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往昔求學歲月
——沈建民教授訪談錄
采訪人：高绮悅、陳佳琪、李順、何佳華
時間：2020年9月
地點：雲南大學映秋苑
沈建民，教授。1978年考入雲南大學中文系。曾任教于雲南大學，後至華南師範大學任教。
采訪者：想請老師回憶一下您上學期間的一些事情。首先問一下沈老師是怎樣來昆明這邊的？
沈建民：昆明，氣候很好，四季春城。我其實是上海人，那為什麼會跑到雲南來求學？其實這個是我在青年的時候，下鄉到雲南來，像我們這種情況很多。比如說成教院的石鵬飛，他們說是雲大的“四大鐵嘴”之一，他原來也是上海知青。然後我當時在農場，實際上文革還沒有結束，但我們考上大學是感謝改革開放。文革結束，我們可以通過考試錄取，在這之前是沒有機會上學的，在這之前的文革時期，大學停辦了一段時間。後來才開始恢複招生，因為毛主席講大學還是要辦的，但他說的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學，後來文科也好像是辦過一些，文科比較少，理科比較多。那時候是通過推薦，就是你在農村表現好的，推薦去城裡上大學。像我們這種在政治上表現不太好的，就沒有機會被推薦上大學，後來到了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恢複了考試制度。通過推薦上大學，需要政治表現好，盡管文化程度很差，也還是可以推薦上大學，所以有幾屆叫工農兵學。這其中有不少還是很優秀的，但是也有不少實際上不是讀書的材料，所以後來那些人搞學術的比較少，也有些搞學術的後來又考了研究生。我們那屆是78級，改革開放之後第一屆那個考試是77級，他們實際上進校是78年年初，他們是77年年底的時候恢複了高考，我是第二年參加考試的，就是78級。他們進校和我們進校，實際上就差半年，他們是78年年初，我們是78年年末，大約九月份接到了通知，十月份進的學校。關于考試，當時其實我們一個想法是能夠有書讀，那時候剝奪了我們讀書的權利，那麼可以希望通過上大學更多地學習一點東西。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其實我們那些人想要離開農村，因為農村嘛，太苦了。我們從上海到農村，簡直就完全是兩個天地，所以那時候最大的願望就是離開農村，不管怎麼樣到昆明也好啊，所以當時報考學校的時候也沒有大的奢望，當然好像我填志願的時候好像也填過一些上海的學校，那可能成績不理想吧，就沒有錄取，然後雲大錄取了，當然我也很感謝雲大，尤其在當時來說呢，雲大也算是一所比較好的學校，至少雲大在雲南省是最好。
而且，像現在回憶起我們當時的那些老師也都是很有水平的，學問非常好的，我現在回想起來，教我們語言這一塊的就有幾個非常厲害的老師，比如我們文學院的老先生吳進仁先生，他有一個紀念文集，收了他的一些遺著，他生前沒有出過很多東西，但是他的學問非常好。前兩天聽說那個書放在他女兒那，他女兒在整理她父親的書房的時候，因為他女兒不是搞這一塊的，就有些問題來問我，給她做一些校對。這位老先生可以說是非常厲害的。那個書裡面就有一章寫他《左傳》《詩經》等全部能背，唐詩至少可以背幾千首吧，他出口就是這些東西，因為他從小就是受傳統四書五經那些教育。他去世的時候是2014年，那時候他92歲，那他應該是1922年出生的，那時候，他們那一代受過很好的那一種傳統教育的影響，所以他對這些古籍，非常非常熟悉。他是劉文典先生的學生，劉文典對他非常賞識，他年輕時候作的一些詩詞，比如那個文集裡就有劉文典先生的點評，羅庸先生的點評，有好幾位非常有名的先生的點評，認為他的那個詩啊，就是已經直達唐人的風格，對他評價非常高，但他後來，就沒有搞古代文學，他就教古漢語了，搞文字學，搞古漢語之前呢，他是到北大去進修過。他教我們古代漢語時，真的是，他肚子裡面的東西太多，所以他每講到一個詞，都會引經據典，提到很多這個詞的怎麼用法，出口就出來，就這個詞怎麼怎麼講，又說唐詩裡面這個詞怎麼樣講，應該說我們整個78級的學生包括77級都是非常佩服他，尊敬他。
可以說我後來專業是音韻學，但是實際上也是屬于古代漢語的一個分支嘛，可以說我對古代漢語感興趣，就受到他的影響。另外還有一位老師，是王開蓮老師，王開蓮先生應該是王力先生的學生，北大的研究生，他們那一代就是讀書，可以說是學問都非常好。
采訪者：在老師那個時代，是不是要看很多很多的書，才能考上大學？
