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的園地裡努力耕耘

                                                                ——窦紅宇訪談錄

采訪人：李樂思

整理人：李樂思

時間：2021年12月5日15:00；2021年12月6日7:30

地點：郵件采訪

 

李：您在校期間，您是怎麼樣了解到銀杏文學社，您能跟我們講一講當時的銀杏文學社嗎？

窦：我是1985年到1989年的雲南大學中文系本科生。現在好像是人文學院裡面的一個專業，漢語言文學專業。那會中文系有兩個專業，一個漢語言文學專業，一個新聞專業。我為什麼會去讀雲南大學中文系，拿我高考的分數應該是可以讀上海财經大學之類的。為什麼我要到雲南大學讀中文系呢？因為那個時候，我在高考之前跟我表哥到雲大本院去了一趟。我發覺這個學校太神奇了。它是起伏的，校總部有高高的台階，從會澤院過去是鐘樓。然後，它是有山坡的那種，有很多古老的建築。比如說，現在你們見不到的四合院之類，非常可惜。四合院的教室的窗戶都是非常大的那種木格窗，夠一個人跳出去。首先是這個，然後其實主要是我從高中開始，我就做了一個決定，就是我要讀大學的話——那個時候考大學非常難。我們的錄取率百分之十三。是十三還是二十三？反正，錄取比例相當低——我就決定，如果我要考大學，那我就是為了寫作。那個時候，我不知道中文系不是培養作家的。或者說，不是以培養作家為主。不像現在，很多都是創意寫作學院，或者說創意寫作專業。你看雲大滇池學院，我在那邊當駐校作家，就是讓我和王單單我們倆去激發那個學校學生的寫作熱情。那個時候呢，就很理想，本來80年代中期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年代。我三個志願全部都填了雲大中文系。我父親是一個數學教授，一個師院的數學系主任。把老人家氣得夠嗆。那時沒有高速公路，我就坐了很長的班車，做着一個文學的夢，來到了雲南大學東二院。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李：在，我就是住在東二院的。 

如今的雲南大學東二院二棟學生公寓（圖片來源：劉蓮提供） 

窦：當時我住在二棟。然後，開始了我們的大學生活。當然，一進去就想交一幫寫作的朋友。那個時候交不到的話，就自己成立一個文學社——“廣田文學社”，就是李廣田的廣田。李廣田先生當過雲南大學校長，是一個著名作家。但是，辦着的時候才知道自己錯了，為什麼？因為雲大有一個叫銀杏文學社的組織，那個時候影響就非常大。其實，銀杏文學社是第一屆。因為我現在一直在中國的寫作現場，我關注的是當下的寫作，過去的很多事還沒到那種回憶的時候，懷舊的時候。我仔細算一下，第一屆社長是張稼文，主編是于堅。于堅是中文系80級的學生，張稼文是82級。張稼文後來是昆明日報的副總編，現在也是昆明信息港的負責人。所以，銀杏文學社應該81年，或者是82年創立的。我記得張稼文當了很長時間，而于堅已經畢業了。但是，于堅當了主編以後應該是過了一兩年，他大學就畢業了。他84年畢業，我85年進來的時候他已經畢業了，但是張稼文仍然在當着第一屆銀杏文學社的社長。後來，我是在一個應該是83級中文系同學的宿舍裡見到張稼文的。他那個時候去約稿，我覺得在那時他就是我心目當中标準的詩人的形象。張稼文至今在我的記憶當中，雖然我們很多年沒有聯系，但是我們依然有微信。我依然看見他會為我點贊，我也會為他點贊。那個時候，見到張稼文，我覺得他很嚴肅。因為是學長，而且是我們那一屆最大的學長。我就發覺，我辦文學社是不是錯了？我應該加入他們。所以廣田文學社是我加入銀杏文學社的一個前奏。後來，我就加入了銀杏文學社。其實我隻要開口跟張稼文一說，就能加入了。加入了以後，一直到現在，我總結下來。我覺得，作為一個熱愛寫作的人，我非常幸運，能夠進入雲大，為什麼？因為雲大中文系，那個時候聚集了一直到目前為止的，雲南文學中堅力量的一批人。這批人給我的影響是巨大的，包括後來的。後來，于堅畢業離開以後被分配到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了。後來，銀杏的主編就變成朵美。朵美現在在大理電視台，他的真名叫文潤生，好像不寫東西了，但是在那個時候，才華橫溢。于堅對他的詩作，包括我們，不是于堅說好就好，因為那時于堅也沒寫好。但是，我們都認為朵美和張稼文都很有才華。這些人是我進大學的第一個寫作的榜樣，所以說想達到他們的程度，我根本沒敢說要超越他們。還有一個對銀杏文學社影響比較大的人叫蔡毅。蔡毅後來被分配到昆明電視台，當了電視台台長。蔡毅兄人長得特别帥，又高又帥，普通話又好，嗓音又好。他發出的聲音是那種帶磁性的，讓于堅自卑和羨慕的一個大帥哥。十年前我見過他，他在昆明電視台當台長，他到曲靖來，我們一起喝酒，蔡毅依然是大帥哥。我們雲南第一個洗衣機還是電冰箱的廣告，我記得是蘭花牌洗衣機還是電冰箱的廣告是他做的。 

1985年《銀杏》雜志  （圖片來源：窦紅宇提供） 

在銀杏文學社裡邊，除了于堅、張稼文、文潤生以外，接下來我要說到的一個重要的人就是韓旭。韓旭是後來《大家》雜志的副主編。韓旭是一個什麼人呢？是一個謙謙君子加純粹的學者型的人。于堅說他是清談家。就是他隻談文學，他從來不動手寫。每天晚上就是談他讀了什麼書。然後，問我們，“你們沒讀過吧？你們趕快去讀”。他的這種姿态一直影響我到今天。我們為什麼能跟于堅和韓旭他們一直接觸呢？因為于堅的工作是在省文聯。而省文聯那時就在雲南大學正門的門口。雲大正門門口的那條街就是青雲街。我們沒事就去找他聊天，那個時候他住在省文聯一個木制小樓的二樓上。而韓旭呢，因為他父親就是雲大哲學系教授，他們家就住在東二院對面一個足球場邊的一棟教師宿舍樓,離東二院很近。韓旭是一個每天隻想找人聊文學和喝酒的人。所以每天他從出版社下了班以後。他就會跑到我們宿舍來跟我一起吃飯，跟我們一起聊，跟我們一起争論，一起痛苦，一起高興，一起喝酒，反正幾乎是天天在一起。這樣的一個人。你想想，我們就是在出版社的編輯帶領下讀大學的，我們該有多幸運。于堅也是随時來。所以，我估計韓旭這樣的人，在你們這個年代是再也不可能出現了，這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現在還在雲南人民出版社文藝部當編輯，他不當《大家》雜志的副主編了，但是依然每天喝酒。我聽說，每一天他見到什麼酒都喝，一喝就醉。我們經常很心疼，但是又沒有辦法。

