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學科建設與社會服務
第三章 社會服務
雲大中文學科主動融入國家戰略,發揮學科和地緣優勢,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推動與周邊地區國家的文化交流合作、參與當地文化研究、服務地方文化建設、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一節 首創茶馬古道概念,構建文化傳承載體
木繼紅等人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首創“茶馬古道”概念,構建茶馬古道文化,推動西部地區學術研究和經濟文化的發展。
“茶馬古道”是唐宋以來漢藏等民族之間進行商貿往來的重要通道,它主要穿行今藏、川、滇橫斷山脈地區和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流域,以茶馬互市為主要内容,以馬幫為主要運輸方式。它是中國藏區連接祖國内地,并外延至南亞東南亞的重要紐帶,是中國西南各民族自古以來相互交往、融合的走廊,是在中國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和文明傳播中起過重要作用的古老通道。
1987年,木繼紅與徐湧濤、李林赴金沙江邊考察,見荒郊石徑蹄印深陷、神川鐵橋孔洞幽玄,乃于塔城、中甸訪問趕馬人,聽馬幫老人講述藏族茶會風俗,得知有馬幫故道通往西藏。1990年夏,木繼紅與好友陳保亞、徐湧濤、李旭、王曉松、李林成行。攜一獵狗及獵槍、手槍、錄音機各一、相機二,由中甸至德欽,雇趕馬人多吉,以騾馬七匹馱負帳蓬、炊具、飲食,赴碧土、左貢,至昌都,返左貢東行,至芒康、巴塘、理塘、康定,返理塘,南下鄉城,返中甸,步行一百餘日,行程二千七百餘公裡,率先提出了“茶馬古道”概念,并發起相關研究。1991年初,六人發表《超越——茶馬古道考察記》,首次命名茶馬古道,次年出版《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報告考察經曆及研究成果。之後“茶馬古道”之名漸傳。
木繼紅等人用“茶馬古道”概括古代大西南地區的主要貿易形式,将其與“南方絲綢之路”相區分,探讨“茶馬古道”的形成、路線、價值和意義,引起了廣泛關注。與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口傳語言與文化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工程實驗室、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戰略研究中心等共建“茶馬古道田野調查基地”,彙聚以王士元、王明珂、陳保亞為首的國際語言學、民族學、人類學、曆史學與考古學的一流學者,推出《滇藏川大三角探秘》等著作和《茶馬古道文化研究》等三大系列叢書,确立了雲南大學在國際茶馬古道研究領域的地位。此外,與國家文物局合作,完成“茶馬古道”線路的調查及“茶馬古道”沿線文物遺産的評估,推動西南地區活态文化資源和曆史文化遺産的保護。
作為雲南大學原創性的學術成果,“茶馬古道”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将随着時間的推移越發凸顯。
第二節 促進民族團結進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雲大中文學科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推廣和文化傳承為切入點,從文化保護、文化建設和傳播等多方面助力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區建設,傳播中華文化。
推普是幫助少數民族脫貧的重要方式,雲大中文學科師生積極參與推普脫貧工作,持續開展“一書一點,多文多語”“推普脫貧攻堅”“推普助力鄉村振興”等實踐活動,并組織調研團、支教團深入雲南怒江、西雙版納、臨滄等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與傳統文化,影響數萬人。如2019年7月在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海縣的推普脫貧活動,走訪村寨7個,涵蓋拉祜族、哈尼族、布朗族、傣族、佤族等少數民族,推普人數近千人。推普脫貧小分隊獲得共青團中央、教育部的表揚,被授予“優秀實踐團隊”榮譽稱号。
