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曆史沿革

第三章 弦歌不辍——中文系的獨立與赓續（1954-1997）

“文革”爆發後，中文系首當其沖，教學科研工作幾乎全面停滞，一大批德高望重的教授慘遭迫害，十年動亂給中文系帶來的沖擊與傷害難以估量。1976年，随着撥亂反正的展開，中文系逐漸從苦難中恢複，1980年代以後在文藝學、美學、中國古代文學、民間文學等學科屢有建樹，學術成果頗豐，具有全國影響力。

第一節 院系大調整

一、中文系的完全獨立

1950年代的院系調整，雲南大學的一些優勢特色學科，譬如航空系、鐵道管理系、政法系、園藝系、工學院等單獨建校或合并到其他高校，雲南大學的綜合實力受到較大削弱。與此同時，雲南大學内部也進行了院系改革，1954年8月，雲南大學撤銷學院，各系直屬學校管理。中文系從此有了獨立的行政建制，系主任仍由劉堯民擔任。

二、1950年代的辦學與學科建設

1954年中文系獨立以後，首先進行教學改革和學科建設，設有文藝理論、語言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寫作四個教研室（組）。其中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張若名，語言學教研室主任周文煜，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教研室主任朱宜初，寫作教研室主任楊明芳。

這一時期，文藝理論學科的建設成果尤為突出。1954年至1956年，張文勳代表雲大中文系赴北京大學參加“畢達科夫文藝理論研修班”，參與了新中國文藝學學科的建立，為80年代雲大古代文論、文藝基礎理論的輝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56年，中文系成立“魯迅逝世20周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将校内各系師生撰寫的紀念魯迅的30餘篇作品編輯整理成冊。在之後的幾十年中，中文系堅持魯迅生平事迹、著作的研究，誕生了諸多魯迅文學、思想的研究者，全國知名的魯迅研究專家蒙樹宏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圖片來源：趙倩老師提供）

（圖片來源：劉興育主編《東陸回眸》，雲南美術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頁。）

少數民族文學教學和研究在這一時期也得到了長足發展。1958年，雲南省委宣傳部組織對雲南省民族民間文學進行大規模調查，中文系師生參加大理白族文學、西雙版納傣族文學、麗江納西族文學、楚雄彜族文學、德宏傣族文學、文山壯族文學六個民間文學調查隊，張文勳作為組長參加“雲南省民族民間文學大理調查隊”，隊員有中文系教師鄭謙，學生張福三、杜惠榮、鄭紹堃、音樂家林之音等。《白族文學史》《納西族文學史》等著作，均是這一時期少數民族文學調查研究的重大研究成果，其中以《白族文學史》最具代表性，該書計三十七萬多字，1959年12月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修訂本出版，是全國較早出版的少數民族族别文學史之一，曾榮獲1979年至1989年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成果優秀著作獎、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頒發的特别獎。

1958年，雲大中文系師生赴德宏進行少數民族文學調查，途中在芒市合影

（圖片來源：張昌山主編《老雲大舊照片的故事》，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257頁。）

另有中文系四年級學生40餘人，教師3人前往耿馬、滇南調查傣族民間文學，曆時45天，共收集叙事長詩、民歌、傳說、民間故事兩千餘件，充實了《傣族文學史》和《雲南少數民族文學概論》的内容。這個時期，中文系師生的校外勞動和調查大部分是以下放農村勞動的形式進行的。這些田野調查為雲南民族文化的保護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中文系教授湯鶴逸在1961年的雲大學者座談會上談到：“我們文科過去三年來到東川、個舊搞調查，寫了工廠史，成績很大。中文系調查兄弟民族文學方面的材料，寫了些著作，很好，成績很大。”

雲南省民族民間文學大理調查團隊編寫：《白族文學史（初稿）》

1959至1964年，雲大中文系招收了三屆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生，田野調查是專業教學的重要内容，1962和1963年，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的師生進行了兩次民族文學調查。1962年由朱宜初、楊秉禮、張必琴等教師帶隊分三隊調查小涼山彜族文學、迪慶藏族文學和西雙版納傣族文學。1963年由畢業留校的秦家華、李子賢帶隊分兩隊調查彜族撒尼人文學、怒江怒族、傈僳族和獨龍族文學。