接下來，我要說到銀杏文學社第二任社長——熊偉。他是雲大中文系83級的一個學長。好像熊偉當社長的時候，我已經當了副社長。我很榮幸。雖然我寫作也不是很刻苦，但是我熱衷聽他們的很多教誨和讨論。所以，我經常出現在他們的場合當中，經常被他們的行為所震撼。熊偉是一個寫小說的人。在這裡，我要提到的就是那個時候雲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李叢中中教授。就是那一批知識分子，對我們影響非常大。我說到熊偉，我突然想起中文系來，或者說我們那一批人，那個時候他寫小說，那時候我還不會寫小說，我們在跟于堅較勁寫詩呢。那個時候他的小說就寫得很極端。那個時候的銀杏文學社，《銀杏》這個刊物雖然是油印的，但在全國影響非常大。所以，我覺得要感謝中文系這幫老教授，是他們寬容了銀杏文學社的思想。他們不僅引導銀杏文學社，他們還寬容這幫年輕人。在那樣的氛圍裡，才得以讓銀杏文學社影響越來越大。比如熊偉。熊偉也是一個酒鬼，他是一個放蕩不羁的人。我們放蕩不羁地生活，我們1000%小心謹慎地對待我們讀到的每一個字，對待我們寫的每一句話，認真得一塌糊塗。我們會吵架，我們會争論。我們會為一篇文章三個月不講話，仿佛變成仇人。後來，熊偉在大學畢業以後，他就把社長傳給李森，李森是雲大中文系84級。那個時候，我們都是非常熟悉。然後我大學畢業，我記得我到了熊偉在的那座小城開遠去看過他一次。我們喝了一頓大酒，這是他給我的最後的印象。那天他送我到火車站，上車的時候他沖我的屁股踢了一腳說“你給老子滾”。然後，我就上車了。好像在現在的刊物上也沒見到他的名字，估計他沒有寫了。但是，熊偉是引導我走上小說寫作之路的第一個人。他的小說風格那個時候深深影響了我。其實也不叫什麼風格，就是那種任性的痞子似的那種叙述方式，還有那種醉醺醺的感覺，一直延續至今。然後，在小說裡面肆意罵人，說髒話的那種風格，一直延續至今。接下來就是李森。

(銀杏文學社第三任社長 李森  圖片來源于網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6%A3%AE/3762021?fr=aladdin) 

李森那時候不叫李森，叫李生森。他是銀杏文學社第三任社長，第四任是我。因為李森是八四級的，我是八五級的。我們之間隔得很近，平常在一起，大家的生活軌迹、心态等等都是一樣的，所以走得很近，勁頭也非常大。大家談到辦刊物的時候永遠都是一緻的。李森現在回憶起來吧，他是一個比較能夠聽取大家的意見和能夠忍辱負重的人。當然，我要感謝他能夠忍受我的很多壞脾氣。銀杏文學社社長傳到我的時候，我已經大四了，應該是大三末大四的時候。你知道那個時候我們讀完本科就可以分配工作的。因為我之前已經說過了，錄取率是非常低的。你隻要進去，更何況是進入雲南大學這樣的學校，所以你一出去就是天之驕子，所以我們根本不考慮什麼考研究生之類的，就等着畢業工作。所以我大三接任的時候，其實那個時候雲大中文系，在我的眼睛裡面，因為于堅他們走了，走了一批這樣子的作家，朵美、稼文走了以後，我感覺中文系的氛圍有點往下滑，但還沒滑到90年代，或者說2000年那時候的那種讓人不堪的程度。我當社長的時候，我們班的一個同學叫師轶。後來，他好像分到昆明海關了，現在估計是海關副關長，或者已經退下來了。他是非常聰明的一個同學，寫詩寫得非常好。還有一個人叫倪濤，也是一個才華橫溢的清談者。他是八六級進去的，九零年畢業。他也是副主編，後來變成銀杏文學社的主編了。我的記憶就到此，我不記得後邊的社長是哪一位，這應該問問倪濤。

李：在您擔任銀杏文學社的社長的時候，您能跟我講述一下當時銀杏文學社的文學氛圍是怎樣的？您在校期間，您認為當時的文學是怎樣的，現在的文學又是怎樣的？

窦：接下來我想跟你聊的一個話題就是80年代。80年代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呢？作為一個對文學非常狂熱的我來說，是非常幸運的一個年代。在這個年代裡，又非常幸運地遇上一幫這樣的，一直到目前為止，對雲南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這樣一幫人。這個首先我來談為什麼80年代更重要，大家知道，經過十年文革，一直到1977年文革結束，一直到1979年，其實中國人的思想都是禁锢的。你們根本不了解，這不是神話傳說。看隻能看八個樣闆戲，聽歌隻能聽紅歌，而且呢，紅歌還沒現在豐富。就那麼幾首歌，反複地唱，唱了十多年了，一直到1979年。結果，當改革開放的大門一打開，當所有外邊的聲音走進來的時候，中國人驚呆了。在那種被驚呆的景況下，又忽然遇到了你從來沒見過的文字。比如說，我們原來讀的文字是那種又紅又專的散文。比如說，劉白羽的散文、楊朔的散文。那種很革命的，比如說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比如說《紅旗渠》《紅岩》等等。你要看小說，你隻能看這樣的東西。我印象最深的是我高中的語文老師跟我描述的情景，當舒婷、北島、顧城的詩出現的時候。當劉心武的《班主任》這篇小說發表的時候，那種集體狂熱，那78、79、80級那些大學生們，他們可以拿着那本刊載有《班主任》這篇小說的雜志全部站在宿舍窗口不停地呼喊。所以，你們根本無法想象那種集體主義狂熱的盛況。這就是一種精神生活極度匮乏之後的一種饑渴啊，一種饑渴感。比如說，張賢亮的小說。比如說電影，像《少林寺》《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比如鄧麗君等等這些“離經叛道”的内容進入之後，整個中國大地是驚呆的。那麼文學作品，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劉心武的《班主任》以及劉心武的一系列的作品。還有，張賢亮這一撥人。比如，叢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還有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還有他的小說《綠化樹》《靈與肉》，後來被改編成電影《牧馬人》等等。