沈建民：其實不完全是這樣，那時候那雖然我們那兩屆，其實當時你可以去查資料，現在我們那兩屆也都很自豪，包括我們一屆以及七九級，包括八零級，那時候的錄取率非常低，為什麼低呢？因為你想1966年開始文革，然後到1976年結束，1977年開始恢複高考，那這中間其實有十年的時間，有部分的工農兵學員 ，招的也不多，招的三屆還是四屆，這樣下來十年裡的年輕人都沒有機會上大學，都想通過上大學，不管怎麼樣來改變命運也好，學知識也好，最後就大概是有十一年累積起來的中學畢業生來考。我們那一屆和七七級，七七級是錄取率最低的，剛恢複高考招生的能力也不強，他們那屆報考人數是570萬，錄取人數27萬，錄取率是4.7%，100個考生裡面隻有不到5個能錄取。那我們這屆好像好了一點，招生的人數也多了一點，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大概是6.6 %。那時候錄取率是非常低的，好像覺得是那個考進來的都是非常不錯的，當然比較起來也可以說是非常不錯的。但是這個隻說一個相對的水平，實際上我們這批人為什麼能考取呢？因為大部分人在文革當中不敢看書，不敢學習，所以整體的年輕人的文化水平都是很低的，所以當時你去看，1977年還是各省自己出題的，中央還來不及統一出題，各省自己出題，1978年是統一出題。那麼你現在去看，題目是非常簡單的，現在如果去考這個題目，幾乎是人人都能拿高分，但那個時代很難的。
采訪者：在當時那個艱苦的環境中，您的學習方式是什麼樣子的呢？
沈建民：是這樣，我老家是上海的，但是我1970年就下鄉下到西雙版納，在雲南一直到1978年，這八年時間在農村裡面，基本上就是沒有什麼學習的機會，所以有資料也是靠家裡面寄一點。後來知道要恢複高考，那麼家裡邊也是希望我們早點能夠離開農村，就找一些資料寄過來學習。那時候呢主要是靠自學，因為沒有哪個可以請教，主要還是靠自學。靠自學當然是會走很多彎路，但是也有好處，就是你可以提高“怎麼樣去進入學問、怎麼樣可以更好地掌握知識”的能力，這也是自學的優勢。當然聽老師上課有更多的幫助，比如教你怎麼樣去更快地入門，這個學科應該有哪些書是必讀的等等，但是自學就是可以提高你自己去掌握知識的能力。實際上，我覺得從小學到中學，可能聽老師講課更好一點，但是到了大學裡邊還是應該更多的自學。我們那時候其實上課不像現在課這麼多，我印象當中，那時我們大概就是一般上午是課排滿，但下午基本上是沒有課的，更多的時候是自學。所以現在其實也有很多學者提出，因為這個學校裡邊是學分制，安排很多很多的課 ，學生就沒有多少時間去自學，但是其實到了大學裡邊，更多的其實應該通過自學去了解知識。如果老是聽老師的那個灌輸，對今後的發展其實是沒有好處的。
采訪者：老師當時來到雲南大學的時候，這裡的圖書館是什麼樣子的？
沈建民：當時應該說和現在比起來圖書資料确實是要少得多，因為文革當中，很多的書都被破壞掉了。然後當時想要借的書，想要看的書并不是很多，其實我想有一些經典的東西那你是必須要讀的，我們現在跟過去相比，其實我的感覺是資料反而太多了。很多東西現在重複出了很多書，其實真正新的東西并不多，很多是重複的。我們那個時候雖然書不多，但是至少還是有一些很經典的書 。
采訪者：是的，像我們現在其實看的書，更多程度上可能是叫做要去篩選。老師那個年代的話可能是有很多經典，很多書要反複地回味，反複地咀嚼。在老師那個時候你們看書是怎麼樣的狀态呢？會不會是幾個人搶一本書或者是把它摘抄下來呀 ？
沈建民：有啊，有些時候有些好的書如果借不到的話，就有抄的。這個書我認為比較重要的觀點，比較重要的結論，我是做摘錄式的筆記，把一些重要的我覺得是這個書的重點、精華的東西，我認為應該記下來的，就都把它抄下來。我記得我們剛進校不久，楊振铎老師也給我們介紹過怎樣讀書做筆記。其實呢，我在沒有上大學之前就有看到過一本書，就是“怎麼樣做讀書筆記”。所以當時我們上學的時候，我們幾乎看的每本書都做了那個讀書筆記的，把那個觀點摘抄下來，在邊上留有一個空，有些時候是用自己的話來記錄這個的觀點，把書的大概頁碼記一下，便于以後有些話比較經典的，我寫文章要引，但我不一定要去找原書。後來我們可以買到這些書，可以去翻閱，原來我們買不到這些書，要寫文章的時候也不可能每次都去圖書館借又去找，我看筆記這句話是在哪一頁，我就可以引入了，而且書的前面我先說明書的版本是哪一版，哪一年出版的，這樣以後要引用或者是以後回想起來觀點是哪裡讀過的都可以說出來，以前讀書的時候都是這樣做筆記的。
采訪者：是的，現在我們的老師也很強調做筆記的重要性。那老師能講講您上雲南大學時本科四年的生活嗎？
沈建民：我們當時的宿舍是11點熄燈，有些宿舍是在熄燈後點蠟燭，我們住在東方紅五樓，那個路燈就在天花闆上面，我們有人爬到天花闆上面，從路燈上接了一根線，偷那個電，當然現在不符合學校的紀律。但是大家晚上很想多看點書，就把路燈接進來，在天花闆上接一個線，拉進來看書，所以經常熄燈之後，我們還可以照樣看書。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是，可以說基本上是教室飯堂，然後，就是圖書館宿舍這樣，就是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看書上。我們那時候我有印象的娛樂活動，也就是看看電影，那時候電影其實也不多，每個月看上一次電影就算是不錯了，後來到大概大學的後兩年那時候國足足球還可以，去看足球，因為電視機也不太普及，就到我們昆明的同學家裡去，看電視，看足球。這個就是我們的娛樂活動。其實平常時間基本上都還是在看書 。