第二節 風雨飄零：動亂中堅守的中文系

一、山雨欲來風滿樓

雲大經曆了“反右”“大躍進”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後，全校的工作左傾傾向日益凸顯，教學和行政均受到影響，正常的教學科研工作不能順利開展。1960年，高治國調任中共雲南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他經過深入細緻的調查分析，果斷地進行撥亂反正，使雲大在雲南率先擺脫極左的桎梏。高治國反複強調，學校要把教學放在第一位，要保證教學時間，保證提高教學質量，大學主要職責是培養高級人才。高治國還把這些理念寫成文章《學校工作必須以教學為中心》，該文受到了中宣部、教育部領導的肯定，批準刊于《光明日報》的頭版頭條位置，并配發評論員文章。該文對教育戰線上流行的“政治可以代替一切”“勞動代替教學”“反白專道路”等等錯誤傾向進行了抨擊，矯正了學校的辦學方向，對扭轉各級各類學校的混亂局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在高治國的領導下，雲大師生教與學的積極性充分調動了起來，經過幾年的努力，雲大的教學秩序得以全面恢複，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空前提高，到1964年達到最佳狀态。

然而，穩定向上的局面并未持續很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對雲大中文系産生了深遠的影響。1966年4月，中共雲南大學黨委根據高教部召開的全國半工(農)半讀會議精神，拟定《關于文科三系試行半工(農)半讀的意見》，準備推行新生半工（農）半讀工作。校黨委提出要将中文、曆史、政治三個系當年招收的一年級新生作為半工(農)半讀的試點，取得經驗後，逐步地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内将上述三個系全部改為半工(農)半讀，試點基地選擇在西山區龍潭公社雲南軍區警衛團農場。1966年4月中旬，校黨委召集文科四系教師、幹部開會，座談當前學術批判鬥争問題，之後雲大校黨委制定了《關于開展學術批判的意見》，提出在中文、曆史、政治三系，繼續圍繞“清官”與貪官問題進行辯論，首先進行對吳晗《海瑞罷官》問題的讨論，之後展開對翦伯贊、夏衍、田漢等人的問題的讨論和批判。校黨委還決定成立雲南大學學術讨論、學術批判領導小組，由李廣田任組長，同時規定下階段共同政治課一律進行文化革命，中文、曆史、政治三系停開專業課，開展專業内的學術批判。中文系師生隻能早上上課，下午開批判會。至此，中文系的正常教學活動已經基本癱瘓，半工半讀的推行工作也被迫擱置，中文、生物、化學等系的部分師生被抽調前往大理州參加“四清”工作隊活動。

二、李廣田與劉堯民的悲慘遭遇

1966年5月6日，雲大貼出第一批“揭發”李廣田的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字報，并批判他作為電影《阿詩瑪》文學顧問的“修正主義文藝理論”。這直接導緻時任中共雲大黨委常委、副校長的李廣田首遭批鬥。

李廣田先生是著名的詩人、作家、文學家，與卞之琳、何其芳被稱為“漢園三詩人”，1941年秋至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勝利後，先後在南開大學、清華大學任教。1948年加入中國共産黨，解放後任清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1951年任清華副教務長，1952年調任雲大副校長，1957年任雲大校長。他非常熟悉大學教育和中文學科，上任之初便重視中文系的建設，為中文系解決了不少實際困難，如将至公堂恢複為中文系學生的上課課室，借用映秋院為中文系男生宿舍，這些舉措深受中文系師生的歡迎。