(劉心武《班主任》書影圖源：圖片來源于網絡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tn=baiduimage&ps=1&ct=201326592&lm=-） 

他們這一批人的作品開始講到人性，開始講到了真正的愛情，開始了個性呼喊。當顧城的“黑夜給了我一雙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北島開始寫“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舒婷開始說“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你的臂彎痛哭一夜”等等這樣的詩句，“嘩”一下進入你眼睛的時候，這些東西，在過去我們讀小學、初中，或者是甚至在高一高二的年代，你是絕對看不到的，或者你無法想象的。因為它們已經被稱為禁書，或者被當成那種像《少女之心》的手抄本差不多的東西。而這一批帶着自由、熱烈的東西一下就激蕩開了。其實，他們一下子劈開了中國思想界的冰封的大地。所以，這批人對于文學史上的貢獻，不是從他們寫得好或者不好而言，而是思想上的貢獻。由此，一大批西方文學，一大批作家被翻譯進來。這個時候，我高三的時候，狂熱地在抄的是舒婷、北島、顧城的詩，可以抄一沓厚的筆記本。我的字為什麼現在這麼醜，就是因為那時候我拿的是一個男同學的抄本。所以我的第一代偶像就是舒婷、北島、顧城，就是劉心武、張潔、張賢亮、叢維熙他們這一代人。所以，這17年，都被稱為反思文學。這一批的中國當代作品都被稱為反思文學。而我們，被深深地震撼着。就這樣走進學校以後，突然發現西方的文學思潮已經湧進校園。每個人都在談論波特萊爾，每個人都在談論加缪、海明威、茨威格、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川端康成等等。一下子全部進來，我們就拼命吸收。上課根本不算什麼，老師講的我們根本不願意聽。其實現在覺得那個時候的教授們真的對我們的影響是極大。所以，大學四年，我基本上在接受西方思潮的熏陶。這個時候，于堅對我們的影響是巨大的。于堅為什麼對我有影響，其實我們應該是要說是對一代中國詩人的影響。但是，我首先說對我的影響，因為我們天天見面，比如對南京、北京，或者廣東詩人的影響哪有他對我們的影響大。于堅是一個不喜歡寫風花雪月那種文字，或者說他不是一個出來就可以寫那種“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那種東西。他不具備那樣的才華，不具備傳統藝術的才華。那個時候我們就是用一句話說，說他寫不好。于堅是一個因為寫不好而變成大詩人的人。所以，于堅讓我對寫作永遠充滿了、即使在挫折的時候也充滿了信心。于堅并不是因為寫不好，所以他才成為大詩人。寫不好，我們就去讀書。于堅，是我們讀書的領路人。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和李森在省文聯的宿舍同他聊天的時候，他很得意地跟我們介紹一本書，就是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然後他說，“你們讀過這本書嗎？”然後，他嘩嘩就講出内容，我們倆都很羨慕，我們就到處去買這本書。我和李森騎着一個破單車，跑遍昆明買不到。為什麼買不到？人家說被一個光頭買走了。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書影 劉蓮供圖) 

就是這樣一個讀書的氛圍啊，于堅讀什麼書我們就讀什麼書。反正我想方設法，我都要從你嘴裡套到你要讀的書。于堅是我們銀杏文學社裡面閱讀量最大的一個，這也為他之後成為大師做好了充分的學術準備。這個時候，我要談一個重要的事件，其實是發生在銀杏文學社的一個重要的事件，也是掀起了中國詩歌界最重要的一場革命的事件。那個東西就是第三代語言。第三代語言，其實是我們這一代銀杏文學社了解最多或者說親身經曆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的發起者當然是于堅。關于這個革命，我不夠格加入進去，但是我是親身經曆者。這場語言革命源于哪裡？就源于我們閱讀到的法國的一個哲學體系。這個哲學體系叫存在主義。從薩特、海德格爾、加缪、德裡達、福柯、一直到羅蘭·巴特。羅蘭·巴特是最後，但應該還不止，還有符号學和結構主義的幾個大師。羅蘭·巴特是結構主義大師，後來我們尊他為分析主義大師。我們随時在看他們的作品，我們天天學習和讨論存在主義。天天在宿舍裡面就幹這些事情，還有喝酒的時候也在聊。我們突然發現一個問題，漢語。它根本沒有回到它存在的本身。漢語是個什麼樣的語言？漢語是被賦予了中國五千年文化隐喻的一種語言。它不像西方語言系統裡面的詞的那種準确。它是不準确的。你比如說“做人”這個詞。你怎麼解釋？你比如說“火候”，炒菜的時候，你要掌握“火候”。你比如說“黑手”，現在新聞标題都會經常出現，什麼什麼的幕後“黑手”。你比如說我們提到一隻“鷹”，我們對鷹的想象肯定是英雄的。比如說我們對“烏鴉”，提到“烏鴉”，我們就開始讨厭，比如說，“天下烏鴉一般黑”這樣的句式。我要說的是，當我們接觸到薩特以後，我們發現了語言的秘密，就是漢語被賦予了太多的隐喻了。于堅有一天突然說，“鷹”是一隻長着翅膀的會飛的鳥。這才是，這個詞回到它存在的本身。而“烏鴉”是長着黑色的毛的會飛的動物。“黑手”是什麼，是一隻黑的手。我們突然發現，當我們把漢語的這些隐喻去掉的時候，漢語的詞回到詞本身以後，當我們再來面對詩歌，我們就發現這個時代，詩歌不需要隐喻。我們那個唱朋克的年代，我們想做回平民，我們想說自己的話，我們想回到我們自己本身，我們是平凡的人，我們想回到人的本性。就是在這個啟示之下，我們開始，應該說是于堅開始了反對舒婷、北島、顧城的革命。這場革命就叫第三代詩歌。果真如此，當于堅的《尚義街六号》出現的時候，第三代詩歌就從雲南崛起。就是我們不需要那些大的詞彙，什麼天空啊，金色啊，英雄啊這些“不及物的詞”。我們見證了它們對中國人精神的壓抑，我們需要能夠表達平凡人，能夠表達我們人存在本身的價值的詞語和語言。所以這樣的詩歌出現了，《尚義街六号》，包括南京的韓東的《有關大雁塔》等詩歌，這些詩歌在當年屬于革命性的作品。北島、顧城的那種大的、虛的、朦胧的詩歌開始漸漸消失。就是那個年代，英雄主義結束了。在西方思潮的影響下，平民的視角，或者說民間的視角開始了。于堅最著名的一首詩是在昆明的長蟲山上喊出來兩句話——“人在高山頂上是孤獨的，隻有平地上才飄滿了炊煙。”這就說明一個問題，他不是在說高處不勝寒，他是呼喚人間，呼喚凡人。民間的視角真的被找到了，這就是第三代語言的突破。所以第三代語言的詩歌運動，那個時候不是靠藝術，那時候其實就是叫第三代語言，他倡導的是讓詞回到詞存在的本身。于堅後來寫過《對一隻烏鴉的命名》，其實這是一首很重要的詩。他在宣布烏鴉的死亡，在宣布烏鴉的誕生，他重新命名了“烏鴉”這個詞。他的很多詩歌我們看下來，可以發現分析主義的痕迹。這樣的一批詩歌是很嚴肅的詩歌。它不是用随随便便的“口語詩”就能概括的。它是具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的東西。為什麼于堅一直到今天都是大師？一直不倒。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因素，我們有十幾年沒有見面了，但是我覺得，今天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希望能夠通過你們的這個項目能代我向他緻敬。因為他在我心裡面永遠是對我影響最大的那個人。他教會了我讀書，教會了我思考，教會了我就像那種葵花寶典似的思考文學。那麼第三代詩歌，這種平民化的詩歌一直走到1994年，在《大家》雜志上出現了于堅寫的一首著名長詩，叫《0檔案》，我覺得第三代詩歌走到了盡頭。因為他們解構了漢語5000年來的曆史，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建構。他們發現他們被逼到了零感情。就是當詞語所有的隐喻被歸零的時候，當烏鴉真的變成一隻黑色的鳥的時候，當鷹再也不是雄鷹而是一直長着毛的會飛的動物的時候，他們發現使用漢語的人的感情也歸零了。