采訪者：老師那個時候雲南大學的社團活動您有了解嗎？比如文學院的文學社詩詞社這些。
沈建民：我是都沒有參加。文學社他們，像七七級七八級，當時還組織了話劇團還演過話劇 ，而且當時他們演話劇的效果很好，還到昆明市的劇場裡去演出過，還賣票的。但是我都沒有參加，我沒有這方面的愛好，所以基本上沒有參加這些社團。
采訪者：那老師您對于你們那個時候的食堂有什麼印象嗎？聽我們的老師說，讀書特别艱苦，每次吃飯會吃四五兩，但是沒有油腥，可能一到晚上就特别餓。
沈建民：對，我們那時候吃四兩是很普通的，大部分都能吃四兩。我不記得我們上學時候我們的糧食是多少錢，到80年代後期才取消糧票，以前是有糧票的，想吃的多，但你沒有糧票沒法吃，比如說你一個月30斤，好像就是30斤左右，那你隻能夠中午四兩，晚上四兩，早上二兩這樣，或者早上三兩，中午四兩，晚上三兩，一個月就30斤了。但是因為沒有油水，你想多吃一點，也不能多吃啊，你多吃一點，這個月的月末就沒有飯票了。
采訪者：那在雲大還有什麼讓您印象深刻的事物嗎？就是在學校的生活裡面、和同學之間、和老師之間或者在生活上？比如說我在文學院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老師的講課方式，老師們更多的是會引導，而不是像那種教條式的去傳輸知識。在您讀書的時候，文學院老師的講課方式是什麼樣的呢？
沈建民：講課方式我覺得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個是吳進仁老師，他呢，剛才我說了他的學問非常好，其實他的表達，口才也不算最好，但是他講課非常有熱情，是因為他對那些是真正的喜愛。比如說他給我們開過唐詩課，他講唐詩時他自己沉浸在那種唐詩的氛圍當中，他自己會完全進入角色當中，非常投入。我記得有一個印象比較深的，他講那個元稹的一首詩，講到那個元稹悼亡妻，他的妻子本來是有錢人家，後來嫁給他之後過得很苦，他當時也沒有做官，其中有一句詩“泥他沽酒拔金钗”，他家很窮，他想喝酒了，讓他妻子把頭上的金钗拔下來給買那個酒喝。就是講這個他妻子對他的感情。我們現在“泥土”的這個“泥”呀，做動詞要念“泥(四聲)”，就是像泥巴粘在身上一樣抹不掉，他說這個“泥”字用的非常好，特别形象生動。就是他講課呢，講到一些字詞，他會舉很多生動的例子，他自己是完全沉浸在那首詩的意境中的。但是因為他是安徽人，安徽口音好像昆明的同學是不太能聽得懂的，但是因為我小時候生活在上海，上海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地方，可以聽到各地不同的方言，安徽話基本上是能聽懂的。所以聽他的課一方面是覺得非常有意思，講的是非常的好。一方面是佩服他的學問，佩服他的出口成章，從一句話就可以引出很多某個詞是怎麼用法 ，古書上是怎麼說的。還有教我們現代漢語的鄭月蓉老師，她也是講課講的非常生動，現代漢語本來是不太好講的，比較枯燥，但是她講的是非常生動的，她上課的課堂氣氛非常活躍，包括她也會叫學生起來提問，但是你聽她的課就不會感到緊張。她的講課能夠舉一些非常貼近生活的例子，而且她确實是啟發式，就是她跟學生會進行互動，其實提問也是一種互動，她的教學方法非常好，而且很風趣。能抓住學生的注意力，我們同學感覺聽她的課是一種享受，而不是你沒有辦法必須要去上課，所以聽她的課，很少有人逃課。其實我們那時候也有逃課，像有些課講的比較枯燥，有些政治課吧，翻來複去都是那一套東西。說到政治課，我又想起一位老師，那時候是哲學系的老師來上政治課，有一位老師他也是學問很好，他講課還是有吸引力的，他是真正地講一些知識，我現在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的課也是很少有逃課的，其他的政治課能逃的就逃掉了。當時的老師呢，有的是點名，有的是不點名。那位老師從來不點名，但是聽他課的人還是很多的。還有一位就是我們文學院的教我們語言學概論的老師，李兆同，北大畢業的，高明凱先生的研究生，也是講的很好的。當時我們中文系的很多學生一開始還不知道語言學其實跟文學是兩種不同的學科，很多人都是沖着文學來的，喜歡語言學的不多，那兩屆可能就是受的這幾位老師的影響，包括這位李老師講語言學概論，很多人開始對語言學感興趣。
采訪者：是的，這些學生的行為無疑是對老師的最高的一種評價了。那老師您還記得當時您上雲南大學的時候，我們中文系有多少同學嗎？
沈建民：中文系的學生是吧，我們那一屆是108，分成甲乙兩班，我們上一屆是七十幾個 ，我們下一屆七九級我就不太清楚了，應該也就是差不多，最多也就是一百來個 。
采訪者：老師，您本科是畢業于咱們雲大的，之後深造于中大，最後在華南師大教書，那是什麼原因讓你始終将中文學科作為自己的一種專業呢？