舊時映秋院

1966年6月4日，省委工作組進駐雲南大學，召開各種會議，動員師生職工投入“文化大革命”。在黨總支書記會議上傳達雲南省委指示，動員揭發李廣田的“問題”。7月9日，《雲南日報》在第一、三版刊登長篇報道《我省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重大勝利——雲南大學揪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李廣田》。報道以斷章取義、無中生有、颠倒黑白、無限上綱的手法，羅織了李廣田大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滔天罪行”，根據李廣田重新整理的《阿詩瑪》改編的電影被批判為宣揚“愛情至上”“三和一少”的“大毒草”，李廣田的散文《花潮》與《雲南日報》副刊《滇雲漫談》等被批為“雲南文藝黑線”的代表作，并在全省的報刊雜志上大加撻伐。根據這些所謂的“罪行”，李廣田被宣布隔離審查，送“勞改隊”勞動，遭到不斷地批鬥折磨。

（圖片來源：劉興育主編《東陸回眸》，雲南美術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頁。）

同年6月，高教部正式下發通知，為了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昆明所有高校暫停招收研究生。自1952年文史系首招中文研究生以來，十幾年方興未艾的漢語言文學研究生培養工作戛然而止。随後，在批判時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雲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省政府黨組副書記趙健民的過程中，李廣田又被當作閻、趙在雲大的“黑幹将”。遭受了兩年多的無數次殘酷批鬥、迫害和侮辱後，1968年11月2日，李廣田含恨自殺于雲大附近的蓮花池，成為“文革”中雲大最大的冤案，悲慘遭際，令人心痛。

除李廣田外，著名學者、長期擔任系主任的劉堯民教授的遭遇也令人垂淚。劉堯民1956年加入九三學社，曆任九三學社昆明分社第一、二屆主任委員兼秘書長，政協雲南省第一、二屆委員、常委，是中共雲大委員會委員。“文革”時的劉堯民已近70歲的高齡，但卻依然要承受“戴高帽”“挂牌子”，被迫無數次地向師生群衆作檢讨，“反思”個人“錯誤”。1968年7月27日，70歲高齡的劉堯民在批鬥中含冤去世。

三、在艱難中辦學

1969年1月6日，雲大在大操場召開“劃線站隊”的誓師大會，此次會議實際是一場千人批鬥大會，被稱為“一六事件”。“一六事件”之後，駐校工、軍宣隊在省革委會的直接指揮下，掀起“劃線站隊”的高潮，把雲大絕大多數師生打成“站錯隊”的分子。駐雲大工、軍宣隊隊員最多時達到一千多人。1月14日和19日，召開了規模更大的批鬥大會，被揪鬥和關押的師生越來越多。工、軍宣隊在雲大私設監牢、看守所十多個，中文系原男生宿舍映秋院也被用作臨時監獄，被關押的師生員工達兩百多人，被迫檢查、認罪的占全校師生員工總數的80%以上。外語系1969級英專二小班學生19人，批鬥16人，長期關押9人。中文系1968級學生59人，被迫檢查的43人，揪鬥14人，關押6人。

這個時期，中文系的辦學完全陷入了癱瘓，但部分師生仍然堅持學習與科研。1972年，中文系恢複教學，但當時稱為“複課鬧革命”“工農兵上、管、改大學”，剛剛恢複教學的中文系實際上也隻能講12門專題課。同年2月，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恢複招生。

十年浩劫對雲大中文系傷害極大，但中文系的師生們還是在苦難中堅守下來。

第三節 撥亂反正，涅槃重生

一、恢複高考

1977年，全國恢複高考。10月，雲南大學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次招生考試在東陸園舉行。1978年，雲南大學成立函授部，設漢語言文學、經濟學、物理、化學四專業。1979年，雲大附設業餘大學函授生中文等三個專業共錄取429名學生。