(于堅著《0檔案》書影圖源：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E%E5%9D%9A/2868374?fr=kg_gener 

我是反對這樣的寫作的。這個時候已經出現了一批像海子這樣的詩人。海子，當然全中國人民都知道。海子自殺的時候，于堅痛心疾首。海子他們的詩歌，就現在來看。比如說，“姐姐，今夜我不想全人類。我隻想你。”“從明天起，我要做一個幸福的人，劈柴喂馬……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你看，這些詩句都是充滿了感情，并沒有鑽進詞語的死胡同裡面去。這種詩歌完全就是于堅他們的第三代詩歌根本不能見到的這樣一種詩歌，這樣一種詩歌方式，在北大那個時候是非常崇尚的，或者說是北大掀起了這樣一場詩歌風暴。讓我看到，漢語還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方向。但是質疑北大海子他們最重要的敵人，或者說一種詩歌方式，就是第三代詩歌。所以，你可想而知，銀杏文學社之于全中國那個時候是多麼重要的一個文學社。其實，第三代語言是在于堅的基礎上，大家不斷讨論、争論、實踐探索出來的。那個時候出現的詩歌，不僅是于堅的詩歌，比如說有一個叫尹紅齡的人，他是雲大物理系的長得黑漆漆的一個學生，寫了一首《紀念朱湘》。到現在，著名詩人雷平陽，我有一天突然背出來這首詩，他還給我補充了幾句。就是大家都記得這樣的詩歌。朱湘是我們中國30年代的詩人。尹紅齡每天都給我朗誦。每天早晨一起來，他就念“紀念朱湘，紀念茫茫海上的一艘船，紀念你高山頂上的白骨。紀念你來自大海，紀念你歸于大海”。就是說在第三代語言的氛圍中，我們雲大銀杏文學社産生了一大批其實是對之後的中國口語詩有重要貢獻的這樣的詩歌。雖然這些詩歌，後來都不是名篇，但是因為雲大80年代的詩歌、文學熱到什麼程度，就是詩歌可以分為幾百個流派。什麼非非主義，撒嬌派，什麼什麼主義，幾百個流派。因為寫詩都是高校裡面寫的，所以那個時候全中國所有的高校，幾乎有80%-90%都在盯着雲大銀杏文學社。再加上北大這一批人。

 

(第三代詩歌流派之一非非主義主陣地《非非》雜志書影。圖片源于網絡https://baike.baidu.com/item/%E3%80%8A%E9%9D%9E%E9%9D%9E%E3%80) 