沈建民：後來讀研究生，實際上是，剛才我說的那個，因為受吳進仁、王開蓮老師他們的影響，喜歡古代漢語。吳進仁老師給我們開過音韻學，知道有這個音韻學，而且你要學好古代漢語必須首先音韻學要學好，而且呢，音韻學又是古漢語來說最難的，我想既然要學好古漢語，必須要把最難的弄過關，當時考研究生就選擇了這個音韻學，當時我到中山大學讀研究生，我的導師是李新魁先生，他當時相對來說是在音韻學界最年輕的一位比較著名的學者，他是1997年去世的，1997年去世的時候隻有62歲。我是1982年本科畢業，同年考入中山大學 ，你想1982年的時候，他1935年出生的，82年那時候還不到五十歲，當時很多老先生都還健在，但是他已經是中國音韻學會的副會長了。那時候很多老先生，王力先生，周祖谟先生等等很多，所以他當時在音韻學界是後起之秀，學問做得非常好，我很幸運能夠考上。因為他62歲就去世了嘛，他在世的時候，真正帶過的學生隻有三位，和我同一屆的那個叫麥耘，他現在是方言雜志的主編。後來另一位學生就沒有再搞音韻學，在廣州她去從商了，開了一家在廣很有名的叫“學而優”的書店。所以真正的學生也就我和麥耘兩個。因為他去世比較早，也沒有帶過博士生，他去世之前招收了一個越南的一個韓國的學生，但是他還沒有帶完就去世了。他非常可惜，五、六十歲時已經影響很大，如果活着的話，也八十多歲了，他的成就會更大，影響也更大。
采訪者：那老師覺得在跟着新魁老一起學習的過程當中，您收獲的最大的是什麼？
沈建民：我想還是他是非常勤奮的一個學者，當然他也是很出名的，他本科是中山大學畢業的，沒有讀過研究生。他學音韻學跟的是原來中大的一位老先生叫方孝嶽，方孝嶽也是安徽人，他在解放前出過一本書叫《中國文學八論》，他是很著名的一個研究古代文學的專家。但是解放後他就沒有再研究文學了，受政治環境的影響，因為他的兒子是胡風集團的，算是胡風集團的骨幹，他的兒子筆名叫舒蕪。所以胡風被批判之後，他兒子也跟着被批判了，這樣他就不敢再搞文學了，音韻學畢竟跟政治的關系比較小，所以他就回過頭來研究音韻學，李新魁先生主要是跟他學的音韻學。那麼我剛才說過他沒有讀過正式的研究生，方孝嶽先生是帶過研究生的，但是那個時候，讀研究生也要講出身講政治條件，可能因為李新魁先生不算是那種工人農民家庭出身的，當時研究生也是要推薦，他就沒有讀研究生，可以算是私淑弟子那種。李新魁先生有他的天賦，但是他也非常地勤奮，你想他62歲就去世了，他現在留下來的著作還是很多的，而且後來有些書沒有出版。他後來身體不好，他自己跟我們說他後來能花在研究上的時間不多，其實我看他應該還是花了很多的時間。他有一本書叫《韻學古籍述要》，主要介紹古代那些音韻學的著作，有很多著作此前都沒有人提到過，他在這個書裡做了簡略的介紹，那麼他這個書是怎麼能夠寫出來的，他凡是出差，每到一地都要到當地的圖書館查閱當地的跟音韻學相關的古籍，然後做記錄，他的書就是在那個基礎上寫成的。
我後來去上海師大讀的博士，跟的是潘悟雲先生。潘先生也十分的勤奮，也是非常出名的一個人，他是溫州人嘛，溫州人是比較聰明，大家都知道溫州人會做生意，但是溫州人也有不少很厲害的學者，他們也比較聰明。潘悟雲也是非常的勤奮，他早上五點鐘就起來了，起來之後就是先看書。他曾經到美國做過幾年的訪問學者，每天早上他是最早到學校的工作室，每天都是最早，然後中午那就是随便吃一點，帶一點幹糧，當時他的同事覺得他怎麼有那麼好的精力，每天都是最早到，最後一個離開。就問他你們中國人不睡覺的嗎？他大概是故意想吓吓那個人吧，就說在中國像我這樣的人很多，還有比我更厲害的。其實這個是他的習慣，現在他已經是77歲了，還是每天在工作，就是非常勤奮。
采訪者：聽老師講這麼多，這些學者都有一個共性，就是很勤奮。現在的話，可能就是有很多誘惑，讓大家很難靜下心來學習。
沈建民：我覺得呢，還有一個就是你們現在找工作必須自己去找，我們那時候是分配，當然也有它的弊端，你分到哪裡不喜歡也必須去，得幹這個工作，不能有自己的選擇，我就沒法決定分到哪裡，那我就一門心思就讀書吧，再去折騰也是沒有用的，就隻有好好讀書。現在呢有很多的考慮，學這個有沒有用啊，能不能找到工作呀，當然現在也沒有辦法，就是涉及到實際的問題。
假如一個人能把他的工作和他的興趣結合起來，那就是最好的。但現在很難做到這樣子，你首先得謀生嘛。首先得找到飯碗，吃飯問題不解決的話，其他什麼事都沒法做了。
采訪者：那老師您還記得，當時在雲大裡面中文系開設的課程有哪些嗎？
沈建民：其實那時候我們開的課程不多，就是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語言學就開了這幾門。當然了有選修課，選修課我印象當中一個是開過漢語史，然後開過音韻學，還有方言學，好像其他的也就沒有了。
采訪者：現在的話是有選修課，大家會為了一些學分去選一些課程，那些課他可能根本就不感興趣，現在很多的時間都來搞課外活動，其實相比的話，我們的自習時間遠不如您的那個年代。這個可能也是算我們這個年代的弊端吧
沈建民：我覺得這确實是一個弊端，現在好像是希望學生學的課程越多越好，一個是拿學分，二一個好像可以開拓知識面。這個從某種角度上說是對的，但是呢，其實我覺得大學裡面有一些基礎的課，還是要多花時間去把它學好。如果都是這個也學一點，那個也學一點，什麼都學一點，又不能夠深入的話，那可能反而不好 。
