點錢買一塊肉，把它腌起來，挂在高處，一天割一小點。哎，油水太少，但是學問、讀書還得搞是吧。勒緊褲帶，還是要讀出來一些東西。所以從這些小事看，張老師比我們還要強。

采訪者：張先生是大才嘛。

殷光熹：張老師是劉文典的學生，劉文典先生去世以後，留下來的遺著需要整理。所以張先生作為他的學生，他就想到要為先生整理他的遺著，所以和劉先生的兒子劉平章聯系了嘛，準備為劉文典出全集。工作量當然比較大，你要收集這些東西，還有點校做起來是相當麻煩的，還需要解決經費這些問題，有一系列問題要面對。但他還是推動了《劉文典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

采訪者：殷老師您也參加了吧。

殷光熹：我也參加了。《淮南子》就是我點校的，是雲大和安徽大學合弄的，李學勤還做了評價。李學勤也是權威學者了。他認為這個點校本“屬于印書最佳之列，比如《淮南鴻烈集解》，其作者手批本重校，勝過通行的标點本”，并表示僅《淮南鴻烈集解》和《莊子補正》這兩種書來說，“其全集即足以傳世”，哈哈！

我當時集中精力投入到《淮南鴻烈集解》的點校工作中去，一投進去，時間就隻能搞這個，其他我的計劃也就完不成了。但是老師叫學生弄嘛，考慮半天還是承擔下來了，一弄就是兩三年。哎呀！比較各種版本，這些東西弄起來相當複雜，那些古體字、異體字，校起來就是頭疼，弄得暈頭轉向。所以我的桌子要鋪得寬一點，搞這個相當麻煩，硬着頭皮，搞就搞了，沒有辦法，反正接受這個任務就完了，終于還把它弄出來了。張老師說：“你各種各樣東西都要搞一點嘛，校勘也是一個成績。”所以在張老師的主持推動下，把《劉文典全集》出版了。當然，安徽大學也參加了。我覺得這個表明張老師對自己的老師還是很尊重，因為繼承文化遺産，這些老先生的一些東西你不繼承、不發揚也不行，對吧？所以劉文典先生的兒子劉平章對我們還是比較感激的。劉堯民先生的《詞與音樂》也是張文勳先生幫着推動的。

采訪者：最近我們也在準備整理劉堯民先生的著作，但是現在拿到的材料還存有問題。

殷光熹：不是原來還是劉鴻印老師同意的嘛，說是也要把它弄了，結果他就是……

采訪者：他就是交給哪一個教育出版社了。

殷光熹：是東西交到哪兒，沒下落了？而且他女兒，後來怎麼是失蹤了。很奇怪，始終沒有找到，所以很麻煩。他是交給出版社是吧？

采訪者：我們最近在查找，在誰的手上，但是因為退休了，可能這些不好查找了……

殷光熹：這是很可惜啊！還有一位老先生，是胡适先生的高足。胡适先生提倡多研究點問題，少談點主義，他就響應胡适先生，專門寫了一些考證性的文章。過去這個話是要被批判的，但我覺得現在看來是正确的。他教漢魏文學史，選修課上文獻學、文選學，還有一門工具書。工具是使用法，這個工具書使用法很有用的，特别搞古典文學這些，你學了，你要學會自己查很多工具書，無師自通了。你不可能什麼東西都去問老師，有些東西你會查工具書，你自己就解決了。所以我覺得搞文史哲的同學學會查工具書很重要的，如果你不會查工具書是寸步難行，深入不下去，隻能看别人的注釋，看第二道、第三道的材料。你這學會了查工具書，有些東西就無師自通了。

所以張先生在課堂講課，當然他的年紀比較大，是坐着講，不像我們年輕人，不能坐着講。上課前的學生都把藤編椅擺好、茶泡好，他闆書有時候助教替他闆書，不時學生就幫他擦黑闆，很尊重老師，都不需要喊起立。那時候，老先生坐着講，那麼他是非常強調打好基礎功、基本功。他曾經說過一個事：“你們要把基本功打好，比如說發現一個難字，你能夠破譯這個難字、解釋這個難字，就像天文學家發現一顆恒星那樣偉大！”

采訪者：這個是胡适說的話。

殷老師：他也說了這個話，哦喲，我們大家也不知道是誰說的，他就說了。我們都為之一震，哈哈！所以他平時上課要布置作業，問什麼東西，你們到工具書去查，查了以後課堂上提問。有一次布置的什麼東西，我現在記不大清楚了，反正是《漢書》裡邊的一個什麼，布置了我們同學去工具書上查。來的時候，他說：“我跟你們布置的，查了沒有，查了的請舉手。”當時我在看講義這些東西，結果全班隻有我一個人舉手。他問：“你叫什麼名字？”，我就站起來說了我的名字。他可能就記錄在案，知道了。他又說：“你們為什麼不查？”大家就低着頭。我也不好意思了，怎麼弄的全班隻有我一個人舉手。

他愛下象棋，下棋的水平也比較高。當時我們班有一個四川的同學，姓龔，叫什麼名字我忘了，也是高手。在昆明，他經常到文廟和昆明的那些棋手下棋，都下不過他。所以來上課，先生都說“棋手，你是棋手”，邀請到他家去跟他對弈，勝敗不知。先生很有趣，有一次講課，他就說“叔雅先生”，那個姓龔的同學就馬上站起來了。先生曾經對我說過，他準備寫一首《火箭賦》。他生前就說要寫大賦，大家就為之一震，很不簡單哦，《火箭賦》！

先生講課的時候說：“你們讀書，不要讀那些僞書。寫文章寫論文，不要引這些僞書，像《尚書》裡邊的一些《孔子家語》《孔叢子》什麼的，你們千萬别引！”所以也提醒我們，以後我們寫東西注意哪些東西，真僞問題要搞清楚。

先生信佛，這個也是聽說，我也沒有清楚。他信仰佛教，經常讀佛經，讀佛經之前要先把手洗幹淨，然後盤坐，才用手去翻。他的興趣比較廣，但是也有點書呆子，據說他連雞蛋怎麼做了吃、怎麼弄熟都不知道，這個是聽說。他家的有幾套線裝書，版本非常好，他去世以後家人就要賣，當時我聽說這個消息，就建議學校圖書館趕快把裡面二十四史這些成套的、版本好的書都買下來，後來不知道學校去買了沒有，賣去社會上那就太可惜了。他在我們系也是一位很有功底的老先生。

采訪者：謝謝殷先生耐心細緻地回答，今天辛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