雲大中文學科長期開展雲南地方方言、雲南少數民族語言的調研,對新時期地區語言文化、少數民族語言文化保護與傳承具有重要意義。保明所、趙燕珍承接教育部、國家語委重大語言文化工程“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子項目,對西雙版納傣族、大理白族語言文化進行了系統調查描寫。王仲黎先後完成國家語委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專項任務項目“雲南漢語方言調查•建水”“雲南漢語方言調查•隆陽”“瀕危漢語方言調查•河西”“雲南漢語方言調查•沾益”等4個雲南方言點的調查記錄。劉增慧完成“瀕危漢語方言調查•雲南西雙版納景洪市湘方言”的調查記錄,為雲南漢語方言研究及方言文化典藏提供了語料支持。此外,本學科在大理州劍川縣白族石龍村建立雲南大學民族村寨調查研究基地,幫助申報和建設民俗文化村、國家級特色村寨。
雲大中文系依托首批雲南省社會科學普及示範基地“袁嘉谷、王九齡舊居展覽館”,積極參與昆明翠湖曆史文化片區整治提升改造工程,充分聯動17個博物館,切實挖掘雲南大學的辦學優勢及曆史建築群等資源,廣泛開展以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主線,以五華區、昆明市、雲南省曆史傳統、地方文化為特色的社科普及宣傳活動,對學生和市民進行愛家鄉、愛祖國的教育,取得明顯成效。
雲大中文系較早參與教育部“香港與内地高等學校師生交流計劃項目”,多次與香港大學和香港知專學院聯合和開展主題為“多元•互動•和諧:雲南民族文化的學習與考察”的專題培訓和調研活動。通過參觀考察和深度體驗,香港大學生改變了對内地的印象,增強對内地多元文化和民族團結的了解,加深了中華文化認同。回港後,香港兩校學生向周圍同學分享活動經曆和感受,通過微信、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曬照片、分享趣聞糗事、談感受,師生代表參加“香港電台”的訪談節目,聽衆數萬人,推進港人對内地的了解。活動加強了兩岸三地高校的各類往來,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強化。
第三節 以合作辦學為支點,加強與南亞東南亞國家的文化交流
雲大中文系積極與泰國、緬甸、孟加拉國等國進行文化交流,為兩亞國家培養高層次人才,推廣中華文化,促進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人文交流。
2004年,中文系與泰國宋卡王子大學簽訂聯合培養“2+2”中文學士合作辦學協議,學生分别在泰國宋卡王子大學和雲南大學學習兩年,可同時獲得兩校的本科文憑與學士學位。2005年宋卡王子大學開始招生,第一批學生于2007年到雲南大學就讀。2005年,中文系與泰國藝術大學教育學院簽訂“2+2+1”聯合培養中文學士合作辦學協議。學生分别在泰國藝術大學和雲南大學學習兩年後,返回泰國進行一年的教學實習,畢業獲得雲南大學和泰國藝術大學的本科文憑與學士學位。2009年起在泰國和緬甸開辦研究生班,招收漢語國際教育碩士研究生,并在伊朗德黑蘭大學設立中文學科研究生班。2012年,中文系支持畢業留學生侯賽因•阿弗紮爾在孟加拉國達卡大學建立中文系,開辦漢語言文學專業。2022年,文學院與伊朗德黑蘭大學展開合作,實施2+2中文學士培養項目。
2004年以來,雲南大學中文學科已培養千餘名泰國留學生,畢業生Phinij Jarusombat曾任泰國副總理,為中泰友好文化協會現任主席。2020年至今抗擊新冠疫情過程中,曆屆雲南大學南亞東南亞留學生成為增進中國與兩亞國家民衆相互理解的重要力量,他們積極籌措醫療物資支援中國抗疫,揭穿關于中國的不實傳言。部分泰國、緬甸、老撾、印度、孟加拉等國的留學生選擇留在中國,主動參與抗疫,成為國際抗疫經驗、相關資訊傳遞的重要窗口。中文系多年的留學生培養工作有效推動了兩亞地區漢語本土教師及國際傳播本土隊伍建設,培育了大量知華友華力量,也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高層次人才支持。
2007年以來,雲大中文系每年成建制地派出近本科生、研究生到泰國、緬甸、印度、孟加拉等國進行4—9個月的教學實習,教授學生達數萬人,并獲得泰國教育部的專項補貼。同時積極參加國家漢辦、國務院僑辦的漢語志願者和境外漢語教師培訓和中華文化推廣項目,并與泰國、緬甸、孟加拉國等周邊國家多所大學合作成立文化交流中心,增進了漢語與中華文化在南亞東南亞的推廣與傳播,在促進人文交流、服務公共外交、改善國家形象海外認知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第四節 服務地方文化建設,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
雲大中文學科充分發揮自身的特長,以學術研究服務地方文化建設,主要體現在地方文學研究和民族民間文學研究兩個方面。利用學科優勢積極服務民族傳統文化傳承和地方文化建設,推進經濟社會發展。