采訪者：老師您還記得那個時候你們的課本嗎？關于課本，因為我聽說好像你們那個時候的課文是老師把它抄下來，然後再把它印刷上來給你們？是有這種情況嗎？
沈建民：一開始，古代漢語的教材都是沒有，因為其實文革之前有王力先生主編的那個古代漢語教材，文革當中是沒有出了嘛，我記得是因為我上海家裡邊鄰居有一個是當時在新華書店，通過他買到一套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他們寄來的，他們其他同學非常羨慕，當時我們用的教材是油印的，那個時候是蠟紙刻。用蠟紙下面墊一個鋼闆，用鋼筆在蠟紙上刻，刻了之後拿油印機油印，裝訂起來，那時候沒有現在這些複印機。現在你們可以看看，中文系的教室裡還有沒有這種老的教材，有不少教材都是用的這種油印的教材 。
油印的教材是應該是每個人都有一本。大部分課程都還隻是油印的教材 ，還沒有正式的教材，正式的教材到差不多是三年級左右采用這些正式教材，你現在去看，現代漢語教材有幾家比較出名的，一個是北大編的，一個是上海編的，一個是叫黃伯榮和廖序東主編的，當時主要都是好像是80年以後才正式出版的，80年之前還沒有來得及出版 。
采訪者：那老師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您在雲大的四年時間裡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這個可能範圍有點大。
沈建民：應該還是說，我後來主要還是從事語言方面的教學，所以跟雲大的語言老師的培養，和他們的引導是離不開的，因為在進中文系之前大家都認為是學文學，後來才知道語言學這個學科。而且感覺自己感性思維、形象思維比較欠缺，反而更喜歡理性一點的東西，更适合邏輯思維，學語言學更适合自己的特點，在雲大中文系學習的經曆來看，最重要的大概就是能夠喜歡上語言學，後來能從事這個語言學的教學和研究。
采訪者：那當時中文系專業課的考試是怎麼樣的呢？
沈建民：我印象當中我們的期末考試當時大部分還是閉卷考，但是有一門課程就是語言學概論這個課，我們是開卷考，那門課程呢，考倒了不少人，開卷考，可以翻書，可以帶任何的書來，但那個試題的答案是在書上找不到的，隻有真正掌握這個理論，才能運用這個理論去回答問題。他更加強調的是你理解這個東西，不是死記硬背那些條條框框，如果你死記那些條條框框，這個書上沒有對應的答案，必須能夠理解。我記得語言學概論的期末考有一個考題，把很多人都考倒了。他假設了某種語言，說這個語言裡面有這樣幾個意義，以及這幾個意義它的發音是怎麼樣的。要你根據這幾個發音的音節，概括出這個語言裡面的音位，就是你必須掌握音位到底是怎樣得來的，當然它是一種假設，還不是要你概括出整個輔音和元音音位，從那幾個音中就至少可以看出哪幾個音位，哪幾個音素是可以合并的，哪幾個音素是必須分開的，就是你必須要真正理解音位這個概念說實質，而不是隻會背定義。所以考倒了很多學生。開卷考，很多學生用了很長時間還做不完，他也讓你延長時間，據說有些人拖了很長很長時間，還是不行，不會做，因為沒有真正弄懂這個問題。當時因為我還考的不錯，所以覺得我還是學習語言學的一個材料吧。
采訪者：那老師當時會有比如說交論文、或者出去外面搞一個社會實踐這樣的作業嗎？
沈建民：交論文的也有但好像不太多。出去的話，當時好像李子賢老師搞民俗學的，我們宿舍有同學跟他一起出去調查的，但那個好像不算是正式的課程，不算學分的，當時我們也不是學分制，不是作為你的成績，他隻是一個課外的項目 。
采訪者：明白了，您交畢業論文時研究的主要方向也是音韻學嗎？
沈建民：因為那時候想考研究生，想找一個稍微容易一點的題目，還是語言學的，就是在漢語成語裡面把一些含有古漢語成份的找出來，具體題目我記不太清楚了，大概就是這樣。
采訪者：老師後來選擇繼續在中山大學裡面深造，您去了中山大學，第一個感受是什麼？
沈建民：總體上應該說學習氛圍這些也都差不多，都是學習氛圍相當好的，那邊的學生也都是很勤奮，有一些很厲害的老師，搞音韻學就是我導師。他們那邊比較強的是古文字，他們有兩個大家，一個是容庚先生搞金文的，還有一個是商承祚學生，都是搞古文字的大家。另外還有當時中山大學曆史系也比較強，因為最早文史是一個系 。
采訪者：現在到我們這個年代的話，感覺好像是每個人都必須要考研了，那老師在你那個年代的話，您當時選擇考研，有沒有受到過一些壓力？
沈建民：這個倒沒有。我上學時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當時在農場裡面工作了八年了，所以我們那時候上學屬于帶薪上學，就是我們上學的時候是拿着工資的，所以相對于那些沒有拿工資的，我們算是有錢的。我們讀大學的時候還拿着那個農場的工資，好像是四十多塊錢，那時候也算不少了。然後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們好像當時研究生享受助教的待遇，一個月可以拿到五十多塊錢的助學金，在那時候五十多塊錢已經算是很好的生活了，因為當時工人的話學徒工一個月是十八塊錢，他學徒工三年出來也就是拿三十多塊錢，所以我們能拿到五十多塊錢已經算是很多的，我研究生畢業剛參加工作的時候，第一年拿的工資也才七十多塊錢，所以那時候覺得讀研究生很不錯呀。有收入，還可以有書讀。