二、于變革中重建——欣欣向榮的中文系

1979年3月23日至4月4日，“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學術讨論及教材（《中國曆代文論選》）編寫會議”在昆明溫泉舉辦，會議由雲南大學中文系承辦。這是文革後第一次全國性古代文論學術會議，吳組湘、錢仲聯、程千帆、楊明照、周振甫、馬茂元、舒蕪、顧學颉、蔣孔陽、敏澤、霍松林、王達津、姚奠中、袁行霈、張少康、蔣凡、李慶甲、康伣、呂慧娟、蔡厚示等參加會議。郭紹虞寄來開幕詞錄音，姜亮夫寄來發言提綱。張文勳、王文生、楊振铎組成服務組，主持會議。會議期間成立了“中國古代文論學會”，周揚為名譽會長，郭紹虞為會長，常務理事七人，張文勳名列其中。會議期間，程千帆、周振甫、敏澤、蔣孔陽諸等人到雲南大學中文系作學術報告。

1979年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學術讨論及教材編寫會議合影

1980年6月4日至11日，第一次全國美學會議在昆明召開，本次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美學研究室主辦，雲大中文系參與會議的組織，會議上成立了中華全國美學學會（1993年由民政部批準更名為中華美學學會），選舉産生了第一屆理事會，周揚任名譽會長，朱光潛任會長，王朝聞、蔡儀、李澤厚任副會長。此次會議标志着中國的美學研究進入了新階段，意義深遠。會議期間，美學家汝信、李澤厚、朱狄等人到雲南大學中文系作學術講座。

第一次全國美學會議代表留影

（圖片來源：《中國社會科學文庫》）

這兩次會議的舉辦，使得雲大中文系成為新時期中國古代文論和美學學科發展的“新起點”和“見證人”，學術影響力顯著提升。

1980年6月24日，教育部委托雲南大學中文系朱宜初舉辦“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概論”師訓班。同年3月，來自中央民族學院、中山大學、吉林大學、新疆大學、貴州大學等16所高等學校的二十多名中青年教師參加了學習，民俗學泰鬥鐘敬文先生親臨昆明為學員授課。雲大中文系舉辦的此次師資培訓班，對全國高校的民間文學、民俗學研究隊伍建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由全國14所院校編寫、楊振铎擔任定稿組長的《文學理論基礎》。這部教材經教育部審定作為高校文科教材，是“文革”後最先出版的一部全國通用教材，印刷數高達116萬冊。教材削冗去繁，條清目晰，并廣采周納了文學創作中的新經驗和文學理論研究中的新成果，有一定的開拓性，體現了當時文藝學的新進展。

《文學理論基礎》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合著的《語言學導論》由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出版。這本教材是“文革”後出版的5部同類教材中的第一部，被稱為“填補了我國十年浩劫後缺乏新的語言學概論教科書的空白”，被國内幾十所高校采用。

《語言學導論》

1983年10月29日“銀杏文學社”成立，著名詩人曉雪應聘為名譽社長。這是改革開放以來雲南大學最早由學生成立的文學社團。

雲南大學中文系銀杏文學社首批社員合影

（圖片來源：趙小晉老師提供）

在撥亂反正的東風下，雲大中文系從“文革”的陰影中迅速走出，邁出了學科改革與快速發展的堅實步伐。1984年中文系增置新聞學專業教研室，1985年新聞學專業正式招生。此時的中文系有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語言學、新聞學、寫作七個教研室，學科建設如火如荼，招生數量與質量齊頭并進，逐年上升，學科建設工作的穩步推進和重點投入保障了學術成果的不斷豐收，也為雲大中文系積澱了深厚的學術底蘊，留下了寶貴的學術财富。

三、流金歲月，碩果累累

1980年代以來，雲南大學中文學科注重新學科建設，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奮發向前，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燦爛的成績，為全國中文學科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一）厚重深邃的古代文論研究

1980年代的雲大中文系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方面頗有建樹，其中以張文勳先生的研究最為璀璨。張文勳先生1953年畢業于雲南大學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54年選送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進修班學習兩年。張先生潛心于《文心雕龍》及中國古代文藝美學的研究，也正是因為其在《文心雕龍》研究及中國古代文論的重要成就，使得同時期的雲大中文系古代文論研究處于全國領先水平。