1942年至1949年文史系西南文化研究室建立期間,文史系師生就“民族生活史”“禮俗文學、藝術、語言文字諸端之實況”“人民生活”等議題進行了探索,積極投身于西南邊疆社會問題的綜合調查研究。徐嘉瑞先生的《雲南農村戲曲史》《大理古代文化史》标志着雲南大學地方文學研究的啟動。1947年,徐嘉瑞的代表作之一《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寫定,收入“西南研究叢書”,1949年7月由雲南大學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1949到2020年,在北京(中華書局,1978)、香港(三聯書店,1979)、台北(明文書局,1982)、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多次再版該書,産生了廣泛影響。另一項突出成果是張靜秋譯注的《僰民唱詞集》。1958年,中文系師生參加了由雲南省委宣傳部等單位組織的民間文學調查。主要由雲南大學師生組成的雲南省民族民間文學大理、麗江調查隊編著的《白族文學史》《納西族文學史》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地方文學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對全國的地方文學史和族别文學史編寫産生了長遠的影響。1980年代以來,雲南地方文學和文論的成果豐碩,有張文勳主編的《滇文化與民族審美》、張文勳、鄭思禮、姜文清的《許印芳詩論評注》、張福三主編的《雲南古代文學史》、張文勳主編的《雲南曆代詩詞選》、趙浩如的《雲南名聯》、郭春蓮、趙浩如主編的《曆代散文品昆明》、張國慶的《雲南古代詩文論著輯要》、羅江文的《趙炳龍詩文校注》、馮良方的《雲南古代漢文學》、《出将入相——楊一清》等,廖澤勤的《全滇詞》、劉炜的《〈藥欄詩話〉箋注》、張國慶、段炳昌、孫秋克主編的《雲南古代文學理論文獻整理與研究》叢書等。與雲南省紅河州人民政府合作,編纂《開遠叢書》《紅河文庫》,已查找複制文獻古籍114種,出版了康熙《建水州志》、雍正《建水州志》《補過齋文牍初編》、《石淙詩稿》等點校本,促進了地方文化保護和文獻古籍整理。雲南省哲學社會科學“漢語言文學與中華文化認同研究基地”建立之後,出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成果《中國西部民族文化通志·文學卷》,編寫出版《雲南文學史》《雲南漢語方言詞典》等。段炳昌教授在地方文學、文化研究方面成績尤為突出,出版專著(含合著)有《雲南藝術文化史論集》《明清雲南文學論稿》《文化文本與批評》《中國西部民族文化通志·文學卷》《天南風雅》《周鐘嶽詩文選注》《雲南民族文化概說》《飲冰室文集點校》《白族:劍川東嶺鄉下沐邑村》《多彩凝重的交響樂章——雲南民族建築》《南诏大理國的流風遺韻:穿越白族民俗長廊》等,積極參與地方文化事業研究,推進區域社會發展。
1984年,中文系1981級同學到大理進行民族民間文學調查
(圖片來源:敬蓉老師提供)
楚圖南先生1938年的《中國西南民族神話的研究》标志着雲南大學神話學和民族民間文學研究的開始。曾在雲南大學任教的張光年(光未然)先生1944年搜集整理了彜族民間叙事長詩《阿細的先基》。李廣田先生在雲大工作期間重新整理了彜族撒尼人長篇叙事詩《阿詩瑪》和傣族傳說《一滴蜜》、叙事長詩《線秀》。從1958年開始,雲南大學師生參加了大理白族文學、西雙版納傣族文學、麗江納西族文學、楚雄彜族文學、德宏傣族文學、文山壯族文學六個民間文學調查隊。張文勳作為組長參加“雲南省民族民間文學大理調查隊”,隊員有中文系教師鄭謙,學生張福三、杜惠榮、鄭紹堃、音樂家林之音等。參加麗江組的有中文系助教王宗孟、研究生王遠智、1955級本科生刁承志、史純武、朱世銘、艾伊裡、金子秋、曹福剛、張俊芳、景文連、龔宗文、蔣正槐、謝德風、戴美雲,以及雲南省委宣傳部文藝處和鴻春、雲南省歌舞團李式孝、麗江縣第六區大具中學教師趙淨修等。這次調查的結果是雲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和1960年出版的《白族文學史(初稿)》《納西族文學史(初稿)》。《白族文學史》1983年出版修訂本,先後獲得“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成果優秀獎”和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特别獎”。其他調查隊的成果包括,傣族民間叙事長詩《葫蘆信》《娥并與桑洛》,納西族史詩《創世紀》和《納西族文學史(初稿)》等。這次民間文學調查活動是雲南第一次大規模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調查,獲得了對白族、傣族、納西族、壯族、苗族等民族民間文學面貌的第一手資料,在中國民間文學史上有重要影響。