其實，你現在去問西川先生，其實他對銀杏文學社的印象也是深刻的。我記得當年有個叫老木的詩人，專門從北大跑過來找銀杏文學社的同學們聊天。這一場重要的詩歌運動就影響到中國後來的口語詩，一直到口語詩現在被用成這樣，那完全是對第三代詩歌的一種誤解。我大學的畢業論文就是關于第三代詩歌。沒有資料，就拿了一本于堅的詩集。我記得大學我所有的考試都是70分60分，就畢業論文得了96分。其實于堅給我們的影響還不止這些，包括張稼文，包括韓旭，包括熊偉和李森，甚至包括倪濤，就是銀杏文學社這批老人們，包括我自己在雲南大學給學生的影響，我覺得還不隻包括這些，還不僅僅是這些，還有一種文學上的一種示範。就是一種你怎樣來熱愛文學的這樣一種東西。首先，我們說于堅和韓旭。韓旭是一個公子，于堅是一個喜歡把自己生活過得很好的這樣一個人。我想說的是，他們讓我學到了一種怎麼樣在生活中陪伴文學。這個太重要了，要不然你堅持不下去。就是如何在生活中堅持文學，堅持這個夢想。如果沒有這批人，我們是學不到的，那完全是一種茫然。有一次，于堅到了曲靖來找我們玩兒的時候，我請他吃了一碗面條，可能面條太合他的口味了，他吃進去一嘴，然後一下張開嘴“啊”一聲，“生活是多麼美好！”那是90年代中期，那個時候所有的人都在談論鋼筋和水泥。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在搞建設，房地産商也起來了。但是，就是這樣一批人，帶着我們去發現那種老的舊的東西以及那種美好的東西。比如走在一條老街上，能夠吃到一碗面條，然後他就高聲地叫“啊，生活是多麼美好！”雲大銀杏文學社之于我們這批人的影響就是這個，你要用怎樣的一種姿态來對待文學？你要用怎樣的一種姿态來對待生活？正因為有了他們，我學到了生活中的滿足。生活隻要給我一點點滿足，我就可以堅持下去，我就可以寫下去。如果說于堅他們教會了我生活，那麼韓旭就教會了文學的風度。就是你對待文學，一定是要用一種最純最純的态度，最認真的态度去面對，不然你就去死吧，就是這樣。我記得沈從文先生去世的時候，我們銀杏文學社在會澤院一間的大教室裡開了一個追悼會。同學們很嚴肅。那時候來了很多我們認為的名人，比如蔡毅、侯昆(雲南台著名的播音員)。來了一大幫人，把我們吓得大氣都不敢出。但是你會發現在那個聚會裡面，同學們點上蠟燭。你再大的名人面對沈從文先生三鞠躬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是嚴肅的，都是真的。然後，圍着沈從文先生的一張照片轉一圈，大家絲毫不感到那是假的東西，大家感到那就是圍着沈從文先生的遺體轉的那種嚴肅，甚至還有人熱淚盈眶。所以，我覺得這就是銀杏文學社對文學的一種極其認真的态度。韓旭跟你談一個文學問題。你要是不理解或者不同意的話，他可以跟你談一個通宵，他可以讓你不睡覺。包括他現在都如此。所以，韓旭教會了我們怎樣認真對待文本，對待每一個作家，對待每一個作家的作品，尊敬每一個作家的文字。然後，我們怎樣分析一個文本，甚至于教會了我文本的意識。這些都是他們這一批人的影響。說起來感慨萬千。我還想說一個重要的東西，于堅、韓旭、蔡毅的影響，包括張稼文，他們工作以後對銀杏文學社的影響，還不僅僅是比如第三代詩歌，或是學術上的影響，他們還會請一些校外當時著名的作家來銀杏文學社來作講座。比如，我第一次認識的費嘉(春城晚報文藝部的編輯)被請來做過講座，請過寫《青春祭》的張曼玲，還請過柯藍。我記得柯藍來講座的時候，階梯教室裡面被擠得水洩不通，有些同學是站在窗子上。然後于堅他坐在下面聽，他會提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上去。不管怎麼說，就是說這批人教會我怎樣對待學術，怎樣對待文字。這是我生命中最寶貴的，這是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大學畢業，我回到曲靖。很有幸，我分到了一個叫曲靖藝術研究所的單位。我的領導是後來雲南畫院的副院長，我們雲南一個著名的畫家，叫郭遊。他延續着“于堅們”對我這樣的影響。同樣，延續着生活和藝術的關系怎樣在生活中找準，其實就是家裡的老婆孩子油鹽醬醋和藝術的關系。他們這一代人對我真的是影響極大，我現在說的就是，其實一個成功者都是充滿智慧的人。你要有生活的智慧，你如果沒有生活的智慧，你是成功不了的。你要在生活中找到寫作的時間，你要在衆人紛紛買車的那個年代，你買不了車，而你還要寫作。你在寫作那條路上還在瞎撞的時候，你要學會滿足。這樣的生活能力。就是于堅、李森、張稼文、熊偉包括姚霏等等，包括我後來藝術研究所的領導郭遊這一批人教會了我的，它叫生活的智慧。所以，我現在是一個在生活當中有大智慧的人，哈哈，我可以很好地協調寫作和生活的關系。

李：在您擔任銀杏文學社社長期間，您認為當時的銀杏文學社與上一屆的銀杏文學社之間在精神上面是否存在存續關系？或者說在您任職社長期間的銀杏文學社呈現出了和上一屆、上上屆等不同的面向嗎？在刊出的文學作品方面，您認為文學的風格是一緻的還是存在一種轉變？

窦：那個時候就是融在一起，大家都是朋友。大家都像兄弟姐妹。所以其實為什麼是銀杏文學社，就是說，其實大家的藝術文學觀念幾乎都是相似的。

李：所以其實你們之間不管是創作，還是在你們的文學理念上，你們是會互相影響的。但我很好奇，你們的文學寫作風格就會慢慢地趨向一緻，還是說即使在一個同樣的方向上，每個人創作出來的作品還是具有個人比較鮮明的特點的？

窦：他們這一批人首先是寬容，就是隻要你寫得好。如果說于堅是詩人的話，銀杏文學社就必須成為詩歌社的話，就不會有小說的存在了。那我接下來就要說的，是我走向寫小說的道路。

李：從原來沒有想到要寫小說，然後走向寫小說的道路上，您剛才說熊偉老師是引上您走寫小說的這條路的一個比較重要的人，對嗎？

窦：但還是沒于堅的影響大。熊偉寫小說的時候，他是對我的小說文本的影響。其實後來影響也不大。因為這個時候大家不會再寫這種幼稚的東西。到現在其實已經完全這樣。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于堅說的一句話。他說，“你是一個偉大的詩歌愛好者。”這句話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因為那個時候我知道我寫不好詩歌。或者說，也不是寫不好，那個時候就是我認為是寫不過。其實後來知道不是，是因為我叙述的那種欲望比語言的欲望更加強烈。那個時候不知道這種差異，隻知道寫不過于堅。于堅這句話是打擊我的，“你是一個偉大的詩歌愛好者”，其實說的就是你不是詩人，就是詩歌愛好者，你是個讀者。但是，我不是因為他這句話去寫小說。後來，在跟熊偉相處，跟姚霏(雲南省著名的小說家)他們相處的過程當中，再加上自己大量閱讀。比如我大四的時候，突然發現了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學。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卡彭鐵爾當時出現了。我突然讀到一個巴西作家諾熱亞馬多的小說《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讀到了巴爾加斯略薩的《酒吧長談》以及《胡麗亞姨媽和作家》，我讀到這樣奇怪的小說，再讀到了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讀小說，當他們在談論詩歌的時候，我在讀小說。我在大學的期間，就已經讀了德國作家茨威格的《同情的罪》，還有《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我讀托爾斯泰的《複活》。我到現在都還記得聶赫留朵夫和馬絲洛娃這些主人公。我讀了太多這樣的文學大師的作品。雖然我跟第三代詩歌沒走到一起，但是我承認我受了第三代詩歌或者第三代語言的影響，包括現在的叙述語言都是得到那個時候的真傳。但是我不使用那樣的東西寫作，我認為語言還是需要有感情的表達。所以從此以後，我走上了叙述，就是講故事。後面，我才越來越發覺，我講一個故事讓别人聽或者說我講出來的故事發表在刊物上是多麼酷的一件事情。我就愛上了這樣的寫作。