張文勳先生1980年代以來，著作頗豐，1980年代至1990年代先後出版了《形象思維散論》《文心雕龍簡論》《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論稿》《劉勰的文學史論》《詩詞審美》《儒道佛美學思想探索》等六部著作。日本漢學家波多野太郎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一文中高度評價了張文勳教授的研究成果。1986年，《詩詞審美》一書被讀者評選為年度最受歡迎的十本上海版新書之一。

（二）獨樹一幟的美學和文藝理論研究

1980年代的雲大中文系美學和文藝理論研究，可以趙仲牧、楊振铎、杜東枝先生為代表。趙仲牧先生1953年畢業于雲南大學中文系，1958年赴遼甯大學中文系，1980年調回雲南大學中文系任教。趙先生在哲學、美學的研究上知行并進，學貫中西，一生緻力于探求真理，所著的《趙仲牧文集》《時間觀念的解析及中西方傳統時間觀》《論思維的類型》等在學術界産生了重要影響。民間有“北李（李澤厚）南趙（趙仲牧）”的美譽。趙仲牧先生的學術思想影響了雲大幾代學人，他的學術品格至今仍然是雲大中文最為寶貴的精神财富。趙先生任教雲大中文系以來，為中文系的文藝學、美學學科建設做出了傑出貢獻。

楊振铎教授1953年畢業于雲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執教于北京、天津等高校，1972年調回雲大中文系任教。1980年代先後擔任《文學理論基礎》定稿組長，主持編寫了《文學的基本原理自學指導》等著作，在文藝理論研究領域具有較高的成就和影響力。

杜東枝教授1961年畢業于雲南大學中文系，曾為雲大中文系文藝學學科組長和學術帶頭人、中華全國外國文學會理事和中國馬列文論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文藝學與美學研究，主要著述有《審美自由與人性塑造》《小說名篇鑒賞》《實踐美學原理》《西方現實主義文學》《〈文心雕龍〉簡論》等，其中《實踐美學原理》一書被多所高校采用為教材或主要參考書，在文藝學理論學界有很高的學術影響力。

學者們豐厚的學術成果使得1980年代中文系的文藝理論研究始終處于全國領先地位。

（三）日新月著的民間文學與民俗學

進入1980年代以後，雲大中文系赓續“田野調查”“實踐治學”的傳統，發揮地域優勢，在民間文學和民俗學領域做出了斐然的成績。

1979年雲南省社科院将修改《白族文學史》納入工作規劃，雲大中文系作為主要工作單位于1980年開始前往大理整理調查，于1983年出版《白族文學史》（修訂版）。1980年，教育部委托雲大中文系舉辦“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概論”師訓班。同年3月，來自中央民族學院、中山大學、吉林大學、新疆大學、貴州大學等16所高等學校的二十多名中青年教師參加了學習，民俗學泰鬥鐘敬文先生親臨昆明為學員授課，雲大中文系舉辦的此次師資培訓班對全國高校的民間文學、民俗學研究隊伍建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81年，出版《西南少數民族風俗志》。1982年，中文系師生整理發表了《試論雲南少數民族的洪水神話》《試論龍崇拜與古代國家的形成》《民間文學悲劇作品漫談》等10篇論文，發掘、整理獨龍族、蒙古族、彜族、傣族等民族的民間神話故事。1983年至1997年，中文系傅光宇、朱宜初、李子賢、秦家華等學者先後著有《雲南少數民族婚俗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概論》《民族民間文學散論》《探尋一個尚未崩潰的神話王國》等著作。這些著作和研究成果産生了全國性的影響。80至90年代，中文系民間文學及民俗學研究成果頗豐，凸顯了地域特色，對雲南少數民族文學及文化的研究與保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四）厚積薄發的中國古代文學