采訪者：那老師您在中山大學那邊的話，感覺生活方式啊還有就是學習方式相比于你本科在雲南大學有什麼變化？
沈建民：應該還是差不多。但是呢，在本科階段，宿舍裡喜歡語言學的好像也就是我一個吧，雖然有其他同學喜歡古代漢語，但是他也是因為古代文學關系到古代漢語才對古代漢語感興趣，所以可以互相讨論學術問題的還不是很多。在中山大學，因為我們一個宿舍的全都是搞語言學的嘛，所以大家能更多地讨論一些語言學的問題，好像差别也就是這個，其他的也沒有多大差别，當然中山大學那個圖書館的書可能就更多一點，但是整個學習環境其實也差不多。
因為其實我們雲南大學老的教師也都是名校畢業的，也都是學問很好的，隻不過在邊遠的地方對你的學術可能會有影響。像我剛才提到吳進仁先生，他的學問非常好，但是就是因為在雲南大學，可能他就沒有多大名氣，但他比起校外的那些老先生毫不遜色。你想劉文典他是大家都知道很厲害，因為他在解放前就出名了。解放後就環境不一樣，他雖然學問很好，但是就好像不如解放前那樣容易出名。那麼像中山大學可能跟外面的交流更多一點，更容易出名。前兩天跟吳進仁先生的女兒提起來，聽她說當時武漢大學想調吳進仁先生過去，當時武漢大學有一位叫李格非的先生，是《漢語大字典》的副主編。《漢語大字典》是湖北和四川這兩個省合作編的，那麼四川大學徐中舒先生是古文字學的專家，他做主編，還有兩個副主編，一個是四川大學的趙振铎，一個是李格非。李格非在武漢大學就想把吳進仁先生調過去，吳進仁先生如果在武漢大學那他可能後來名聲完全不一樣，他可能有更多的學術著作發表，但後來吳進仁先生隻是到他去世之後，今年才見到紀念他的一個文集，裡面收列了他的一些文字。所以很可惜，從師資力量來說我們中國的大學在解放後有一個很大的調整，我們雲南大學在解放前已經是很厲害的，但是在文革之前也還是有影響的，那個很多很好的老師，但因為解放後有整個院系調整，可能更多地把一些比較有名氣的先生調到北京去了。像北大的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等很多搞語言的都是從中山大學過去的，中山大學原來有一個語言學系，後來搞整個學科調整，學院合并等等，就把中山大學的語言學系撤掉了，王力先生他們很多人調到北京去了。
采訪者：老師後來是怎樣選擇去到華南師範大學教學的呢？
沈建民：其實我在中山大學研究生畢業之後是回雲大教書了，我八五年研究生畢業，回到雲南大學，然後從八五年到九七年，又去讀那個博士。八五年到九七年就有十二年的時間在雲南大學教書。然後怎麼走的呢？一些具體的細節就不說了，反正各種原因，但是有一個原因是當時我們語言教研室其實也還是比較強的，還有一個是陳保亞，現在是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還有一個是薛才德，後來到上海大學文學院去了，那麼走了好多老師，我就覺得好像他們都走了，我在這，感覺有點孤單吧。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沿海地區收入要高一點。其實還有一個就是原來我是高度近視，高度近視引起的那個白内障，因為雲南高原地區是會對眼睛有影響的，紫外線特别厲害，會損害那個視網膜，畢竟廣東那邊不是高原，要好一點，從身體上考慮。而且那邊華南師範大學呢，它剛好是缺人，想要找一位教音韻學的老師，他們就叫我過去吧，去那邊換一個環境也還是可以試一下吧。
采訪者：老師在從求學到教書的過程中，您做學術研究的方向和興趣有發生過變化嗎？
沈建民：我做碩士論文時，實際上是寫了近代漢語的語音。後來做的研究也主要還是中古語音這一段，後來到我讀博士做的是《經典釋文》的語音研究，主要也還是與中古漢語語音有關系。但《經典釋文》也還涉及到一些上古音，所以後來就慢慢地也涉獵一些上古音。因為從漢語語音史的研究來看，一般認為中古音是一個基礎，首先要把中古音掌握，我們學習音韻學也要先介紹中古這一塊，先介紹《廣韻》的語音系統。用我們音韻學的說法就是上推下聯，從中古往上推斷先秦的語音，往下聯系到近代的《中原音韻》的音系，又發展到現代漢語的語音。中古音的研究現在實際上是最深入的，音韻學這門學科成立就是從中古音的研究開始的，而近代音過去是不被重視的。近代音主要是從元代的《中原音韻》開始的，過去認為近代音不重要，可能有那種厚古薄今的偏見吧，不太重視。像《中原音韻》不像傳統的音韻學放在小學這個學科裡面，《四庫全書》裡面把《中原音韻》放到集部的戲曲類裡面了。過去認為這個是不太重要的，所以不太重視，實際上是到了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重視這個近代音，近代音相對來說也要簡單一點。因為從我們語音的發展史來看，應該說是上古的最複雜，可以說上古的語音研究起來麻煩也最大。它主要是時代最遠，材料又不太全面，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不少有争議的地方。所以可以說我是從易到難吧，從容易的這一個去做然後慢慢去碰一些難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采訪者：老師在教書時都開設過什麼課程？