(引路人于堅老師 圖源：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E%E5%9D%9A/2868374?fr=kg_genera) 

李：那麼在您擔任這個銀杏文學社社長期間哈，或者是您作為銀杏文學社社員的這一員的過程中，在這段曆史當中，您認為最大的成就是什麼？

窦：最大的成就其實還是我們一批的大學本科學生跟現在的本科學生簡直是天壤之别。我覺得我們大學畢業以後，已經有了一種寫作的精神上和學術上的準備。我們那一代大學生學習嚴苛到什麼程度，我記得我們班有一個同學在上文學史還是古代文論的課的時候，這門課是一個老教授上的一門課，你要知道中文，多一分少一分無所謂，但我們這個同學期末考就是59分，人家老教授就是不給他那一分及格。這同學想不通，去找老教授理論。老教授就笑起來，說你來我家吃飯吧，我告訴你。專門為他不及格，老教授請他到家裡了一頓飯，告訴他，他的這個觀點，老教授是不同意的。不是這個觀點，是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啊。今天晚上我要和你争論，我要和你喝酒，我要把這個問題告訴你，争論明白，争論清楚。當兩個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時候，老教授讓他及格了。那個時候的氛圍就是這樣子的，現在哪有這樣的交流。所以，我認為我們這一代銀杏文學社的學生正因為已經遇到了這樣一批人和我們中文系的這樣一批寬容的教授，我們其實在大學畢業的時候已經做好了寫作上、精神上的準備和學術以及後學術的準備。為什麼說做學術的準備？就是說後來我們也在繼續學習。我們這批人經常聯系，然後經常會告訴你什麼書要讀了。比如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出版了，要讀呀。大江健三郎，要讀呀。餘華蘇童，要讀呀。我再舉個例子。比如說對存在主義的理解。現在我也帶學生，我發現很多學生根本不知道存在主義。比如，人人都說“要詩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其實他根本不理解存在主義。人生而痛苦，然而，人還要幸福地生活，這不是荒誕的嗎？這就是加缪産生的最核心的理由。海德格爾為什麼提出了“人詩意栖居在大地之上”？他是在講時間。誰都不知道，隻知道詩意地栖居。其實海德格爾在說，人類因為有了詩意而變得永恒，這就是人類，這就是人存在的意義。我早30年就知道了。比如，羅蘭·巴特的那本叫《戀人絮語》的書，很多人現在才開始去網上買那種新版本的。我這兒有一本老版本的，我找不到了。我放在我床頭放了30年。每天沒事我就要打開那本書。這本書是我從雲大圖書館借來的。我知道如果還回去，我就再也找不到那本書。那個時候我要畢業，不還書必須罰款十塊。十塊錢，我沒有錢呢，我找韓旭借去。現在我還差韓旭十塊錢，但我已經請了他喝過無數頓酒。這樣的書對我們影響巨大。30年前我就知道羅蘭·巴特，而現在還有很多人不知道。結構主義、符号學，還有我們作為一個小說家，我們必須關注的人類學、社會學。人類學在教你幹什麼？現在寫作的人，連敬畏兩個字都不知道。人類學起碼告訴你有生命以來的四百萬年與人類産生的1萬年的對比。它起碼讓你知道，其實你對一塊石頭都要充滿敬畏之心。我們那個時候就帶着這樣的東西告别了學校，離開了銀杏文學社。那個時候我們每一任社長的交接都很鄭重。我開了一個會，把銀杏文學社的這些事兒交給倪濤他們，然後我們就畢業了。有一次，我看到了于堅的簡介上寫着“持續寫作40年”，我哈哈大笑，我覺得他的這個說法就像他躲在暗處，偷偷地笑。然後我就從那天以後，經常介紹我自己的時候，就寫上——持續寫作30年，就真的沒有間斷過。所以，我現在也成為了雲南重要的小說家。

李：所以您是認為最大的成就是一直在文學上進行耕耘的這個精神，以及這個真正實踐寫作的過程。

窦：銀杏文學社教會了我的，就是堅持和如何堅持。如何堅持，我指的是生活。其實現在我們也可以感覺到，隻要是銀杏文學社的，即使不寫作，好像大家都過得很自在，大家日子都過得很好，沒有那種悲慘的那種“什麼為文學殉道獻身”的，那些是裝的、裝腔作勢的。一個寫得好的人的生活肯定是好的。

李：對，生活是豐富、細膩、美好的，就是他可能某一個瞬間都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窦：你得滿足生活當中的一點一滴。在學術上，你也要滿足你學術上的一點一滴。其實，對待生活還有一點，也是咱們銀杏文學社共同的一個點，就是你要關注他者。你要走進民間，因為第三代也就是走進民間。你要以一個民間的角度，站在他者的角度來寫作。所以80年代的西方思潮帶給我的，不是後面這一波年輕人所呈現出來那種“裝”。裝大師、裝牛逼、裝自己讀外國文學的姿勢。我從來不談我讀了多少外國文學的問題，我永遠談《紅樓夢》。你看在微信上，讀個什麼書要拍張照片，還要用鉛筆畫個波浪線，拍張照片發出去。我知道他們這樣做的人是永遠不讀書。因為他不知道這本書的重要性，所以他才會發出來的。知道這本書的重要性，我才不會做，我自己一個人會把這本書收藏起來，我巴不得把它藏了，全世界隻有我一個人在讀。

李：您剛才講銀杏文學社的一些老社員對你的生活和文學寫作影響很大，那麼您現在與這些老社員還是保持着一定的聯系呢？在八十年代以後，您是如何跟熱愛文學的這一群老社員保持聯系的？