雲大中文系的古代文學研究底蘊深厚，劉文典、姜亮夫、劉堯民等先生為古代文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姜亮夫曾任雲大文法學院院長，1953年調任浙江師範學院。雖然調離雲大，但先生仍心系雲大中文系。1979年教育部委托姜亮夫先生舉辦全國重點大學古代文學研習班，主修《楚辭》研究。姜先生積極向教育部為雲大争取學習名額，最終殷光熹、趙浩如成功赴杭學習。此後，殷光熹、趙浩如兩位先生為中文系古代文學學科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殷光熹先生是國内著名的《楚辭》研究專家，師從國學大師姜亮夫先生，是姜亮夫的八大弟子之一，也是姜先生最優秀的弟子之一。殷先生緻力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尤其在楚辭、宋代詩詞的研究和欣賞方面造詣深厚，80年代以來出版過多部著作，其著作《楚騷：華夏文明之光》《楚辭注釋（合著）》《楚辭注評》《楚辭論叢》《詩騷并輝》《唐宋名家詞風格流派新探》《宋詩名篇賞析》《宋詞探美》等在學術界産生了廣泛的影響。

趙浩如先生20世紀50年代畢業于雲南大學中文系，60年代進入雲南大學中文系任教，主要教授先秦文學。著有《先秦文學史》《詩經選譯》《楚辭釋注》《漢魏六朝詩一百首》《古詩中的雲南》等。趙先生不僅治學嚴謹，在書法上也頗有建樹，是國内著名書法家。

陳紅映先生主要從事《莊子》與先秦兩漢文學研究。其《莊子》研究，一方面強調基本文獻整理，校點出版宋人林希逸的《南華真經口義》；另一方面注重對《莊子》思想之闡發，尤其是在中西對比視域下揭橥“莊學”之特征，出版論文集《莊子思想的現代價值》等，多有卓見。

吳佩珠先生主攻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五代文學，發表了《試論唐代散文與骈文的關系》《杜甫對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繼承與發展》《陶淵明和他的〈桃花源記〉》《杜甫和他的〈春望〉、〈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

1980年代，雲大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不斷産出學術成果，在全國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五）茶馬古道研究

1990年代初期，木繼紅、陳保亞等人首次正式提出“茶馬古道”，在學術界和社會層面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是雲大中文系在新時期的一項重要成果。

1987年，木繼紅與徐湧濤、李林赴金沙江邊考察，次年編成《中甸漢文曆史資料彙編》，首次提出“茶馬之道”之名。1990年夏，木繼紅、陳保亞、徐湧濤、李旭、王曉松、李林六人再次赴碧土、左貢、昌都、芒康、巴塘、理塘、康定、鄉城、中甸等地考察，發起“茶馬之道”研究。1991年初，六人發表《超越——茶馬古道考察記》，首次命名“茶馬古道”。次年出版《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報告考察經曆及研究成果。木繼紅等人用“茶馬古道”概括古代大西南地區的主要貿易形式，将其與“南方絲綢之路”相區分，探讨“茶馬古道”的形成、路線、價值和意義，引起了廣泛關注，确立了雲南大學在國際茶馬古道研究領域的引領地位。此外還與國家文物局合作，完成“茶馬古道”線路的調查及“茶馬古道”沿線文物遺産的評估，推動西南地區活态文化資源和曆史文化遺産的保護。“茶馬古道”研究打通語言、文學、文化、經濟的關聯，極大地促進了雲南乃至西南地區旅遊、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可以說“茶馬古道”研究是雲大中文系影響最為廣泛的學術成果。

《雲南大學報》文章《超越——茶馬古道考察記》

1990年夏秋木繼紅、陳保亞、李旭等六人徒步考察茶馬古道合影照

（六）加強對外交流，彰顯中文風采

        随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雲大與國際的交流日漸密切。作為雲大最重要院系之一的中文系也迎來了對外學術交流的春天，不少教師走出國門。1983年至1993年間，中文系出訪國外講學、交流、參加會議的學者有李子賢、趙浩如、張文勳、楊振昆、譚君強等人，出訪國有美國、日本和蘇聯。其中時任中文系副主任的李子賢先生多次出訪日、韓兩國，雲大“民間文學”學科與日、韓的密切交流一直延續至今。與此同時，雲大也開始招收外國來華留學生，這些留學生主要學習中國文化、漢語和中國曆史，中文系在此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