朱宜初先生是雲南大學民間文學、民俗學學科承上啟下的重要人物。他1947年考入雲大文史系,師從徐嘉瑞、葉德鈞等先生。1951年畢業留校任教。1958年參加“雲南省民族民間文學德宏調查隊”進行民族民間文學調查。從1950年代末到1986年,十多次深入到雲南少數民族地區,對傣、白、傈僳、景頗、納西、德昂等族及摩梭人、苦聰人進行了民俗和民間文學調查,并搜集整理了《娥并與桑洛》等多部民間文學作品。李子賢先生1959年考入雲大少數民族語文專業,讀書期間參與了民族民間文學調查。1963年畢業留校後,帶學生到獨龍江流域進行民間文學調查,這是我國曆史上首次對獨龍族民間文學的專題調查。文革期間,雲大的教學受到嚴重幹擾,民間文學的調查和研究并未中斷,因為師生下鄉機會和時間更多,積累了大量寶貴的民間文學資料,為文革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噴發打下了基礎。1980、90年代,雲大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出版了若幹極具影響力的著作,如朱宜初的《民族民間文學散論》、張福三和傅光宇合著的《原始人心目中的世界——西南民族原始文學研究》、李子賢的《探尋一個尚未崩潰的神話王國——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神話研究》、秦家華等合著的《西南少數民族風俗志》,傅光宇的《三元——中國神州結構》、楊知勇和李子賢、秦家華合編的《雲南少數民族婚俗志》《雲南少數民族生葬志》《雲南少數民族生産習俗志》《雲南少數民族生活志》等,還有整理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集,如傅光宇、楊秉禮、馮壽軒、張福三編的《傣族民間故事選》,楊秉禮、李子賢的傣族叙事長詩《九顆珍珠》,雲南大學民族民間文學調查隊搜集、李子賢整理的傣族民間叙事長詩《三支鹦哥》,楊振昆整理的《三牙象》,楊光漢參與整理的《雲南苗族民間故事集成》等。黃澤的《西南民族節日文化》出版後,成為民族節日研究領域的重要著作,多次再版。
本世紀以來,雲南大學組織了兩次大規模的少數民族村寨調查,範圍遍及全國,中文系教師擔任其中4個調查組組長。活動中建立了10個固定的少數民族調研基地,每年組織師生對少數民族文學藝術和語言進行調查研究,出版了《非物質文化遺産的田野圖像》《新民族志實驗叢書》等。中文系與劍川縣政府合作,在沙溪鎮石龍村設立“雲南大學少數民族調查研究基地”,2004年起,董秀團對石龍村的民間叙事資源進行了多次調查,出版了《石龍之聲劍川縣沙溪鎮石龍村白族村民日志》《山中歌者》等書,日志記錄員通過村民當地人的身份和眼光來觀察和記錄村中的文化事項,展現村民的生活狀态和生活文化。研究者從山林、白族調、民間信仰、交往認同等方面對村民的民俗生活選擇與實踐進行深描,呈現出村民生活世界的豐富圖景,進而探讨石龍村所呈現出的民族文化共性及其自身獨特之處,反思白族的文化特征及其民俗、生活、知識體系。羅瑛的景頗族視覺符号研究等,對于發掘少數民族文化藝術,實現文化資源的轉化和再生産,推進民族文化建設具有積極的作用。
從中文學科衍生出的文化産業研究,直接介入地方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積極推動雲南民族文化強省的建設。2004年,雲南大學成立文化産業研究所,2005年底升格為文化産業研究院。中文學科的施惟達研究員為第一任所長、院長,李炎為副所長、副院長、第二任院長。2007年,文化部授牌雲南大學文化産業研究院,建立“雲南大學國家文化産業研究中心”,為當時全國六個國家級研究中心之一,是西部地區高校唯一的國家級研究中心。2019年,經過嚴格考核與遴選,文化和旅遊部重新認定25個國家文化和旅遊研究智庫,10月11日正式下文将“雲南大學國家文化産業研究中心”認定為“雲南大學國家文化和旅遊研究基地”,李炎教授任基地主任。中心發展過程中獲批設立了多個重要科研平台,包括全國特色文化産業研究(雲南)基地,西南民族地區民族文化傳承傳播與産業化協同創新中心、雲南省“民族文化建設與文化産業”新型智庫,雲南省哲學社會科學民族文化與文化産業發展研究基地,雲南省哲學社會科學文化産業發展創新團隊,雲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産研究基地,文化産業理論與實踐交互數據庫,中國區域文化産業數字可視化平台,民族文化産業理論研究與戰略咨詢數據庫等。完成了數百項國家、省部級、地方政府和文化企業等委托、聯合研究的各類戰略咨詢服務,如文化部産業司委托的“特色文化産業群培育工程可行性研究”“中國傳統工藝美術産業發展研究”,雲南省委宣傳部委托“雲南建設面向南亞東南亞人文交流中心研究”“雲南文化強省建設規劃”“雲南省文化和旅遊發展‘十四五’規劃”;雲南省昆明、玉溪、麗江、臨滄、曲靖、楚雄、昭通等一批市級文化産業發展規劃;建水、騰沖、劍川、石林等一批縣級文化産業發展規劃;拉薩市、遵義市、習水縣等省外地方政府委托的文化産業階段性發展規劃和企業委托的文化産業園區、項目策劃。主動服務和融入國家和地方文化發展戰略,在雲南文化大省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