窦：很簡單。其實真是大浪淘沙。你到了我這個年紀才知道堅持有多難，對吧？而且我們在經過了80年代的狂熱以後，馬上進入了90年代的物質的潮流。我剛才已經說了，到處都是在問你哪能搞到鋼筋水泥，到處都是倒騰鋼筋水泥的人。到了一個追求金錢的時代，文學一下消失的無影無蹤的時候，其實那一批不寫的人就過濾掉了。那麼怎樣經常保持聯系呢？就是隻要能夠堅持下來的，都在保持聯系。比如說我剛才提到的這些人。你比如說張稼文，一直到現在我們都有微信。那麼于堅呢，其實他的電話一直到現在我都還有。我們在八九年前他主持高黎貢文學獎的時候，他還讓我得提名獎，然後我們還跟他聚了一下。我的長篇小說發在《十月》上的時候，2011年，他已經帶研究生了。我到北京去跟一個影視公司簽約，就是簽我這部長篇小說的電視劇版權。回到昆明的時候，挺高興，就把在昆明的朋友，韓旭以及于堅這些，還有我們雲南文學界的很多人請在一起吃飯。那時候，于堅已經是一個“神”一樣的人物了，2011年，他已經是詩歌界的神了。他就突然出現了，在文林街的一個酒吧裡坐了一會兒，跟我說了一句話，“其實我隻喜歡寫作和一直堅持寫作的人”。他說，“我今天晚上專門來看看你。我就走了。”然後，他騎着他的小摩托又走了。其實那時候我就想了一下，真的就是能夠堅持下來的人包括像雷平陽、潘靈(《邊疆文學》的主編)等等他們都是受了銀杏文學社的影響。張稼文，我們的第一任社長，我們依然有微信，大家從來不說話，但是都在互相點贊。于堅，我與他不經常聯系，但是我們經常會會心一笑，包括看到他的文章的時候。韓旭也如此，他在《大家》雜志當副主編的時候，還編發過我的兩個長篇。包括倪濤，因為我們相近，也就随時在聯系，從來沒有間斷過。可恰恰相反，那些不寫的人，我們後來再也沒有聯系。

(《一路花瓣》刊于《大家》雜志(2003年第1期)，後改編成電影《扣人心弦》圖片源于網絡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A%A6%E7%BA%A2%E5%AE%87/12608422?fr=aladdin) 

雲大對于我來說是一塊神聖之地。我從離開之後，我再也不敢回去一次。因為我怕我之後不堪的生活，對不起母校。一直到我的長篇發了以後，突然覺得“哎，我怎麼沒有了這樣的感覺”，我那天偷偷跑到雲大台階上，反反複複爬了十幾次，我再也沒那種怕的感覺了。那種時候，我終于知道我戰勝了自己的心魔。那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可能世事就是如此。當官的就跟當官的聚在一起，做生意的就跟做生意的聚在一起，平凡的人沒有夢想，就跟沒有夢想的人聚在一起。而有夢想的人，大家也就自然而然聚集在了一起。因為還有一個寫作現場的問題。你長期不在場，你慢慢就疏遠了，而經常在中國當下的寫作現場的也就是那麼幾個，雲南的就更少了。雲南的這幾個人經常出現在中國當下重要的文學刊物上，他們自然而然就經常在一起了。

李：老師剛才提到的這個非常有意思，就是您說做官的，做商的，就是它是一個方向上，興趣上的一個使然，其實就是一個大家人生的軌道不一樣了。那麼另外一種，我覺得是一個歸類的方式，就是地域。就是我們有的人可能會說雲南的文學，它是受地域文化影響比較大的。那麼可能有的人認為，雲南省内各個不同地地區裡面的作家可能又跟另一地區的作家不一樣。比如說，大理跟昭通又不一樣曲靖跟文山，紅河又不一樣。那麼是不是在這個雲南省内部會存在地域流派這個問題。

窦：沒有流派。其實在雲南還到不了這個程度。雲南分為滇西、滇南和滇東北，如果要從地域來分，我指的是文學地域。雲南文學的大多數作家集中在滇東北。滇東北的這塊土地不美麗，不豐富，不神奇，面對的全部是大山。但是，出了很多優秀的文學寫作者。最近，我主動要求駐村，我住到會澤馬路鄉荒田村。那個村子是曲靖最北邊的一個村子，離昭通魯甸隻隔着一條河。滇東北全是大山，面對的隻有一個詞，就是“孤獨”。一個人面對着，面對着這樣可以要你命的事兒。你能幹什麼呢？你除了自問，還能問誰呢？所以，可能滇東北這邊就出現了很多自問的人，反思的人，對自己的靈魂在不停拷問的人，然後就出現了雲南當下的這一批大作家、大詩人。比如昭通這地方，就出了許多優秀的詩人，你比如說雷平陽、王單單、尹馬等等之類。他們詩歌寫得棒極了，他們超過了昆明的作家。但是不能這樣說，現在雷平陽和王單單現在也是在昆明。那麼在小說家這一塊兒，除了我和範穩、張慶國等等幾個不是昭通的作家以外，昭通的小說家也是占了一大部分。所以，雲南文學的重心就是在滇東北和昆明。昆明的因為寫得好，有些人就自然調到省城去了。我是一個不願意去省城的人，我喜歡我現在這樣的小縣城的生活。要不然，我早就調到省城去了，但我沒去。那麼我回到我剛才的答案，雲南文學其實沒有地域之分。雲南文學其實目前還處在一個“寫得好和寫得不好”這樣的分别。沒有派别的分别。但我不知道咱們詩歌有沒有。我覺得，雷平陽和于堅他們的詩歌其實是一緻的，沒有本質的那種差别，他們應該是一群人。 

李：就是寫得好的。

窦：對，隻有好作家和壞作家的分别。而雲南的現在年輕的作家當中，我覺得有一種不好的現象就是到現在為止還在“崇拜西方”，有一種動不動就扯一面世界文學的大旗披在在自己身上的傾向。他們很多人在瘋狂地閱讀，我認為可以讀，但沒必要到那個地步。寫作同閱讀密切相關，但絕對不是閱讀本身。

李：剛才窦老師談到地域文學，或者是說地域文化對于文學的影響。在這個問題上的回答，您說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說你認為不成立流派因為是寫得好更關鍵。那麼其實對于你個人來說，更重要的是寫得好與不好。那麼作為一個在雲南省比較優秀也非常高産的一個小說家，您實際地進入到了小說創作當中，那麼您認為什麼樣的小說是好的小說？