沈建民：我教的課其實不太多。一個就是教古代漢語，那麼在雲大的時候，教過那個音韻學，大概還教過一年還是兩年的語言學概論。到華南師大後，因為那邊是師範學校，也是學生很多，要開的課多。要上的課就稍微多了一點。除了教古代漢語之外，就是上過這個音韻學，另外還開過訓诂學，然後後來又開過上古音研究，這個是給研究生開的。
采訪者：那麼老師，在您完成由學生到研究生到教師這個身份之間的轉換之後，給您的感受最深刻的是什麼？
沈建民：應該還是覺得越教越覺得自己需要學的東西太多了，需要了解的東西太多了。就是常常我們說的教學相長，教然後知困。因為教的過程就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教的過程要教好這門課，那你要去把很多東西弄清楚。學，當然也是應該弄清楚的，但是學的時候可能沒有想到某個問題，教的時候有時候學生提問，有些是可以回答，有些可能你回答不了，那你就相應的要去了解這個問題應該怎樣更好地去解釋。有些能回答的，但是其實學生的這個題目是能夠促使你去進一步地思考，這一個問題你回答的是否就是這麼一個答案，是不是還有一個更精準的或更好的答案？其實教的過程是不斷地促使你進一步去學習的過程，教的過程可以讓你了解有些似乎正确的知識，其實還有很多内容是你不了解的，你不知道的，需要進一步去探讨，去研究。
采訪者：老師有沒有讓老師印象深刻的學生，比如在學術上有所突破的？
沈建民：我帶的學生不多，我記得給雲大文科班上古代漢語課時，有一位是公共管理系還是哪個系的學生？我記不太清楚了，他來旁聽。結果他對語言學特别是古漢語很感興趣。後來我跟他交流就比較多。本科畢業他就直接考語言方面的研究生。實際上是我推薦他去考的，那個就是潘悟雲先生的研究生。後來他研究生畢業，一開始回來去了雲南理工大學教書。他們有一個語文公共教研室，大概教了一年書之後他覺得那個一個是收入也低，一個是學術環境也不好，他又去讀了博士，還是讀潘先生的博士。現在留在上海一個高校教書，仍然在做語言研究工作。那個算是印象比較深的學生。我雲大沒有帶過研究生，因為我走的時候，我們當時的中文系語言學還沒有碩士點。對，其實這也是離開雲大的一個原因。
采訪者：老師在搞這個研究的過程當中有和其他老師進行過一些合作嗎？
沈建民：跟同事合作寫的語言學方面的論文應該不多。以前跟丁崇明老師和薛才德老師三個人合寫過一本是關于現代漢語語法的一個函授教材。真正可以算我的書，也就隻有一本跟語言學有關的，就是我後來的博士論文，有關《經典釋文》音切的研究。其他的還有一本是有關漢字文化，我隻是負責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是漢字跟我們服飾的關系。還有以前中文系蔡英傑老師在的時候，我跟他原來也不熟，我離開之後，他才來雲大的，他後來又去了福建師大。我跟他一起合作過一本是有關文獻語言學的書。早年我曾經跟一位廣西大學的老師，叫楊信川的，有過合作。因為他是雲南人，我寫了一篇關于《韻略易通》的文章，有一次在會議上宣讀了這個論文，那麼他聽了之後覺得有道理。因為我不是雲南人，有一個關于雲南方言的某個問題，是他提供了參考材料。所以我就跟他合作，我們共同署名，寫了一篇關于《韻略易通》的文章。這位老師前幾年已經去世了，也是很可惜，比我還年輕。
采訪者：我們從知網上了解到您完成的作品還是特别多的，那老師您在退休之後的話，你還在做相關的研究嗎？還是隻當成一個愛好？
沈建民：嗯，我的文章并不多。現在作研究，應該說隻是一個愛好吧。因為現在退休之後寫的那些文章，主要是要去參加一些學術會議。我現在參加的學術會議，一個是中國語言學會，一個是中國音韻學會。我是中國語言學會的會員，那麼中國語言學會要開年會，這幾年退休了就有時間去參加，以前沒有退休的時候教學任務很重，如果開會不是在假期裡邊開的話，就不太容易出去開會。所以退休之後就去開會，參加會議就必須要交論文，就寫了一些。參加了這兩個學會，那麼開會的時候必須要提交論文，有時候就是同一篇論文交給兩個學會。然後中國語言學會每兩年開一次年會，會後它還會出一個《中國語言學報》，那麼他就會選一些這個會議的論文發在那個《中國語言學報》上。我很幸運就是大概有兩三次年會這論文被他們選中。主要是寫的關于漢語連綿詞的語音方面的問題。
采訪者：沈老師那您覺得用你的标準來說，應該如何去評價一個高校教師呢？