窦：我覺得這個問題之前是談不了的一個問題，但是現在我認為可以談。我認為我堅持的小說就是好小說。中國的一個著名評論家叫李敬澤。我在魯迅文學院就讀期間，他是我的老師，他現在是中國作協副主席。他說過一句話，“中國曆史遠未結束。”我覺得太對了。這是因為中國曆史從鴉片戰争開始呈現出來的是一種“亂”的狀态。從戰争之亂到我們現在的精神之亂，從來沒有結束。戰争之亂可以讓一個人死亡，難道精神之亂不也是這樣的？現在母親殺女兒，兒子殺母親，中學老師被埋在學校的操場裡邊十六年，中學生跳樓，比這些還要惡劣的現實，就是我們小說家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太多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其實就是中國人的思想，思想的曆史，還沒有達到西方那種平靜的生活的模式，一個西方人過四年，也跟過一天差不多。西方自從工業革命以後，他昨天跟今天是一樣的，今天跟明天是一樣的。可以說，西方的曆史早就結束了。那麼我們中國的曆史，就是梁啟超先生提出來的那種，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我們要建立一種新的制度，我們要成為一個新的人。這樣的曆史，這樣的夢想還沒有完全實現。我們現在的這些人的這種精神狀态，和魯迅先生那個時代的那種精神狀态，其實沒有什麼區别。這是我們中國文人的命。你得認命，這是中國文人的宿命。所以我認為好的小說是什麼樣的小說？是要讓生活在黑暗中、還在吃人血饅頭的、還在圍觀的、還在Q着的、還在覺得自己永遠趕不上的、找不到自己的這些人群，還在動蕩的曆史之中生活的人們，要讓他們看到溫暖，以及讓他們看見光明在哪裡。就是魯迅先生說的，給他們一條出路。所以我認為現在好的小說是關注他者的小說，而不是關注自己的那種小說。因為，那種小說在目前的中國還不成立。

李：老師剛才的回答中，我覺得有一個關鍵詞“關注他者”。那麼，其實對應到前面您說的關注，就是“到民間去”。那麼在您的作品裡，我們發現您會關注一些群體，比如拆遷戶、打工者、農民等一些像俄國文學當中的小人物，比較社會底層的這群人。您關注社會底層的群衆跟您剛才說的這個創作理念有關，還是受到您在曲靖日報工作的影響呢？ 

窦：兩者皆有。我覺得這也跟我們銀杏文學社所站的這個角度，以及我們雲大中文系的這些老教授教給我們的學者的這種風度，或者說學者的學養有關。銀杏文學社，那是我的青春期。我的青春期是和“于堅們”一起耗過來的。我們的青春期裡邊，我們的血液裡邊就寫着這兩個字——“民間”。我們不可能寫“我”，寫“自我”。

李：所以您也是在銀杏文學社與關注民間和關注他者的詩人的影響下，對社會底層的群衆比較關注。就拿您的一個關注他者的小說來講，您在《人民文學》2020年10月刊上發表了一篇以“脫貧攻堅”為背景的小說《牛美麗的手腳》。關于這個創作文本，我們很好奇，它實際上是如何産生的？

窦：這個文本是從我們曲靖會澤扶貧攻堅“十萬人搬遷”而來的。我當時一聽到這個消息，我就想來看。因此，我申請到會澤的這個小村子裡，住在了一個小教室裡。一個會澤，要搬遷十萬人進城。聽說會澤縣城裡本來人口隻有十萬。然後，搬進來十萬人，會澤城裡就有二十萬人口了。這是一個比較令我震驚的事。作家肯定要關注現實，跟現實融為一體。這樣的現實讓我想起很早以前中國的一次大遷徙——闖關東。在這樣一個大事件裡，我認為我肯定要做點什麼。《牛美麗的手腳》就是我關注這件事情的結果。十萬人搬進城裡，他們背井離鄉，他們如何進行新的生活，他們離開原來熟悉的故土，離開雖然貧窮的土地。這一個事件，給了我創作一系列小說創作的靈感。我主動報名來到這個會澤的小村莊也是因為我想看一看中國真實的鄉村是怎麼樣的。結果，我看到鄉村已經空了，每天都是靜悄悄的，基本上沒有人，沒有年輕人。但是，這個話題說起來很長。其實我在這篇小說裡就是想要寫鄉愁，因而有了小說文本的内容。我在《人民文學》邀請我的創作談上我也是這麼說的——感謝《人民文學》容納這種鄉愁。這是我的系列小說的第一部。接下來，我可能會關注他們一代人兩代人的命運，就是說關注他們搬進城裡他們是如何生活的，我相信第一代人肯定就是“牛美麗”的樣子，但是第二代就不一樣了，然後慢慢他們就會變成城裡人了。中國現在城鄉的差别正在慢慢縮小。所以，我覺得作家應該抓住這個東西。這個小說文本寫得很順利，然後我要感謝《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先生，他非常關注這個小說，标題也是他改的。

 (《人民文學》雜志。圖片源于網絡：https://book.kongfz.com/239154/1041885945/) 

李：您作為關注他者的小說家，我們了解到，您的簡介提到了您小時候父母為了躲避武鬥将您寄養給寺廟裡的和尚。這段童年經曆是否會直接影響到您的悲憫情懷，并将這種情懷運用到您的寫作當中去？

窦：我覺得會。雖然那個時候，我不記事。但是我有個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不停圍着一尊菩薩跑，一尊巨大的菩薩，每天圍着它跑。有個老和尚說，小心，别跑，别摔着。之前我問過我的奶奶，她說确實有這個事情。我自己覺得這個事對我的影響就是，圍着菩薩跑，特别像寫作。像藏傳佛教的轉山，一圈又一圈。我覺得寫作特别像這一種行為，就是你在做一種無用的努力，然後去達到靈魂深處的潔淨。你在清洗别人靈魂的同時其實你先清洗了你自己的靈魂。所以我說過一句話——其實寫作是一種修行。每次寫完一部小說，在我看來就是轉了一次山，或者說像是轉經那樣。除了這個經曆，我覺得另一個影響就是我不怕孤獨。我特别喜歡孤獨。我從來不在乎孤獨，就像我一個人現在坐在村子裡面，我完全覺得是一種享受。有時候跑到城裡去，我還會特别想念村裡的生活。我有一種深深的感覺，人生就是一場修行，能修到什麼程度是你的造化。我喜歡如來，如果來，如果不來，不是你的，你就随它去吧，我是更秉持這一種理念的人。我跟我的童年完全就是一個圓圈。所以，這一點其實對我影響很大。我天生就追求真的東西，我認為要追求真善美。我覺得人來到這個世間走一趟不容易，如果你還用假的東西來說服自己，欺騙别人，那你就白活了。所以我崇尚真善美。慈悲也是一樣，慈悲就是拔苦予樂，就是拔去人間的苦，種下人間的樂，這跟我寫作的路也不謀而合，所以我後面也找到了一個不寫詩的借口——我不應該寫我自己，我應該關注更多的人，那些吃不飽的人和還在生存底線上掙紮的人，以及各種各樣的人，我認為都應該關注和關心他們。 

 窦紅宇生活照（圖片來源：窦紅宇提供）