沈建民：我覺得一個當然，因為你既然是老師的話，就是上課你首先得上好。但現在其實主要是科研方面的指标，好像上課教學方面這個指标很難去評量。你說看學生的評價，學生打分其實有時候(不太客觀)，有些覺得老師給他的分數低了或者是老師過分嚴格，就可能會給老師打的分數低一點。或者是可能有些口才比較好，在上課的時候胡吹(就會給高分)。當然其實大部分還是看這個老師講課是不是真的能讓他們學到東西，但是畢竟這個會有一些影響，這個指标不太好評測。那麼學校他它從學校的管理的層面，以及科研方面發表的論文來看，這個是最簡單的辦法。那現在發表論文，也不看你這個論文的質量，一個是看你論文的數量，還有一個就看你這個什麼論文的級别。但其實有很多好的文章，并不一定發在這個所謂的級别很高的期刊。現在很多學校都這樣把刊物分為 a級啊，b級啊，c級啊。a級的這個你論文質量高，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為什麼？因為他們那些人不懂這個論文到底有沒有水平，他就隻能看你論文是發表在哪個級别的刊物上。但實際上是一種不懂管理的人在搞管理，不懂教學的人在搞教學。所以我覺得當然看成果、看數量是一個方面，但是真正的這個就是你應該是要懂教育，懂管理的，你不能光看數量。有些先生可能發表的論文數量并不多，他雖然水平很高，也不一定發表在很有名的刊物上。是吧，有些老先生可能一輩子也就是一兩篇文章，但他那一兩篇文章就質量很高，就是奠定他的學術成就的文章。所以現在這個評價機制其實是有問題的。
采訪者：現在咱們雲大也快建校一百年了，我們搞了一個百年中文的活動，就是想能夠邀請沈老師這樣的學者來和我們一起來交流，那您對這個百年中文有什麼态度或者是看法呢？
沈建民：百年當然要紀念，值得紀念。看法好像也談不上，就是不管怎麼樣還是好的這個東西希望能夠發揚。但是我覺得一個，我們還是要承認我們這百年當中，是走過哪些彎路的，有些不好的東西，你必須要面對它，你必須要承認它你必須要正視它。那些不好的東西，比如像文革這段時間。那麼你完全忽略不承認它不去談它這個是不對的。你應該正視它，好像前兩天我聽說中小學教材裡面把那個文革10年浩劫，改成什麼說法，是十年探索，這個完全是胡說八道。這個10年是一場浩劫，這個已經是中央有文件上寫的明明白白的，你怎麼能讓中小學教材這樣去說呢？當然現在又改回來了。就是說你錯誤的東西不能不承認，裝作看不到。你百年來當然有很多好的東西，這個要講。但是一百年來，你那些不好的東西，隻有去正視它，面對它，以後才會不犯這方面的錯誤。你不能說這個都是我們前進過程當中必然要經曆的，認為那些錯誤都是正常的，不是錯誤了。這種态度有問題，錯誤就是錯誤嘛。所以這個我覺得百年的這個校史還是要把一些我們以前做得不對，不好的事應該還是有一個總結，好的當然要繼承，不好的，你怎麼總結認識它的錯誤，怎麼避免再出現類似的問題，這個是應該有這樣的正确的認識。
采訪者：那咱們這個訪談就差不多了，老師還對我們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沈建民：建議真的是談不上。我覺得現在的學生，剛才我就提到了，可能就是各方面的誘惑太多，我們那時候的學生相對來說比較單純，學習就行了。就像你們中學裡面父母就要求，好好學習考上大學就行了。但進了大學之後，就要考慮各種各樣的事情，比如以後工作怎麼樣，還有談戀愛等等。談戀愛其實也是應該的，因為到這個青春期。我們那時候好像對談戀愛(沒太多想法)，我進大學時是25歲了都還沒有去考慮談戀愛。現在的年輕人确實從各方面來說比我們開放了，其實懂得的東西比我們更多，他們能夠接觸到東西也比我們更多，所以要真正能夠安下心來去做學問，去讀點書(比較難)。說老實話，本科也還不是培養你們做學問，我們那時候本科畢業就可以在大學做老師了，本科畢業就可以到研究所去工作，當時有不少同學分到社科院的研究所去做研究了。現在就不一樣了，你門兒都沒有，是吧。所以現在的學生确實是還是有他很大的壓力，要安下心來，認真讀點書，這個還是不容易的，要真正做到，可能還是要到研究生階段。其實研究生階段也不容易。我剛才說到我們帶研究生，其實很多的學生讀研究生的目的，他就是想換一個環境。因為廣東地區比較發達嘛，很多從湖南啊，江西啊，這些地方考過來的，他就是想在廣州找一個好一點的工作，他并不是說要來做學問的，要來多讀點書，學點東西的，他就是想到畢業之後在廣州可以找到好一點的工作，提高一點收入。所以其實到研究生階段他也不是要做學問的，和我們那個時候比，畢竟時代不一樣了。而且說老實話，現在你在高校裡邊，到研究所裡面，你的工資還不如社會上的很多工作，那何必呢。化那麼多時間來讀書，做學問又那麼辛苦，畢業之後在高校裡面教書又不是有很好的收入，待遇又不是很好。他何必去做學問呢，是吧？這個是受環境所決定的，要求現在的學生，你去定下心來，多讀點書，做研究。這個是不大可能的，不太現實的。這個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作為學生，主要任務還是學習，應該多把精力放在學習上。
采訪者：好，謝謝沈老師，我們今天的采訪就結束了，您好好休息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